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士的绝死宣言!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时任第5军军长)

“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不惜一切代价,全歼日本钢军,夺回昆仑关,打出第5军的威风来!”

1939年11月,日军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为了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向所属各师下达如此作战命令。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被击毙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被打死。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凇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航委会当时命令不抵抗,而高志航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长)

“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 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驻守上海的为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全体将士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日军兵分5路进攻闸北,19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日军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蒋光鼐这样表达他的抗战决心。 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1937年,日军7万人直扑太原,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等待援兵。他和5000官兵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与日军在此血战十日,反复进行拉锯战,姜玉贞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后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姜玉贞奉命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原平死守为忻口会战歼敌2万赢得了时间。

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李宗仁(1890~1969,广西临桂人,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台儿庄战役最惨烈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做出如上答复。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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