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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 命令下达 部队出发

1979年2月16日下午17时,向红河边境线推进的命令来了。接着,营属重机枪连的排长阿尔子日带领该连第3排,团特务连副连长梁永和带领2名侦察兵,先后来我连报到。另外,给我们连担任越语翻译的一名边民也来了。

连长命令各个排马上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命令炊事班立即生锅做饭,要求把最好吃的东西全部煮上,目的是要让全连吃上这最后的一顿饱饭。

我们立即开始各项准备:一是把被褥连同留守物资一起打包,交到连部由副指导员安排人员送到营部;二是每人打好各自的绑腿;三是清理随身作战物资,并检查各自的武器装备

真正的战斗就要打响。这在我们每个参战人员的心中,虽然是盼望已久的时刻,但说句心里话,在真正命令还未下达之前,人人都可以口若悬河的说“为了祖国的利益,时刻准备牺牲一切”的豪言壮语。但到了真真切切要奔赴战场的时刻,大家的心里还是充斥了真正的恐惧感。虽然这种感觉是短暂的,却在我的记忆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有过。

因为我从当时大家那僵硬的脸部肌肉和表情上,感受到了战争给大家带来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毕竟我们都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场面,更没有真实地打过仗!

我当时虽然也有过一时的紧张,但作为一名干部,我深深的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给部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于是,我慢慢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努力把平时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展现给大家,为的就是鼓舞战友们的士气。

也许就是人们说的那句“艺高人胆大”吧,经过短暂的调整后,我反而有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冲动。在我的影响下,至少我排40多名战士的情绪和心情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在整理自己的装备时,特别准备了一包“红山茶”香烟,为防雨水浸湿,还特别小心地用塑料薄膜包裹了几层,放进了冲锋枪子弹袋右侧平时放擦枪布的小袋中。

“这包烟我要到最困难的时候才抽,特别是当我负伤或要牺牲前,一定要给我点上一支哈!”我对通讯员滕传胜专门交代了这样一句。

我清楚记得出发的时候,身上的香烟一共有“三七”2包,“大重九”1包半,“红山茶”1包,除了子弹袋里的“红山茶”,其余的分别放在了衣服的下面2个口袋里。

我还将一张面值5元的人民币,用包手枪用的一小块红绸布包好,作为最后一次党费,放进了冲锋枪子弹袋左侧小袋中。另外,把急救包放在了右侧上衣口袋里,左侧上衣口袋里则是我那装有26元人民币和一张黑白照片的塑料钱包。也都给通讯员一一做了最后的交代。

我当时真的已经作好了随时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了。我记得很清楚, 2班长唐建林、7班长谭贤荣、9班长程泉等,也跟我的想法一样,既然上了战场就不能给中国军人抹黑,压根就没想着要活着回来!我们心里想得最多的,那便是要打就要打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和气势来,更要打出我们四川人小、快、灵的特点来!

开晚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有点罐头炒菜罢了。那个年代能有什么好东西呢?再说又在荒山野岭之中,我们的军需给养都是到当地农场去采购的,他们的生活物资本身已经够匮乏的了。

今天开饭,没像平时那样要先唱首歌曲什么的。还有一个跟平时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的动作都比以往快了很多,多数人都没有说话,“呼,呼,呼”几扒拉就吃完了。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哈!” “多吃点,还不晓得这顿饭要管好久哈!”我和2班长唐建林、7班长谭贤荣、9班长程泉凑到了一起,互相提醒多吃点。

“也许没得下顿了咯”

“管他的,吃饱了再说”。

我们的闲谈也许能给大家缓和一下紧张的心理。

我们四个人吃了饭连碗都懒得洗了,全都甩到了山坡的草丛中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从现在起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

饭后,安排每班2人挨个到炊事班去,帮助全班往水壶里灌满最后一次真正的开水。

当我把自己的装备整理完,并逐个检查完战士们的武器装备后,估计自己的重量虽然比战士们少了很多,但也有个10来公斤吧。 我要求我的战士们必须把衣服袖口挽至肘部以上,这样人就显得很有精神,而且行动起来利索得多。

20时整,准备出发的集合哨音响了。按照任务和序列,我站在全连的第一个,特务连副连长梁永和与2名侦察兵站在我的身后。此时的我反倒表现得十分的平静。

我觉得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集合,它比以往任何一次集合,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因为我们为党为国家杀敌建功的机会将从这里开始。今天我和我的战友们能整齐的排在一起,明天呢?后天呢?谁也不知道有谁会在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中离开这个战斗集体。

那么,等到凯旋的那一天,我们的集体还能这么整齐么?

指导员朱山荣首先讲话。他讲得是那样的严肃和庄重,语调也比任何时候都高了几度,我听得最清楚的几句话是:

“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已经到来,惩罚越军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要发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护送团后勤保障物资顺利、安全抵达目的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回答是山呼海啸般的响亮。

连长接着宣布了出发的命令:

“今天晚上,我们团主力马上就要偷渡红河执行穿插任务了。我们6连的任务就是在明天拂晓前到达红河边境的洞坪渡口,与团后勤骡马大队会合后,在师前指的指挥下强渡红河。”

“1排!配属重机枪连第9班和40火箭筒第10班,担任全连的突击排任务,由团2名侦察兵协助指引道路,在连队的最前方开进。

2排!配属火箭筒2具,随4排60迫击炮班和连部、重机枪第七班,在1排后跟进,并负责团后勤指挥所的保卫任务。

3排!配属重机枪第8班,火箭筒2具,在骡马大队后跟进,负责全连的断后任务。”

“各排的对话机在战斗打响前不得使用明语,平安无事使用‘呼——’‘呼——’长吹气声替代,紧急情况时用‘呼,呼,呼’短吹气声替代,战斗打响后可以使用明话!”

我当时马上意识到连长为什么要让2排担任预备队随他行动,因为2排长白让高土过去就是他一个连队的老部下,人又比较本分一些,使用起来自然要顺心顺手得多。在这个战斗就要打响的节骨眼上,他多少还是有点私心的。当然我们也是理解的。

“今晚的口令是‘老牛-爬坡!’”

“队伍行进中,一律采用单列开进!不准说话和发出灯火!任务都清楚了没有?!”杨忠玖下达完命令问道。

“清楚了!”全连齐声回答。

“出发!”连长最后下达了向洞坪渡场出发的命令。

我随即发出了我排的开进顺序的命令:2班配火箭筒2具在前担任尖刀班,由2个侦察兵引路;我和梁副连长、重机枪第9班在后跟进;1班配火箭筒1具随后;3班配火箭筒1具殿后。

其实我们走的路线都是事前设计好了的,侦察兵也是很熟悉的。

为了不惊扰当地老百姓,隐蔽地接近洞坪渡口,我们采用了避开农庄和农场,不走大路走小路的方式。

出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然而月光满天星空万里,借着月光可以清楚看见蜿蜒的小路。也许是大家已经被战争即将打响的气氛所笼罩,一路上除了“向后传,跟上”的口令声以外,听不到一个人的说话声。

洞坪渡口距水头上寨的直线距离约6.5公里,但经过蜿蜒的爬山过坎,就足有13公里之多。渡口位于洞坪农场西南侧约1.5公里。

洞坪位于我方坝洒边贸口岸(越方也有个叫坝洒的县城)以东约10公里,河口县城以西约5公里,与红河对岸的越南151高地隔河相望;红河河床宽约80米,水面宽度约60米 河流在此处呈S形(国境线以河中心为界),这是战前经过侦察与实地勘察选定的强行渡口之一。我39师前方指挥所就设在洞坪农场场部。

大概在17日的凌晨1时多,我们顺利的赶到了洞坪渡口。我带领1排在距红河边40多米远的一片土丘下停下来潜伏待命,在这里可以清楚的听到土丘背后红河的“哗哗”流水声。

这时,骡马大队近百匹骡马驮着各种作战物资,已先期到达这里的公路一侧待命。

当我接到“呼,呼,呼——”的指令来到公路边时,团后指的王景生副团长、张官清副政委、后勤处王处长都到了这里。临战前的最后会议由王景生副团长、张官清副政委召集,两位领导把我团的最新情况给我们做了通报。会议是简短的,也就几分钟,主要内容是:

1. 通报我团2000余人,从16日晚20时左右开始在冯五寨至洞坪一线,使用橡皮舟分批次顺利偷渡成功。

2. 通报对越作战的开战时间为17日凌晨的7时整,我们的突击过河时间将由师前指统一掌握。

3. 对骡马队伍进行统一编队。

4. 我1排任务不变,并要求我遭遇越军袭扰时能消灭则消灭,若遇大部越军阻击时,要尽快占领制高点,掩护大部队快速通过,然后边打边撤赶上队伍。

我回到待命地点后,马上把各班长召集在一起,把刚才会议的情况给大家做了通报。同时强调了突击过河的顺序:依然按照2班、重机枪班1、3班的顺序进,严防掉队!同时,也把我们的任务和在前进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跟班长们做了分析;并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跟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互通与交代。最后我要求各班在凌晨7时战斗打响前,抓紧时间休息一会。

“呼——呼——”“呼——呼——”通讯员抱着对话机一直跟连部保持着联络。

下半夜,天空依然满天星斗。夜,除了可以隐隐的听到一点红河的流水声外,出奇的静,连亚热带昆虫的叫声也能听见。

虽然都下半夜了,我们仅穿了单薄的一层外衣裤,但在大战即将打响前,却没有感到一丝的凉意。

我半依在一个土包边,点燃了一支“大重九”,想着这时我们团的主力应该到了哪个位置,我们明天该怎样才能赶上去?凌晨的战斗打响时该是个什么景象?突击过河的时间和地点在哪个点上?战友们能跟上我吗?

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静静的等待着战争时刻的到来。通讯员依然“呼——呼——”的向连指报着“一切正常”的信号。

突然,依稀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把我从思索中拉回来。枪声是从山丘后面,也是红河对岸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这时已经快是凌晨6时了。

我马上跑到连部去打探究竟,我看见连长指导员都在专注地注视着他们的884电台。

从电台里传出了十分嘈杂的声音,仔细辩听,可以听出是团主力在穿插的过程中,已经与敌交火上火了。好像战斗还有点激烈。

慢慢听下去,才知道是团主力的先头营3营的7连,在龙金地区的公路上遭遇了越军的阻击,一大卡车的越军已经被我先头部队消灭了。

我们谁都没有多说话,只是连长要我们作好强渡红河的准备。

我虽然满怀信心的回到潜伏地点时,说实话心里还是咚咚直响的,和平年代嘛,我们部队除了几个60年代支援过越南抗美的和几个解放战争过来的老首长外,没有几个真正见过战争场面是什么样的。

仅仅心里打鼓还算好的了。连长要求作好强渡红河前的最后一次装备检查,我起身回过头,借着黎明的月光要求战士们做战前的最后检查时,看到绝大多数的战士都很紧张,个别的浑身哆嗦脸色发白。虽然天气有些凉意,再加上肚子的饥饿,但也不至于会是这样的程度。我知道这是战前恐惧所带来的结果,真正枪声一响,我相信多数战士会与我一样镇定自若的。

大约20分钟后,从越南境内又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我们的心也一阵接一阵揪得更紧。我想,大战在即,也许从没经历过真正实际战火的人起初都会有这种反应吧。

“同志们,怕是没有用的,只要我还在,跟在我后面就没事,就算牺牲了我们也是为国捐躯的烈士;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们就是国家的英雄!”稍微平静下来后,为了给自己也给大家壮胆,我大声的这样对身后的战友们说。

也许我的鼓动起到了作用,最后通过几个班长给各自的战士们打气鼓劲,大家的情绪再一次稳定了下来。

大约6时10分左右,连部通讯员跑过来告诉我一个消息:我们2营5连1排长李明,因带领全排抢占有利地形,阻止了越军企图袭击团指本部,有效的保护了团指挥所的安全,团指已经在为李明报请二等功一次了。

为什么连长和指导员要让通讯员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因为在部队扩编前我在5连当8班长,李明是4班长(后又一起调往6连任排长,在乍甸再次调回5连任1排长),加上5连12班的黄瑞东(后任5连6班长)和4连的唐建林、谭贤荣、程泉(后分别任6连的2班长、7班长和9班长),我们6个人都是平时爱粘在一起的哥们。

记得在78年3月,我们到西藏亚东执行成都军区情报3局的营房援建任务中,有一天,连部的几个通讯员不知在何处逮着了一只野鸭子,关在连部帐篷边的一个自制的木栏里,听说过几天连首长们就要把这只野鸭炖来下酒了。

我和李明、黄瑞东知道后,3个人一合计,首长们要用野鸭来下酒,倒不如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来它个烧烤野鸭!

第二天早上,我们3人趁通讯员不注意,悄悄把这只不足2斤重的野鸭偷出去,跑到一条小河边给做成烤鸭吃了。

当指导员申家寿,副指导员张帮堂、副连长赵远祥(连长因生病住院未去西藏),几个连首长准备杀鸭开炖的时候,才发现鸭子已经“飞”走了。

过了好几天,当他们知道是被我们3个捣蛋鬼给烧烤吃了,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了。后来,申家寿还在我们面前开玩笑问我们“味道如何?”呢。

我们虽然调皮,但我们各自所带的班在完成施工任务中的成绩却是突出的。因此,在78年的“8.1”这天,我和李明都同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知道连长、指导员此时的良苦用心,他们是要用我的“哥们”立功受奖的消息来激励我,从而鼓舞我杀敌立功的斗志!是的,当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为之一振,马上跃跃欲试,有了一种急于投入战斗,与至爱的战友比拼高下的感觉。

“李明已经立功了”我马上来到2班长唐建林的跟前说。

“等到哈,我们立功只是迟早的事!” 2班长唐建林一下子也来了精神。

“就是,我们也一定会立功的!”我向周边的战士们保证。

当时,我们有点懊恼的是,“哥们”都立功了,而我们还在国内静静的待命。那时真的是感觉时间为什么就走得那么慢啊!

我的对话机里传来的还是一片“呼——呼——”等待的声音。

“抓紧时间吃点干粮”!6时30分,连部通讯员传来命令。我马上让通讯员滕传胜立即告诉大家吃点压缩饼干。

“761”压缩饼干一般情况下,一次最好吃一片,不能吃饱。因为这种饼干含有十分丰富的营养,对维持人的机能作用比较明显,不能多吃,水也不可喝得太多(我在78年援藏时吃过它),它可以增加能量,减少饥饿感。

这是我们第一次打开“761”压缩饼干的包装,很多战士还是第一次吃它。它分为白味和浸过油的椒盐两种,0.5公斤一包,每包4片,每片应该是125克。

我开了一包椒盐的,因为这种有盐味,还是被油浸过的,可以减少喝水。白味的就不好咽了,满口钻不说,还需要喝很多水。填了肚子,我们谁也没有了睡意了,就静静的等待着历史时刻——2月17日7时的到来。

这时的黎明显得特别的安静,真的有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感觉。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宁静的背后将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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