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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一颗实用型通讯卫星发射成功后部队开始整编,发射测试站扩编为技术部,所有的单位都提升一格,就连发射测试室也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正团级单位。因为职位空缺很多,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的,绝大部分军事和政工主管干部都被提升一级任用。张站长本来就是副师级的站长了,这次被任命为技术部主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说句心里话,我自己还美滋滋地认为,作为01发射指挥员,上次任务完成得也很漂亮,虽然得谦虚点,没敢奢望能继续给老张当副手,被任命为副师级的技术部副主任,就算是吃大锅饭,被提拔到正团级的某个职务还是肯定无疑的,很可能还是回到被一拆为二的发测室去当主任吧。真是有点搞笑,我担任主任时全室曾经被总部授予过集体一等功,现在这个室主任的权限和责任都比以前小了一半,还得算是被提拔重用了。不过我在心里也琢磨好了,等命令宣读完了后,别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机会一定要谦虚几句。这么些年了,随着年龄和职务的增长,又受到过那么多的锤炼,咱怎么不也得更加成熟老练些不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必要的虚伪就是成熟的开始,我连台词都编好了: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把我放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今后要把它作为新的起点,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厚望……

长长的任命名单念完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反差是那么的大,完全没有想到。好在平时我总喜欢板着个脸,谁也看不出此时我内心的诧异和疑惑。张站长看着我苦笑地摇了摇头:“你的任用我根本就插不上嘴,也没有征求过意见。”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领导代表组织和我谈谈话,哪怕是指出缺点和错误,让我改正并且以观后效也好。我始终认为政治工作应该能出战斗力,平时还是比较注意部队的思想工作,但轮到自己的时候,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团职以上干部就餐的小食堂里,人数比往常多了好几倍,更多出了几分喧闹。新上任的干部中,有些是从基地机关“空降”下来的,大部分还是从原来的发射测试站营级岗位提拔上来的。大家都知道在此刻应该谨言慎行,省去了相互间那些多余的祝贺,但脸上还是会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精神焕发。我搞不清楚自己的级别和岗位,又何必去扫别人的兴呢,自觉地坐到大食堂的角落里,来到了战士们的中间,一起吃着八人一桌的份饭。张主任走进来一言不发,拽着我的手走进小食堂,把我拉到部领导就餐的桌前,对通讯员说:“李副站长以后就挨着我坐。”人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别人给你个笑脸,多少年后都忘不掉啊。

有个过去的部下事后好几天才通知我,我的编制放在他的室里,职务就是个技术员。我当副站长的时候,有套住房外加个小院,被要求交出了一半。不久又有人通知我,再分配个新来的干部与我一起合住,被我严词拒绝了。我自认是属于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那类人,给上级打了个简短的报告: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没有用或是不堪使用了,请让我转业!还是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难道还要我主动去找领导谈话?也许领导并无恶意,只是有意要刹刹我的傲气,也许我要是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基地机关找了领导,一个大大的误会就会被破解,我的工作经历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候还不兴“买官”,但主动找领导汇报思想还是可以的,可这偏偏不合我的性格,我喜欢任何事情都放在桌面上,光明正大地进行。我只是在反思:我犯了什么错,还是为什么事得罪哪个领导了?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前途在哪里?在人前,在面对着过去部下关心、惋惜和猜疑,甚至个别人嘲笑的表情,要装出一幅无所谓的硬汉样子。在人后,还要忍受着浪费青春、思念家人的痛苦。我们那一代的军人,像我这样军人家庭出身的技术指挥干部,并不很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更看重的是从事伟大事业的荣誉感,享受着书写和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那份快乐。此时无助无望的我,空有一番抱负,却有劲无处使,内心的痛苦常人很难理解。就这样没有工作,无所事事苦闷地荒废了将近两年的时光。

1988年初,部队接受了发射第二颗实用型通讯卫星的任务。我仍然没有职务,甚至没有试验任务中的岗位,就在阵地上到处看看。过去的部下们还是习惯地叫我李副站长,航天部的同志还是把我当作01,见了面格外地亲热,老是01长01短地叫个不听。

在技术阵地的水平测试阶段,航天部12所负责综合测试的高智告诉我,陀螺平台有点异常,虽然输出信号仍在合格的范围内,但略微有点波动,又解释不清具体的原因。老高是老严手下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性格却和严大炮截然的不同。老高是个慢性子,思维缜密,说起话来慢条斯里,即使是在和大家一起讨论技术疑难问题的时候,说话的口吻也好像是在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你和老严向总师系统报告了吗?”

“报告了,只是叫我们注意观察,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和老高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非常了解,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觉出事态有点不妙。我从事发射试验工作快二十年了,经验告诉我测试信号发生变化的规律性,要远远重要于信号变化的幅度是否在合格范围内,况且陀螺平台又是飞行控制系统里最关键的一个部件。搞我们综合测试这一行的,有时候更多需要的是经验、直觉和悟性。

这时候我办事不计后果,不考虑身份的老毛病又犯了,好像自己还是个01。“老高,立即通知航天部试验队,在二楼会议室开会,讨论陀螺平台的事。”

“说是军方通知召开的会议吗?”

“不行,还是实话实说,就说是86届01召开的吧。”

航天部的同志们都知道我的处境,也了解我。当听说是“01”召开的会,很快地有关部门的各级总师,谢光选老总、范士合总师、王之任总师、总体部部长龙乐豪、12所潘所长、冉所长,好多人都来了,当然也少不了严殿起和高智。就是部队的人都没有来,因为我没有调动部队人员的权利,也不想在没弄清原因的时候,把动静搞得太大。我先讲了开会的目的,经过讨论,大家的认识趋于一致,认为可能存在着故障隐患,应该立即向上级汇报,停止火箭由水平测试的技术阵地向垂直测试的发射阵地转场。这时候* *听说我在召集开会,赶了过来,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虽然他也认为我们的建议有道理,但问了个问题:“测试数据是否在操作规程规定的合格范围之内?如果测试数据是合格的,你们仍然要求停止转场,查明原因,那还要测试大纲干什么?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能听懂* *的意见:远望船队都出海了,中央关于发射的日期也初步确定了,这时候没有确切的根据就要求推迟发射,将如何向中央报告?我看得出来,严殿起和高智两个人心有不甘,嘟嘟囔囔地还想再争争,我坚决地宣布散了会。这个会是由我组织召开的,本来就有点不伦不类,况且又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判定陀螺平台一定有故障,仅仅是有点怀疑而已。当然了,这件事要是搁在以前,要是我稍微还有那么点权利,要是我没有吃过那么多的霉头,要是我还是01指挥员,那肯定又会迎来一场“暴风骤雨”。这时候的我可是要比从前“稳重”多了。

曾经有个哲人说过: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但哲人却忘了告诉人们:平等的机会带给每个人的结果,却并不总是平等的。这个机会带给我的仅仅是个苦涩的回忆。

还是出了大事!火箭在发射阵地进行发射前的最后一次总检查,全面模拟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地面供电转换为箭上电池供电后,陀螺平台的输出信号突然出现了抖动,致使整个飞行控制系统失稳。初步判断问题出在陀螺平台系统,更为糟糕的是,连续更换了两个备份的陀螺平台后,故障依旧,再也没有可以更换的备份仪器了。每个平台在地面单元测试的时候都是合格的,那么造成信号抖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发射场陷入在一片茫然的气氛中。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主任向技术部的几个领导介绍了上午开会的情况:“刚才发射指挥部紧急开会,研究了火箭故障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形势不太好。从现在的情况看,发射程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除非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的原因,并且在现场解决问题。经过分析,故障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谢老总的意见是:这种故障属于非线性的小信号抖动,美国NASA的文献里有过类似的记载,但人家是如何解决的却对外保密,没有透露。任老总的意见是:取消这次发射任务,火箭拉回北京,远望观测船队返航;组织全国的专家在实验室里分解陀螺平台,进行技术攻关,争取在六个月内给中央拿出结论性的报告。其他的老总和与会领导们也都同意这种意见。因为事情过于重大,指挥部下午还要继续开会讨论,如果没有别的意见,恐怕今天就要向中央正式报告,取消这次发射任务。”

美国人给过我一个数学公式,是专门用来计算火箭在试验场的发射台上,每推迟一天发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有多少。我也曾经用它给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计算过,那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可要是取消一次发射,六个月或者一年后再重新组织发射,损失该如何计算,我就不知道了。听了张主任的话后有点着急,随口说了句:“这样一来损失就太大了。什么NASA、SANA的,这种故障也没什么了不起,让我来鼓捣鼓捣,有个十天半月的也许就能解决。”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引发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凭着一种直觉,不服气地随便说说,反正是无职无权,不负责任地发发牢骚而已。张主任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晚饭前,张主任突然把我叫住:“指挥部开会决定了,由你负责解决故障。你有什么条件?”

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听了就犯傻,更着急的是我对这次出现的平台故障,没有丝毫的破解线索。这么大的事,我开的句玩笑话你怎么就认真啦?怎么事先也没有和我商量一下?而且我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自动控制,陀螺那是另外一门专门的学问,里面的道道儿可深着呢!我真后悔自己说话直来直去的毛病,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给你三天的时间,要是三天之内解决不了,再正式向中央报告,取消这次发射。”

“为什么时间那么短?老总们还说过组织全国的专家,在实验室里都需要六个月呢。”

“没有时间了。今天是3月1号,原来预定的是3月4号发射,所以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中央拿出明确的意见,打还是不打?”

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干不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既没有职务也没有岗位,况且又不是在开会时的正式发言。可张主任就交代不了了,他是指挥部的正式成员,是领了军令状回来的。我后来还听说,在当天下午的指挥部会议上,张主任和上级领导之间,为了要不要利用最后的三天时间,由部队来负责查找故障,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嗨,干就干,死马就当着活马医,大不了三天后报告说没找到故障原因,又能怎么着我?谁不服谁来嘛。反正我现在已经是虎落平阳,最多再变成个龙困浅滩。要是万一成功了,那可是改变我现在处境的唯一机会。

“三个条件。”

“说!”

“第一,因为牵涉到这个问题的机构太多,部队和地方通通听我的指挥,由我来全权负责组织查故。我来点兵点将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无论是谁,让谁参加谁就过来,别的人都躲我远点。”

“为什么?”

“这个工作班子,主要是由我挑选出来的第一线设计人员组成。在这个节骨眼上,领导干部的多少和办事的效率不一定能成正比。你们是个人就比我官大,要是来了个小排长想听我的汇报,我讲不讲?不讲又是目中无人,可我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们汇报工作吗?”

“同意!”

“第二,给我配个参谋跑腿,再配辆车,便于我找人拉器材。”

“同意!叫小党跟着你。”

“第三,假如我把故障解决了,你们无条件放我转业,我受不了这样不死不活的待业了。”

张主任犹豫了一下,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我相信张主任是说话算数的,可是事后忘了问问,基地领导和发射指挥部究竟是如何答复他有关我三个条件的。平心而论,我当兵多年还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出格的个人要求。在我的心目中,向领导提出升职、立功之类的要求不是个光彩事,组织上应该是知人善任、明察秋毫的。我现在当然是在向领导讨价,只不过是在自我贬低似的还价,当然也是在借机要挟组织,只不过是要挟组织别再“修理”我了,放一个他们不想使用的干部转业而已。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我要是要求官升三级,立个一等功之类的,恐怕指挥部也会同意呢。就这么样,我不明不白的,既是自告奋勇,又是被逼无奈,当上了个干好了没有功劳,干坏了增加“罪过”,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级别,叫什么名称的官。

晚上我认真地思考着明天的工作方案,基地里没有陀螺实验室,只有一个单元测试间,技术手段远远不够,我必须另辟蹊径。这时突然想起来,长征二号火箭也是使用了这种类似的陀螺平台设计,会不会有点借鉴作用呢?就赶紧追问上海航天局的同志,以前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以前也偶尔遇到过,更换一个备份的平台系统后工作就正常了,都以为那只是陀螺偶尔出现的质量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人深究其中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已经定型生产的陀螺平台系统还存在着这么大的隐患,以前怎么就没有人重视呢?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在给我三天期限的第一天里,因为大家都是毫无头绪,只好先带着上海航天局搞陀螺和北京火箭设计院搞综合测试的同志们,做了几十次各种不同状态下的试验,通过反复揣摩故障出现时的规律,来推断发生故障的可能原因。发现随着供电电压的升高,平台的输出信号开始出现抖动,但原因还是不明。上海航天局的高级工程师祁汉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我深受启发。航天部门有着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判断各个单机出现质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相对而言,因为生产单位点多面广,综合测试这一环节相对而言比较薄弱,很可能问题就出在系统匹配或者单机设计指标不合理上。反过来说,如果问题不是出在这一点上,以我现有的实验条件,也不太可能查得出别的原因来。因为在宝贵的第一天里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有些着急了,下班前,要求各有关单位发扬航天人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传统,严格检查本单位设计图纸的合理性。索性第二天不再加电做测试,由平台系统涉及到的每个仪器的主管设计师,分别汇报设计思路和图纸,或许能从中找到些线索。

此时发射程序已经完全停顿下来了,整个靶场,整个航区,甚至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消息。我也能体会到这时候各级老总们在测试间、会议室外面徘徊,等待消息的焦急心态。如果故障解决不了,损失太大,时间也耽误不起,航天人有何脸面回去向国人交代?这时候我还听到些很难听的风言风语,又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身心俱疲,觉得压力格外的大,随时都有要崩溃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从不失眠,此时也患得患失起来,怎么也睡不着,想的很多很多……索性起来把平台系统所有仪器的设计任务书、电路图都翻出来,一张张的仔细研究。

第二天上午开汇报会,我把可疑的对象排了个队,最值得怀疑的排在前面先进来汇报。第一个汇报图纸的是负责平台回路放大器的工程师,大约讲了十几分钟,大家都认为没什么问题就放过去了。每个人的脸色都有点凝重,出去了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离成功又远了一步。

“叫下一个。”那场面就好像是在提审犯人。

出乎意外,进来的却是德高望重的任老总。有好几个人看到这场面都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却又不敢,拼命地捂着自己的嘴,搞得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老李,我就进来听听,不吭气。” 任老总终于还是忍不住,闯了进来。本来我提的三个条件主要是针对部队的,怎么可能拒绝呢?讲心里话,在任老总面前我始终就觉得自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可以童言无忌,畅所欲言。任老总是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中最敬佩的一位,尤其是在1984年1月29日,第一颗试验型东方红二号通讯卫星的发射取得部分成功后,他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改进措施,那真是令人拍案叫绝,真正的帅才所为,很快就取得了同年的4月8日,第二颗试验型卫星发射、定轨完全成功的辉煌业绩。

第二个进来汇报的是上海* *厂负责稳压电源的董工,听着他不十分自信的叙述,我听出里面好象存在着什么问题,就打断了老董的汇报。董工的设计思想是:在满足所有设计参数指标的基础上,电源的好坏与带负载的能力有关,电源的负载能力越大质量就越可靠。总体设计部门要求的输出功率是* 瓦,可实际生产出来的电源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 *瓦,大了十倍。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设计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电源的电路设计采用了一种电子开关,当某种原因引起外部供电电压升高时,电子开关控制的脉冲宽度就要自动变窄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话说起来太绕口,我干脆走到黑板前,画起了电路中各个节点的波形图。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脉冲宽度应该大于两个微秒,就是因为错误地盲目提高电源的负载能力,电子开关的脉冲宽度在仪器生产调试的阶段就会调得窄一些。当供电电压的升高使得脉冲宽度进一步自动变窄时,电子开关的响应速度就可能跟不上了,矩形波有可能会变成锯齿波,反而会引起平台系统输出信号的抖动。我有种“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预感,一兴奋脑子里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手也哆哆嗦嗦的,波形图怎么也画不对,站在黑板的面前直发呆。

“老李,你画反了!”任老总笑眯眯地望着我。

这个老同志,思维总是那么敏捷,别的人都还没有反映过来呢。“老总,你不是不吭气的吗?”大伙儿全被我和任老总这一老一小给逗乐了,刚才憋了半天的那几个人这时候笑得最欢实。我们当时已经陷入时间的困境,再也没有退路了,哪怕是看到了一根稻草,大伙也会认为看到是一丝成功的曙光而激动万分。我们急不可耐地跑回一楼的平台单元测试间,当看到示波器显示出来电子开关上的方波信号,随着外部供电电压的升高,逐渐地变为锯齿波形状,陀螺平台也随之产生了震荡,理论分析和实际测量结果完全相符后,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测试间里顿时沸腾了。单元测试室的陀螺平台测试组长小麻打趣地说:“你们这是反革命行为,看到火箭出现故障,就拼命地鼓掌,完全是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嘛。”在测试间门外,一直在焦急地等候着消息的各级老总们,听到屋内的一片喧闹声,也不请自闯了进来,每个人都是喜笑颜开,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看见* * *激动得不能自抑,偷偷地站到墙角抹起了眼泪。压力越大,成功后的欢乐就越是妙不可言。

此时距离上级给我的三天期限还有36个小时。

在写好故障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后,又出了个小插曲,不知道该如何署名了。我唿唿啦啦地点了来自七八个单位的十几个人,一起干了两天,总得有个称呼吧?有人出了个主意,咱们就自封为“平台故障排除小组”吧。我同意了这个名称,虽然排除故障是我领的头,但功劳应该是大伙的,总不能以个人的名义上报吧?因为平台系统全部是上海生产的,这几天上海航天局同志的压力非常大,况且还涉及到以前已经定型的产品,北京的总体设计部门因此对上海有关部门的同志意见很大。我看见上海航天局的总工程师龚德全刚好也在场,觉得在这时候让老龚来当这个组长更合适些,多少也能给上海的同志减轻些压力。老龚当然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让我无论如何也要以副组长的名义签了字。党参谋是个老陕,拧脾气上来了,在边上不太服气地嘟囔:“实事求是地讲,“饿”觉得还是应该由“饿”们李副站长作为组长来签名,因为……”我认为这时候签的名,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才是责任,而此时这种荣誉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是让给更有用的单位吧。报告终于完成了,我把它往抽屉里一扔,脚往桌子上一搁,靠在椅子背上长嘘了口气,“不是给了我三天的时间吗?报告不许交,明天晚上12点再交报告!”我也就是堵堵气,这时早就有人向指挥部报喜去了,我的报告交不交都仅仅是个存档的问题,该是我自动下岗的时候了。

1988年3月7日,第二颗实用型通讯卫星发射成功,并于3月22日,成功地定轨于东经87.5度的赤道上空。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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