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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芙蓉转兵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组织上、思想上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实践。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中,通道芙蓉转兵,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它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险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组织上、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一、通道芙蓉转兵的背景及经过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战略转移离开江西时,原计划是进入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然后以此为依托转入反攻。

1934年10月10日,红军离开江西瑞金,离开时“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

[1]途经福建、广东、广西几省,至11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击、堵截中,艰苦转战。“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虽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代价惨重,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几乎陷入绝境。12月9日起,中央红军兵分3路进军通道。敌人判明红军将去湘西的意图,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此时,在湘桂边方向,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重兵,在通道以北的靖县等地布下了严密的“大口袋”;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彻底歼灭中央红军。

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生死存亡关头,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了湖南通道。通道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处,向北可进入湘西腹地,向南则通桂北,向西可进贵州。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芙蓉木林庵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2]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并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贵州,一路由牙屯堡 (红一军团一师大部) 进入贵州洪州、黎平; 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大部从芙蓉 、中革军委二纵小部分从金殿出发,共同经炉溪到播阳进入贵州洪州; 一路由县溪 (红一军团二师、红一军团十五师和红九军团) 经新厂向贵州马路口、黎平进军。把几十万追击的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3]通道芙蓉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同时对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是一次挽救,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生死抉择,它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通道芙蓉木林庵转兵会议上中央领导负责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对红军军事上的领导,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通道芙蓉转兵的历史意义,是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先声。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影响极大。通道芙蓉转兵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为长征走向胜利迈出了关键一步,这说明在遵义会议前实际上已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

[4]通道芙蓉会议直接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必要准备,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没有“通道芙蓉转兵”,也许就没有后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它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通道芙蓉转兵,接受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规定和制定红军的战略方针。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采用了灵活的作战方针。毛泽东等红军领袖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这种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的批判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通道芙蓉转兵的成功,事实上是毛泽东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的一次胜利。通道芙蓉转兵,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个典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再到长征,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重大问题解决时,往往只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由于其对各国情况缺乏具体、深入的了解,有些指示不可能完全正确。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通道芙蓉转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先例。

通道芙蓉转兵,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开始。此后,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定了符合中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战略。进而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作法,实际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从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政党,它完全可以独立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

80多年过去了,回顾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总结历史经验,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的运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从通道芙蓉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为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通道芙蓉转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开始。通道芙蓉转兵不仅仅是长征途中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先声,也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精神财富与实践经验的一次总结。它对当今中国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R].遵义 政治局会议通过,1935-01-08.

[2]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3]刘伯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4]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版 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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