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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是之三十七 遵团长令,编写《苏军研究问答》。下集请看之三十八 结婚蜜月,从成都站前旅馆开始。

1981年初,由于刚回部队,对团里新的人事布局不清楚,业余时间也就只有几个老乡可以聚一聚,聊聊天,说说话。此时,卫生队的汪金平仍然是医生助理;程启洪先是军务参谋,3月份提为军务股长;黄一良从北京301医院回来后,提为榴弹炮5连的指导员;朱德林是榴弹炮2营营部的管理员;汪晶德是团轮训队队长;李友平是榴弹炮1连连长。另一个老乡是刚从师宣传队下来不久的程宪,他是歙县人,与我们是同一个专区的,当时是宣传股的干事。由于九里这边只有团直属分队和榴弹炮1营,所以平时能碰见的,就只有汪金平、程启洪、程宪和李友平四位,而每天能见面的就是二程一汪。当时,这几位对我的婚事很关注,就是他们帮我出主意单方面去领取的《结婚证》。

实际上,早在1980年9月份,我就将攒下的200元钱寄给了小齐,让她买木料打了一套家具,也就是当年时髦的“虎式”(家具腿做成虎腿形状)家具。有大衣橱、五斗橱、圆桌、棕绷床、书桌和四把木靠椅。只是后来出于对前途的考虑,先回了部队,才没有回去“验收”。

编写完《苏军研究问答》后,空时间又多了,却不能请假探家。一方面,侦察股就我一人唱独角戏,各侦测分队的训练总是要经常过问的;另一方面,侦察股长的位子好多人盯着,如果我不多表现表现,很有可能就会让别人弄去。那时侯还年轻,对前途看得还是很重的,不象后来在地方上无所追求,只要能照顾到家庭就行了。

不能回去完婚,就只有叫小齐来部队完婚了。来部队完婚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不用举行婚礼。当时部队作兴革命化结婚,就是领了《结婚证》的新人相聚在一起,发点香烟和糖果,告知大家谁和谁俩人结婚了,大家说说“恭喜!恭喜!”婚礼就免了。二是最关键的,手头钱不多。举行婚礼,起码要设一桌酒席,招待一餐饭,可我直到四月底才有100元积蓄,刚够买点香烟和糖果。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实际,就是不愿意借钱结婚。心想:反正《结婚证》已经领过了,法律已经承认我俩的婚姻合法,还讲那个排场干吗?!能省就省吧。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四月中旬,小齐来信,说已经请好婚假,准备从上海坐到成都的火车来部队,要我到时去成都接她。哈哈!终于要来了。于是,业余时间就忙开了:

一是单人床要加宽。找到营房股的老杨(同年的四川战友,时任营房管理员),要了一块一尺多宽的长木板,找了两个方凳子,加宽了单人床,“婚床”有了。

二是小厨房得“装备”。顾股长走后,那个小厨房留着,前段时间作训股长吴培龙在用,现在他老婆回去了,就还给了侦察股,我正好接着用。虽说四川也算南方,饮食习惯和我们家乡差不多,但是炒菜偏辣,小齐不大吃得惯的,还是自己烧好些。于是,约上程启洪和汪金平,跑到九里贸易公司去买炊具,锅、碗、瓢、盆、筷子、煤炉、水桶、水瓢等等,置了个齐,又找军需股价拨了一件午餐肉罐头和5斤花生米。那烧蜂窝煤炉子的炉壁是夹层的,中间填的是干沙子。我们搬运时,由于炉壳很薄,一不留神摔碎了一个, 5元多钱一个呀,好心疼诶。数数手里的钱,不能再买了,只好到指挥连去借,又是柏占文帮忙,从一个家属刚走的干部那里借来了一个。煤炉有了,还得买蜂窝煤呀,就又借了把板车,到九里镇的煤厂去买了100多个蜂窝煤。

至此,能准备的都准备了,“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啦!

4月30日上午,通信室给我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报称:“五一乘82/84次列车抵成都8号车厢齐”。我立即向董光枝参谋长请假,揣上《结婚证》、《军人通行证》和仅有的100元钱,到燕岗火车站乘火车赶到成都。由于时值“劳动节”期间,住宿很紧张,当晚只好在军招待所住了一晚通铺,并向柜台了解第二天有无单间,回答没有。

“五一”上午,到附近旅馆去看,不是太贵就是太脏,都不理想。一直了解到成都火车站站前旅馆,才最后定下一间一晚。贵是贵了些,一晚上要15元钱,但房间挺大,有20来个平方米,卫生还不错。中午,我就在这个旅馆吃了便餐,在那个单间睡了个午觉。下午3点钟,我起来整理好房间,然后去火车站接车。

跑到火车站一了解,得知84次直快要4点半到站。于是,买了5月2日去燕岗的车票和站台票后,又买了张《成都市交通图》,进入候车室边休息边看图,以打发时间。4点25分,扩音器中响起“从上海方向来的84次旅客列车即将进站,有迎接客人的同志请到出站口迎接!”我立即跑进站台,站在站台的中段8号车厢可能停住的地方,等待小齐下车。

列车“轰轰—兹兹—忽忽”一通响后,终于停下了,8号车厢正好停在我面前。车门开了,旅客拥挤着下车。我紧盯着里面的车厢口,并透过车窗巡视过道上的人群,盼望看到那日夜思念的人儿。突然,那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就在车门口,正微笑着用家乡话喊我。我忙上前接过她手上拎着的行李,俩人并肩走向出站口,穿过站前广场和马路,来到站前旅馆。放下行李后,她赶快洗脸洗手。我则给她泡茶,拿点心,等她洗好后吃点东西。

她说:这一路来还算顺利,上海上车时有当兵的三妹送,车上秩序很好,旅客之间很友好,虽然旅途遥远,路上用了两天两夜时间,却感到不怎么累。我说:那是由于你年轻,加上是来结婚,心情好,所以不觉得累。她笑笑,算是默认了。

稍事休息,该吃晚饭了。我俩下楼到餐厅点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和一碗西红柿蛋花汤,要了一瓶“苹果露”饮料和两个杯子。

这一天,实际上是双喜临门:一是小齐24周岁生日,二是我俩真正结婚。我打开饮料,每人倒一杯,首先祝贺她生日快乐,然后共同举杯庆贺结婚。饮料喝完,服务员送来每人一碗大米饭。她说吃不了那么多,就减给了我。

我一个当兵的,平时习惯了快节奏,一大碗饭,尽管心里说“吃慢点,再吃慢点!”还是风卷残云般很快吃完了,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于是,自我解嘲地说:“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呢?不好意思啊。你慢慢吃吧,我等你。”她很理解地笑笑,说:“不要紧,我也快吃完了。”

饭后,天色还早,就陪她在附近街道上散步。8点钟,我俩返回旅馆,开始洗漱。……

这一天,我俩结束了1年另11个月的“书信恋爱”,正式迈进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夜,我俩完成了从处男、处女到男人、女人的升华。从这天起,我俩开始了婚姻的长跑,一路磕磕绊绊走来,至今已经28周年。

5月2日上午,我俩回到团部。下午,我和小齐一起,到团首长和司政后各股、室,发了喜糖、喜烟,让大家见证我俩的婚姻;邀请几个同乡战友明天来吃中饭,让小齐与他们认识一下。

5月3日是星期天,我一早就去“九贸”菜市场,买了鸡、鱼、肉、蛋、豆腐干和几样蔬菜。回来以后,择菜、洗菜、切菜、炒菜、打汤,有条不紊地干起来。小齐则忙着接待“来宾”,与他们攀谈。

菜全部烧好,跑去食堂打来大米饭,招呼大家开饭。汪金平、程启洪、程宪、黄一良一一落座。由于部队不准酗酒,我们就用饮料——“苹果露”当酒,开喝起来。大家边吃喝,边欢天喜地地聊大天,嘻嘻哈哈,热闹非凡。

从5月4日开始,参谋长照顾我,不让我下基层连队,让我多陪小齐看看峨眉的景色,领略峨眉的风土人情。同院里的战友,如汪金平、程宪、程启洪,每天晚饭后,都来陪我俩外出散步。

“蜜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着。眨眼间,5月底了,小齐说她的假期快要用完了,准备回去上班。我真想陪她回家,就请示参谋长。参谋长说:“近期上级要来检查侦测分队训练情况,你最好不要走。”

我心想:人家小齐一个人从安徽赶来部队与我完婚,我怎么能再让她一个人回去呢?正发愁时,黄一良从庙儿岗过来请假探亲,中午在我这吃饭。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说:“你放心,我保证将小齐平平安安送到家!”

5月31日,我将小齐和黄一良送上火车,目送火车徐徐远去,心中不免生出淡淡的离愁。没办法呀,谁叫我是军人呢?军人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要以部队为大家,大家的事没忙完,怎能顾及小家?

虽然我1981年9月就够了随军条件,但是,由于小齐工作单位好,而随军只能安排在集体单位。那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俩都不愿意。这样,就一直没有办随军手续,而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的积蓄,几乎都花在来来回回的旅途中。这也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一心挂两头,总不是办法,还是尽早回地方吧。

下集请看之三十九 创新训练新路子,探索“炮兵侦察班对抗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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