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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骑士

在这篇第一人称的叙述中,一位前意大利炮兵中尉回忆了他和他所在的“沃罗伊热”骑炮团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的经历,意大利的马拉野战炮兵在俄国前线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沃罗伊热(Voloire),在古皮埃蒙特方言中的意思是“飞”,1831年,来自意大利半岛北部山区的各马拉炮兵连被以此命名,以彰显其运动之快速、甚至于能够迅速地从小跑转入放列并开火。他们主要用于配合骑兵,能够在任何地形和速度下跟上骑兵部队,有时也用来支援步兵。意大利统一后,“沃罗伊热”成为意大利陆军中的最精锐的骑炮兵团。1941年,该团成为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最先派去参加希特勒的侵苏“十字军”的部队之一。

二十三岁的阿尔巴诺・卡斯特莱托中尉(Albano Castelletto)是这些驰入俄罗斯的“沃罗伊热”骑士中的一员。1918年出生于博洛尼亚的他,在帕多瓦学习了工程学,但对马的热爱使他毅然加入了骑炮兵部队。1941年春,卡斯特莱托在意大利北部戍守,他所在的团正在准备为墨索里尼举行的大阅兵。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盛大的骑兵检阅,三个快速师共有超过一万人马列队经过检阅台。阅兵之后,该团即着手进行进入东线前的最后准备。

在第聂伯

1941年8月底,经过长途行军,先是从意大利北部坐火车到罗马尼亚,再从罗马尼亚穿越乌克兰大草原,我所在的部队到达了第聂伯河,并作为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一部,沿河的西岸部署。第2骑炮兵营被派去支持第3狙击兵团。我还能记起那些棒极了的官兵,随着第3狙击兵团的被歼灭,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第一年的战斗中就倒下了。

我是一名中尉,指挥第2骑炮兵营的一个观察和通讯组,被派到部署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郊区的一个狙击兵摩托车营。那是一个很平静的时期,只是偶尔向敌炮兵阵地打上几个齐射。我们的营地附近有一个大型工业区,无数的大工厂,都被俄国人在撤退前破坏了。出于好奇,一次我走进废墟,想看看苏联工业化到底达到什么程度,这在意大利几乎没人知晓。突然,从一处建筑里出来了十来个没有武装的苏联士兵,举着手,说着:“Dobry Italianski”(“好意大利人”)。我带着俘虏回到营里,狙击兵们冲我大笑不已。

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整建制的苏军会在晚上过河来投降,狙击兵们为他们登记姓名,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中有一些是军官和军士。他们确信自己将被转到意大利的战俘营里,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战俘营,只能将他们马上移交给德军。我仍然记得一些人噙着泪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交给德国人,他们中间早就流传着德军如何非人道地对待战俘。自然,甚至在苏军中,消息也传得飞快,突然之间,投奔过来的开小差的苏军没有了。

越过第聂伯河

1941年10月初,经一座我们的工兵建的很长的浮桥(超过1公里长),我们越过了第聂伯河,该桥几次被敌人炮兵摧毁又几次在炮火下被抢修好。我们营过桥时平安无事,只有几发炮弹呼啸着飞过头顶,落在水里。但我知道当1营过桥时,一发炮弹几乎垂直地落在桥上,将桥炸为两截,桥身被水流往下游冲,绕着各自的锚固点转,彼此越分越开。必须为德国工兵记高分,他们冒着炮火,爬到断桥上,将它们拉拢,修好了桥。我们在桥上的炮兵们也应得到高分,他们使十分紧张的马匹保持了镇静,没有乱动。

10月中之后不久,开始了多雨的季节,泥泞的道路变得几乎难以通行。我们被编成四个纵队,直奔斯大林诺。泥很深以至分不清路和周围的田野。当所有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摩托化部队深陷泥足无法前进时,马拉炮兵却能继续前进。但我们不能指望补给,装载它们的SPA 38卡车队也已经陷在泥里几天了。但当“萨沃伊”骑兵团取得进展时,行军对于我们各骑炮兵连来说成了真正的折磨。火炮的轮子、马车和弹药车都陷到了轮毂,泥也没到了马的后腿的一半。尽管受到吆喝甚至鞭打,她们尽力立起后腿想往前冲但动弹不得。此时,除了马夫外炮兵们都下了马(汉译者注:为了使骑炮兵跟上骑兵的速度,“沃罗伊热”骑炮团的炮手们历来都是骑马的),跳入及膝的泥中,将辎重车和弹药车上的物件和弹箱一次次地搬走,以减小车重,其他人则奋力推火炮的轮子,因为火炮显然无法减重,来帮助已经精疲力竭的马队。经过这段最难行的路后,泥浅了些,我们终于能够赶上“萨沃伊”骑兵团。两路骑兵纵队,在骑炮兵的支援下,孤军力战苏军后卫部队,第一个到达并占领了重镇斯大林诺。

第一次冬季战役

冬天来临了,天开始下雪。在停留亚西诺瓦塔亚期间,在火车站里,我们被一队芬兰志愿军惊呆了,他们甫一抵达,就从车厢里跳下来,脱去全部衣服,在雪里打滚!而我们意大利人则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气温已经降到零下。

11月初,我的组被派到第79步兵团的一个营,以引导骑炮兵支援该营。由于种种原因,我也引导第8炮兵团的100毫米火炮,后来还有一个105毫米炮兵连。同时,我们的战斗轰炸机也大驾光临,他们的炸弹更使敌人雪上加霜。当然,我们的阵地也遭到敌人火力的攻击。

在某个位置,我注意到一支可观的苏军正在攻击我们战线右侧的枪骑兵团。我用无线电联系了博多(Bodo)中尉,他是第3骑炮营的指挥官,我要求他将炮火向右转移,以掩护枪骑兵。他立刻照办。但此时无线电里一个声音冲着我喊:“你竟敢不通过上级擅自转移火力?”我回答:“因为按我的判断,遭到压倒优势的敌军进攻的枪骑兵们,需要炮兵的支援。”但电台里的声音愤怒至极,“这是33(我记得是33,但也不能肯定,但确实是指挥这次作战的将军的呼叫代号),我命令你不得自行转移炮火,你只需做你份内的事,就是校射。”我回答:“不管你是33、66还是99或者别的什么,离开电台,别占着,这里打得象炼狱一样,我需要与炮兵通话。”那个声音沉默了,我得以继续镇静地引导炮火直到战斗结束,终于,我们在苏军的战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80步兵团得以突围。那个将军后来大度地原谅了我当时的无礼。

1941年的圣诞节前夜,俄国人确信意大利人正在忙着过节,于是以重兵攻击我们的前沿阵地。这些阵地由得到靠前部署的骑炮兵支援的意大利步兵防守。我们的支撑点是克莱斯托夫卡(Krestovka)村,骑炮连就部署在那以支援一个法西斯黑衫营,村子遭到了大批苏军的进攻,敌军的战斗轰炸机也对我们进行扫射和轰炸,我们只能脸朝下卧倒在雪地上。

空袭后我出去侦察,意识到敌军优势巨大,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用无线电向总部报告了形势的严重性。由于我们步兵的防线远在后面,我发现自己孤悬于撤退的友军和推进的敌军之间。我通过无线电让炮连继续射击,而我自己与两名电台操作员则开始后撤。我们通过无线电保持着联系,电台装在一个雪撬上,运动时也能发送。我刚撤到炮连,只见两名军官镇静地挂上两门火炮,而另两门仍然在与机枪一起射击。就这样我们每次往回拖两门火炮,而另两门则继续回击,这样交替着,整个炮兵连回到了主阵地。两天后,得到骑炮兵支援的我军步兵,夺回了圣诞节丢掉的村庄。

1942年1月4日,刮起了强风暴雪,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47度。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温度计的刻度没有这么低。幸运的是,我们都呆在屋里,屋主人们早已逃离了村子,但给我们留下了炉子和油灯。室外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如果不戴耳罩,我们的耳朵就会象被割成两半儿似的。手套只能取下一小会儿,鼻子、嘴和额头都被捂得严严实实,但寒风还是象无数的大头针一样扎着我们的眼球。眼泪冻结在眼帘边,胡子也冻住了。不戴手套,我们根本不敢触摸金属物体,因为手上的皮肤会被粘在上面。

酷寒引起的最大的问题是武器。火炮减震器的润滑油冻住了,使有些部件无法作用。冻结的润滑油也使机枪和车辆无法使用。至于马,尽管置身密封良好的粮仓内,她们的毛还是长得非常的长,看起来倒象是山区的山羊。当被牵出去训练时,她们的毛覆满冰雪,以至于要用硬梳子才能除去。幸运的是,苏军毫无动静,想必他们也正遭着罪。

从补给仓库运来了成麻袋的冻成块儿的葡萄酒。三、四天后,风雪停了,温度慢慢回升。据俄国百姓说,1941-42年的冬天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之一,连老人也不记得经历过这么低的温度。现在我在想如果我们1943年撤退时也是这么低的温度的话,将会是多大的灾难,我记得43年时温度从来没有低于摄氏零下20到 22度。

一个朋友为我而死

在小奥尔洛夫卡(Malo Orlovka)村前面,有一个高约250米的小山丘,在我们的战线之外,地图上的标高是296.6米;她阻碍了向敌方的视野。指挥部决定在那个山丘上建一个小型观察站,左右各由一个机枪阵地掩护。观察站是一个简单的坑,大约3米宽,3米长,深约2米,四周以木板做护壁,地上也铺以木板,顶上十字交错地铺着锯下的树干,上面覆了土。朝苏军一侧开了一条观察缝,后面则开了一扇门。

观察站里有一个炉子用来取暖,骑炮营的两个观察组,即我的组和布佐尼(Buzzoni)少尉的那个,每24小时轮换一次。换班在每天清晨进行。2月27日晚上,在当班前,我病得很严重,神志模糊,呕吐。当我撑着准备去接替布佐尼时,阿莱桑德罗・桑坦德雷阿(Alessandro Santandrea)中尉,营副官,见我的惨样,慨然提出替我去当班。他与我的组员去了观察站。直到那时,观察站还从来没有遭到过炮击。有几个晚上,小股敌军的零星攻击都被机枪阵地轻松地击退。但那天早上,天知道怎么回事,俄国炮兵瞄准了那个观察站。在营部,我们迫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观察哨焦急地跑来,“快去桑坦德雷阿中尉那儿!他被一发炮弹炸伤了,很严重!”

我们带着一名军医飞快地跑到观察站,把伤者移到雪撬上运回营部。看上去他象要好起来的样子,但医官检查了伤势,发现许多的弹片穿透了两肺,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几分钟后,我们的“桑德罗”开始口、鼻流血,死了。他倒在我的岗位上,并不是他自己的份内的事,是为了我能多休息几个小时快点好起来。没有切身体会的人很难想象当时我是多么的绝望和悲伤。我的一个共同战斗了几个月的同志和朋友去了,不是在履行他自己的而是我的职责的时候。直到今天,想起那个早晨,我都会觉得不安。

夏季行动

春天和夏天,我们与“萨沃伊”骑兵团一起,在顿涅茨和顿河之间的漫漫无尽的大草原上策马前进。天很热,经常高于摄氏40度。我们的饮水,全靠运水卡车运来,每人每天只有一升,军马则每天只有半升。当水运来时,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总是渴的,必须要用很大的劲儿才能让她们小口地喝而不至于引起腹部绞痛。

到了9月底,骑炮营被派去支援“诺瓦拉”枪骑兵团。一天,我们出发去拦截撤退的苏军,到了一个有一个大粮仓的村子。纵队指挥官决定将一些疲惫的马留下,包括我们的两辆弹药车的马,其余的继续前进。博多上尉命令我留下负责,在村里休整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出发赶上队伍。然而,当天下午,一名下级军官带来了命令,让我立刻出发赶队伍,他们认为我也许会有用。这名军官则将在次日动身。我给巴代西(Badesi)上了马鞍,他是我的极棒的七岁的爱尔兰栗色伙伴,我策马一路疾走,进入草原,沿着前面的大队人马留下的印迹前行。但是,就象在无尽的俄国平原常见的那样,夜幕迅速降临,甚至没有黄昏。三个多小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漫漫的黑暗之中。没有月光,没有路,在没有区别的草地里再也分不出部队的足印,在左边,右边,我听到了自动武器的射击声。我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起找到队伍,我更可能成为苏军的俘虏。我掉转巴代西,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他。我放松缰绳,巴代西策步疾走,在漆黑中过了三个小时,我发现来到一个完全被遗弃的村子,所有的房子门户紧闭。但巴代西没有停步,一直走到一扇关着的门前。我迟疑了片刻,不知道村子里究竟是俄国人还是意大利人。我下了马,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决定敲门。当大门打开,我见到了熟悉的不久前刚离开的粮仓,以及留下的军马,还有守卫的炮兵和枪骑兵们。长出了一口气后,我拥抱了我的漂亮的爱尔兰栗色伙伴,口中嘟喃着:“谢谢你,巴代西。”我可怜的朋友,有谁会知道那个灾难的撤退的晚上你遭遇了什么厄运。我会永远记得你,我一到团里,你就伴着我,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你始终是我忠诚的伙伴。

第二天,我赶上了队伍,继续观察员的职责。我与“诺瓦拉”团的一个骑兵连一起,被部署在一座完全遗弃的山丘上,离最近的镇子也有6公里多。我们挖了散兵坑,并用木棍和泥土覆盖,既防严寒,也防零星的苏军炮火。阿尔比尼(Albini)上校命令我去找地方建一个观察点,以定位敌炮兵阵地并引导我方炮火进行压制。

我和小组上了马,这次我的坐骑是“乌拉尔”,一匹爱尔兰栗色轻型马,几乎可以说是匹帕拉米诺马,11岁。我们选择了平原上的一个高点,对苏军炮兵有着良好的视野。我们下了马,将马系在一个土丘后。我用无线电呼叫炮连,并报告了苏军阵地的坐标,我让他们先向一个假目标射击。在校正后,我将炮火引导到真正的目标上,正中苏联炮连的中心。

我和两名无线电操作员都伏在草中,但苏军观察员很快意识到他们遭受的炮击是由这个小山丘上的人引导的。他们向我们瞄准预射。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出色完成,该撤了。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马附近爆炸。可怜的乌拉尔后腿立起,绝望地嘶鸣,倒在地上,肚子开了,肠子也流了出来。我所能做的只有用手枪朝他的耳朵开枪,并撤离已被发现的阵地。乌拉尔救了我们和其他的马,因为炮弹就在他的肚子下和腿之间爆炸,他的身体为我们遮挡了许多弹片。我没有注意到一块很细小的破片穿透了我右手的手套,扎进了我的皮内,到现在还是个纪念。我的马救了我两次。

在顿河

我们到达了顿河的目的地,骑炮营被派属“库内恩塞”山地师,作为第4山地炮兵团的补充。我们位于顿河的大弯处,在诺瓦亚・卡利蒂亚(Novaya Kalitva),或许是河弯的最东的地方。

冬天来了,银装素裹。顿河结了冰,但温度还能忍受,只是摄氏零上几度。我们小组与第2山地团的萨鲁佐营在一起。山地兵几乎挖了一个地下村:3米深的“房间”和“道路”组成的体系,都有顶盖和装甲保护,人可以舒服地站立其中。我在这个舒适的有取暖的“家”里打发着日子。晚上,我呆在有装甲保护的位于顿河陡岸的高处的观察站里。

日子慢慢过去,我们倒数着这个前线轮次还剩下几天。我们等待着接到命令转到在沙波尔尼科沃(Schapolnikovo)的团基地,在那里开始回国的程序。同时,我也在想派到库内恩塞师将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完成了从1941年夏开始的一个循环。它始于第3狙击兵团,接着是摩托狙击兵营、“萨沃伊”骑兵团、“诺瓦拉”枪骑兵团、“帕苏比奥”师第79步兵团、“都灵”师第81步兵团、黑衫军团,然后又是“萨沃伊”骑兵团和“诺瓦拉”枪骑兵团,再接着是德国步兵(我们骑炮兵表现非常出色,反应迅速,准确,德军指挥官对我惊呼:“意大利炮兵真神奇!”),最后是第5山地团的“埃多罗”营和“蒂拉诺”营。

然而,这些最后的日子一点也不平静,冰封的顿河河面使苏军随时可以过来。晚上,我们或者苏军的观察点的士兵只要看到一个黑影或者可能是只狐狸或别的什么的东西,就会开火。马上,对岸的步枪、机枪就会响个不停,几分钟后才停息。这只能是浪费弹药,但却让我们保持警觉状态。

从我的观察站以及我左、右的其他站,我们注意到俄国一侧车辆和部队的大量运动。我们看到“卡秋莎”多管火箭炮齐射的巨大闪光。他们并不是瞄准我们,而是我们的右翼,步兵师和快速师的阵地。我们的左边是“朱利亚”山地师和“特里丹蒂纳”山地师,再往左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汉译者注:他的回忆显然有误,实际上匈牙利人在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西北,而罗马尼亚人则在其东南)。我和其他观察组的头儿从各自的观察站不停地向指挥官报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无法想象在我们战线前面发生的只是俄军强大攻势的开始,这个攻势最终将摧毁沿顿河的所有轴心国军队。

在意大利山地军的右翼和左翼,到12月10日,苏军已经突破了意、德、罗、匈各军的防线,因此三个山地师被孤立了,意-德最高指挥部却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指挥部故意不让他们了解战局,相信山地军的抵抗能够使快跨了的其他部队有重整的机会。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苏军的攻势如同雪崩,已无法阻挡。

原英译者注:沿着整个前线,轴心国军队被击退,许多意大利部队被俘。当卡斯特莱托的部队被迫投降时,两个军官举枪自杀,不愿落到俄国人手里。卡斯特莱托和其他几个炮兵同伴被移交给了游击队,被强迫向一座集中营行进。整整三天,意大利人没有食物,衣不蔽体,直到被一次山地军的反击所解救。

尽管他不再是苏军的战俘,卡斯特莱托和山地军还是被苏军包围着。1943年1月26日,在尼科拉耶夫卡(Nikolayevka)附近一系列惨烈而殊死的战斗之后,山地军突出了包围,并一路向西。在战斗的同时,莫斯科电台报道称“在苏联前线只有意大利山地军可以算做没有被打败。”(汉译者注:苏联官方的第 125号战报也有同样的记录,但该份战报后来从苏方档案中“失踪”)。撤退是一场恶梦,卡斯特莱托 还记得绝望是怎样笼罩着一些战友:“最糟的是看到那些大个子们,看起来那么强壮和健康,倒在雪地里,任我们怎样吁求,也不愿起来。有时我真想掴他们,但即使他们挣扎着站起来,蹒跚了几步,我回头一看,他们又倒下了。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沮丧地重新上路,因为不能落下。”幸运的是,卡斯特莱托和他的许多同伴最终到达了自己的战线。从这次磨难中恢复后,他被送回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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