涅波讲述血色童年

62岁的涅波,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却不曾有过关于亲生父亲的片段,一分钟也没有过。残缺的童年,现在看来对涅波反倒是一种激励,无论是做父亲,还是做外公……“列拉,暑假很可能会来上海。她来的话,家里肯定会热闹许多的。”“六一”的前一天,涅波兴致勃勃,讲的是他12岁的外孙女儿。“她除了上学,还要学英语、拉丁舞,有时还会带她的小舞伴来家里吃饭……在莫斯科,她可能比我们还要忙!”因为出生的那个年代,涅波对“六·一”无所谓感受,但事实上除了工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莫过于外孙女的近况。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列拉的成长,对于幼年丧父的瓦列里(涅波)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补偿。

父亲在他出生一周时战死

1943年8月7日,也就是库尔斯克战役爆发后的两个月,涅波出生在了阿尔泰边疆的一个小村落。从严格意义上讲,阿尔泰只是他的出生地,而非他的故乡,若不是因为那场战争,他本应该在莫斯科出生,但为了躲避战火,怀有身孕的母亲带着当时仅有三岁的哥哥转移到了那里。涅波的父亲是苏联红军的一名坦克兵,在涅波出生之前,父亲就已经随红军奔赴了前线,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

库尔斯克会战是1943年苏联红军与德国法西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就战役规模而言,它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有关这场经典战役的数据统计不胜枚举,400万的兵力,6.9万门火炮,1.3万辆坦克,1.2万架的飞机……会战历时两个多月,最终,损失惨重的德军由于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而不得不转入全线防御。坦克大会战转变了德对苏战争的局势,却也改变了涅波的一生。事实上,库尔斯克会战在当年的8月下旬就结束了,但是父亲最终却没有能够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幸存下来。8月14日,涅波的父亲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场战斗中牺牲。而那时,涅波还只是个一个星期大的婴孩,他显然还无法体会到丧父的痛楚,直到慢慢长大,他通过母亲的口述,追忆起了对父亲的一点记忆。

童年记忆只有母亲和哥哥

“其实,我记忆中的父亲和你们所知道的相差无几。如果不是因为妈妈,我的了解可能少得还要可怜。”除了几张发黄的旧照片,涅波对父亲的认识,更多是通过母亲的口述。“我的童年里没有父亲,只有母亲和哥哥。战后的生活很艰苦,母亲也很操劳,都是为了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但没有人把我们当作穷人。”

涅波7岁那年,斯大林的“肃反”风暴刮倒了涅波的母亲。母亲是铁路建设局总会计师,由于有同情政治犯倾向,被免去了职务,关入“牛棚”,而涅波也被送进了孤儿院。饥饿,是涅波在孤儿院里最常有的经验。当时的每顿饭只有一小块黑面包,这显然满足不了男孩的身体需求,涅波甚至因为这个而变得全身浮肿。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每次吃饭发面包时,他只吃一半,把另一半藏进屋外厚厚的雪地中,然后做好标记,等饿了再去翻出来吃。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这个办法根本不管用。当他去找藏好的面包时,发现面包已经没有了,饥寒交迫的他站在雪地中,感到万分无助,当即大哭起来。有人告诉涅波,是狗闻到了面包的香味,刨开土把东西吃了。于是,他转而把面包放在树上,但是同样不翼而飞。若干年后,涅波才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孤儿院里年长一点的小孩都非常关注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在干什么,他们发现我把面包藏在哪里了,等到他们饿的时候,就捷足先登,把面包先吃掉了。可能每一个小孩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尽管有些想法,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但至少在当时还是觉得聪明绝顶。”斯大林逝世后,涅波的母亲被平反。度过了4年的饥寒交迫,涅波重新回到了母亲身边。

长兄若父,哥哥在涅波脑海里的形象也是如此。“记忆中,哥哥总是能够有办法弄到梨和苹果,他也总会把他弄到的东西给我,是很关系体贴我的。骂我、打我的经历,一次也没有过。”涅波回忆起来,也是一脸幸福的表情。“我哥哥比我大四岁。虽然是兄弟,但事实上,我们之间的性格爱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小的时候,他还会带着我,但长大一点后,他就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他们那个年龄段孩子自己的活动。譬如,去找姑娘这样的事情,他就不会记得我了。当然,我也在长大,后来我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因为年龄的差距,我们在一起玩的机会不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哥哥在学校学的是火车车体设计,毕业之后,分配去了阿拉木图,成了一名工程师,专门设计油罐车的结构。涅波一家也因为哥哥工作上的动迁而搬去了西伯利亚。

巴莉娜曾是体操冠军

涅波妻子巴莉娜,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苏联大学生运动的体操冠军,她的强项是自由体操。但是说起那段风光往事,俄罗斯妇人的反应总是稍显迟钝。“每次记者来,都是来采访他(涅波)的,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什么问题。所以等哪天,有个人专门跑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可以记起更多以前的东西。”在涅波的执教经历中,巴莉娜总是陪伴在他的身边,但因为丈夫对足球太过专著,她总是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

如今,打太极拳是巴莉娜的最新爱好,是邻居为了打发寂寞帮她报的名。每天早晨,她都和一帮中国老头老太交流着太极的真谛,这让她认识了更多的人。除此之外,对面邻居家的两条狗也是她每天都要关怀的对象。一条是白色的拉布拉多,一条是白色博美,每次隔着栅栏看到在家里忙活家务的巴莉娜,两条狗总会兴奋得帖在木栅旁边又跳又叫。听到叫声的巴莉娜,也会丢下手上的活儿,跑进院子摸摸两个家伙,或是给它们点零食吃。“我会和它们说话,和它们玩,好心的邻居有时候也会让我带着它们去小区里溜达。”久而久之,邻居家的狗已经彻底成为了巴莉娜的宠物。

偶尔,巴莉娜也会和邻居太太一道逛商店。中国特色的饰物是她的最爱,每每上街,她总有个念头就是要把整个店的东西都搬回去,每一件物品,她都爱不释手。在康桥的寓所中,一眼望去,都是中国结之类的中国货,这些全都是巴莉娜的外出血拼的战果。“在上海的生活是很愉快的,但说实话我还是盼着家里人能够过来玩。”巴莉娜一直在盼着夏天的到来,因为只有放暑假的时候,外孙女儿列拉才有时间来上海这边,而这件事情,她和老伴都期盼了很久。

涅波的家在莫斯科,他有两个女儿,都生活在莫斯科。大女儿已经40岁了,在马术场饲养马匹。二女儿34岁,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小外孙女列拉是小女儿的掌上明珠,才12岁,就已经是职业的国标舞蹈演员。事实上,列拉起的是和外祖父涅波同样的名字。涅波的全名是瓦列里·库兹米奇·内波姆尼亚奇,而列拉和瓦列里在俄语中只是分属同一个词的阴性和阳性。“我和老伴都很想念她们,盼望着外孙女放暑假,这样她们就能来上海了……”老两口在家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相片端详许久。“莫斯科天气越来越热,暑假应该不远了吧……”

儿时偶像是加加林

在年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涅波也不例外。中学毕业,刚好是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入太空的那一年,他受到很大的震撼和鼓舞,非常向往成为加加林那样的宇航员。但是要想成为宇航员,首先要做一名飞行员,于是涅波就报名去当飞行员,但是体检没有通过,于是便回到了大学。

20岁时的涅波,已经是体育学院大二的学生,根据前苏联的《义务兵役法》,他开始了三年的军旅生涯。和父亲一样,进入部队,涅波和坦克打起了交道。“我开坦克,是9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最初的3个月,都是在读理论课。但当我第一次爬进坦克,并发动起来的时候,我想只要是年轻人都能够想象那是怎样激动的一种感觉。”涅波兴奋地说道,“坦克发动起来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得让人又惊又喜,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只开过摩托车。”涅波第一次开的坦克,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而后,坦克的档次也越来越高,从T-52到T-62。“那是63年的事,我是第一批驾驶T-62的士兵。这种类型的坦克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当时国家最高一级的机密。”

在部队的日子,涅波凭着自己的聪明勤奋,成为坦克部队的机械师,还被评为“优秀士兵”,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成为一个军官。服完兵役后,涅波回到学校,开始大三的学习。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声乐老师——巴莉娜。

喀麦隆队真叫难带

作为职业教练,涅波最风光的一页是1990年世界杯率领喀麦隆打进世界杯8强,但他本人对当年的这幕辉煌却并不愿意多提及。“我只是运气好,在最需要、最适合的时候,出现在了那里,仅此而已。”与此同时,涅波对喀麦隆的印象几乎全是停留在艰难困苦上。“太可怕了,那里实在是太可怕了。”一旁巴莉娜,不停地附和道。

“在我执教过的地方里,没有比喀麦隆更加困难的地方了。具体的困难,花一个星期时间都讲不完,没有水,没有球,没有服装,没有场地……”涅波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是关于他到喀麦隆之后召集国家队的第一场集训。那天,报纸和电视台公布出了国家队名单,以及第二天早上8时在体育场集中的消息。那是涅波对喀麦隆国家队的第一次集训,他一共圈了40个队员的名字,他当时是能够建立一个国家队的雏形,但他的愿望显然落空了。“你知道第二天来了多少个队员吗?”俄罗斯人用近乎夸张的表情看着我们,对于我们的答案一副关切的模样。“4个!总共40个人里,只来了4个,一只手五根手指都用不完。”这样的数字,足以让人吃惊。“没来的人里头,有一部分在法国,一部分说没有钱买车票,还有一些说买不到飞机、火车票……其实,有20名队员就在这座城市,可他们就是没有来报到。”涅波起初还是有些惊奇,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新鲜感就消失了。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支国家队不遵守纪律,事实上,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没有纪律的观念。“纪律对于一支团队的重要性,在那里,并没有人关心。而且,职业足球距离他们还很遥远。”

在距离世界杯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涅波带队去了南斯拉夫。按照一个位置上三个人的要求,他带了33人。等到开赛前的最后时刻,按照一个位置上两个人的标准,带22个人。但事实上,他们总共只有四只足球,无论是对33人还是对22人来说,这样的数据都小得可怜。“当时,队里面穿什么样衣服的人都有,站在训练场里,整个一杂牌军。”后来,涅波和球队在南斯拉夫自己凑钱找到了当地的一位经纪人,这才买来了训练用的衣服和球。参加世界杯之前的一个星期,阿迪达斯为他们提供了统一的服装。“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涅波回忆说。

差点错过阿根廷

1990年意大利的那个夏天,对涅波来说毕生难忘,这还不只是因为他的喀麦隆队打进了8强。

“当时我们很有可能错过与阿根廷的比赛。如果事情真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现在的这段历史了。”事过境迁,当时的小组赛对涅波来说印象深刻。“当时,队里面的球员一致声明:我们不打这场球。原因就是之前的预选赛出线奖金没有到位。那时,距离与阿根廷队比赛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很少有教练能够体会我当时的处境。”终于,在赛前两天的时候,奖金问题解决了,悬在涅波胸口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揭幕战,喀麦隆在少两人的情况下,以1比0奇迹般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进球的是比耶克。在此之后,“非洲狮”又凭借着米拉的两个球,2比1战胜了罗马尼亚。小组赛第三场,喀麦隆人继续着让行家们大跌眼镜的表现,0比4大败于前两场大败已经失去出线资格的苏联队,最后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复赛。在和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里,喀麦隆队最终以2比3败北。但世界杯8强的成绩,已经足以让涅波和他的那支喀麦隆队载入非洲足球的史册。

“大自然赐予了非洲球员很多让别人羡慕的东西。像巴西球员一样,你很难在非洲找到一个技术粗糙的,他们可以随随便便闭着眼睛垫球,球不会掉下来。但要找一批有纪律观念的队员,却是相当的困难。”涅波的那支喀麦隆队里,队员中很少能打上职业比赛,即使有也是在低档次的联赛。“当时队里,只有两个人在法国顶级联赛,九个在下一档次联赛。至于剩下的,只能说是足球爱好者,也就是在国内踢‘野球’的。由此,你就能够想象这支球队的含量。”

涅波对于非洲球员的评价,是善于自由发挥,但体能情况不好,缺乏控制场上局势的能力,“赛前给他们布置的战术纪律,一般来说,他们只能遵守10到15分钟。先进球还好,如果被对手先进球的话,那就一片混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足球太复杂了

和非洲球员有些类似,涅波眼中的中国球员同样很有天赋。“在我到过亚洲的几个国家里,中国球员是最有天赋的,而韩国球员最守纪律,日本球员最动脑筋。”之于球员来说,天赋的意义可以扩得很大,同样也可以很渺小。但球员成长中的问题,在俄罗斯人看来却实在是一个太过宽泛和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三个国家足球水平的较量中,中国常常落在别人的后头?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太困难。我只能说,中国球员的这把心锁实在是太过难解了。”“在中国,职业球员到了职业队之后才开始接触到职业观念。譬如比赛前一天,还得和队员说,‘别喝酒,别抽烟,别出去找姑娘。’事实上,这些都是在球员青少年时代就应该解决掉的问题。我的观点,球员从孩子开始一接触到足球的时候,就得有人告诉和训练他们职业足球的操守。青年队教练除了基础技术之外,应该从培养职业意识的角度出发,对小球员进行教育。职业规范,不是等到进入职业队,而是要从小树立。但从中国足球现在的情况来看,则是倒过来了。”

除了职业意识的培养,涅波还谈到了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系统。不同年龄阶段的球员,要施以不同等级的训练和比赛,但现在的中国足球却有些混淆。“这里没有规范的青少年以及预备队联赛制度,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年轻球员的不堪重负。”涅波随即提到了申花队的毛剑卿,“毛剑卿才18岁,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未来。但是撩起他的裤管,你看到的腿,就像是已经踢了一百年的职业足球……”老头不停地摇头,满脸的遗憾,“很多年纪轻轻的孩子,他们浑身上下都有过很重的伤。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国足球给他们这些年轻球员的负荷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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