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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交为最大亮点的安倍晋三政权在日本执政七年零八个月后,将在2020年9月16日正式退出,菅义伟(Suga Yoshihide)成为新的首相。 安倍曾经追求日美关系的“对等”,但从美国对日本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逼迫日本大量购买美国武器等方面看,安倍自己也不会认为这是日美关系“对等”的结果。

他对俄罗斯的期待,是普京能够把千岛群岛中靠近日本的几个小岛送给日本。但这个期待,在执政期间也没有实现。

在日韩关系上,因为安倍政权始终强调日本要在半导体方面打压韩国,让两国关系倒退至二战后的最低点。

日朝关系呢?在安倍主张的朝鲜“绑架日籍人员”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获得半点进步。

作为安倍内阁大主管(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比其他自民党议员更清楚地了解安倍外交的失败,更知道日本外交有多难。但作为安倍政权的继承人,菅也不擅长外交。

虽然不能说“安倍经济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七年多时间里,股价的提升、日元汇率的贬值、失业率在新冠冲击到来前的降低等等,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有不少的。

在国内经济方面获得新的进展,也是菅成为新首相后的最大诉求。

菅是通过自民党议员的394票及代表日本各个地方的141票当选为总裁的,之后在国会通过议员的选举成为内阁首相,所以,他并不是经过全党、全日本选举出来的总裁及首相,其“合法性”存在太多可质疑的地方。

“一个月后的10月,菅解散议会,将会通过国民的选举,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好几个熟悉日本政治的朋友,从东京发来了这样的观察结果。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清菅最后会拿出哪些政策来。这里仅仅想通过二、三件事,谈谈菅义伟的政治背景,对华态度及今后可能推进的政策。了解了这些也许能从侧面对菅内阁的大致走向作出某些判断。

菅义伟二、三事:明知日本落后,却强力排斥华为
菅义伟当选日本自民党新总裁,也将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资料图/新华网)
曾经的总务大臣

菅义伟在成为官房长官前,政治上的最大亮点是做过小泉内阁的总务省副大臣(2005年10月~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内阁的总务省大臣(2006年9月~2007年8月)。

日本的总务省主要负责的工作为:行政、公务员、地方自治、选举及政治资金、信息通讯、邮政等。可以理解为日本官员及邮政信息方面的主要负责机关。

比较一下日本与中国、美国等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特点,会发现中国、美国有诸多的咨询机构,这些咨询机构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各种报告,国家经过选择,通过国家机关立法的形式,将制度推行出去。日本虽然也有咨询机构,但其最大的政策建议人是中央及地方的各种行政官员。

总务省管理着全日本的官员。在安倍入主内阁前,日本官员的升迁主要通过官僚内部的机制自主运行,政治家基本上不能干涉。这保证了行政的独立,在各种制度、法律条文的制定上,让官员有了很大的自主独立性。

安倍成为首相后,很快成立了“内阁人事局”,高级官僚的任免最终由这个局做决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局长以上的高级官僚,立即变成了时任内阁的忠实奴仆,其一举一动必须符合首相及大臣们的意愿,否则影响升迁。

安倍主持内阁期间,不论发生森友丑闻、加计丑闻,国家的赏樱会一定程度成了安倍选举动员会或者犒劳会的私人活动。这些都和官员拍政治家马屁、揣摩(日语为“忖度”)政治家意图有着紧密的关系。

人们看到,2014年5月30日成立内阁人事局的时候,日本媒体上刊登的照片中,中心人物是安倍首相,其身边为菅官房长官,另一侧则是安倍内阁中思想特别保守的两名政治家。

作为管理过国家官员的总务省大臣,菅在人事局的设立上功不可没。但其后日本官界的死气沉沉、国家行政机构的私人化倾向,菅也有责任。

日本在疫情紧迫的时期,用发棉纱口罩的方式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染;在确诊人数暴增的时候,推行“Go To旅行”活动。此等对策的出台,和日本最大的咨询机构——国家官僚体制的弱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另一方面,菅作为直接管理过信息通讯及邮政的大臣,对日本在通讯技术方面的落后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出任官房长官后,在手机话费的下调等方面,直接发出的指令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了获取民心,而是因为菅更了解,过高的通讯费用、僵化的国内通讯体制、技术不能跨出日本国门的窘境。

改革通讯、邮政体制,菅做的工作效果超出了以往的大臣。做官房长官后,他在这方面的动作依旧频繁,并且获得了民众的好评。

“排除华为”的宣言人

在美国将中兴通讯(ZTE)、华为技术等中国5G企业列为封杀对象后,日本迅即与美国呼应。2018年12月10日,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在日本宣布,“为了防止机密的泄露,在政府采购中将排除中国生产的信息通讯机械。”以后日本软银等通讯运营商不再使用华为的基站产品,诸多企业中断了与华为的业务往来。

和美国有着巨大不同的是,美国尽管在进入特朗普时代将封杀中国5G企业定为一种国策,但美国企业与华为等保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让美国在执行封杀国策的时候做得很不彻底,这包括每次对华为的封杀都有120天的缓期执行的时间,缓期执行期间过后,又会以各种说法再度延长执行,美国的国策在执行层面很不严谨。

日本自2018年底宣布“排除”华为后,却一直坚定地执行着决定,不曾有半分迟缓,也不见媒体或者企业出于商业利益的需求,向政府申请缓行。

曾经的菅总务大臣深知在4G及5G阶段,日本与中国拉开的距离有多大。在其任总务大臣的2006年,日本在通讯基站方面占据着世界最先进的地位,认为与中国的华为等企业根本不在一个技术水平上。

但十年之后,世界基站中,日企的总量也就占了市场份额的1%左右,在5G等技术专利上更不能和华为比。

技术上的落后,让日本一直在寻找打压华为、重新保有先进通讯技术的机会。特朗普对华为的打压,让菅感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只是宣布“排除”华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对NEC或者富士通等5G基站等设备的制造企业给予研发或者税收上的补贴,也仅仅是严格限制了与中国企业的业务往来,在更多更广的层面,限制技术上与中国的交流。

无论专利还是论文数量,日本这些年完全不能和中国站在一个层级上,限制本国企业、学术机关与中国的交流,到底对日本的研发有利还是有害,人们并不能从菅的相关言论中找出答案。

菅义伟二、三事:明知日本落后,却强力排斥华为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一个不太显眼的亮点:“数字厅”

菅义伟深知,日本的落后,不仅仅是5G一个领域的落后,是在整个IT平台上缺少了美国FAANG、中国BATH这类的企业,在数字经济上严重落后。

安倍辞职后,在自民党三名总裁候选人中,菅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自己当选后,会成立“数字厅”,争取在数字经济方面让日本迅速赶上去。

这个“数字厅”与安倍经济学中强调的金融手段、财政支出及投资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三支箭”政策不同,更集中于数字经济,要解决日本经济中最为吃紧的问题。

明眼人都看到了在东亚国家及地区中,通过IT技术追踪新冠患者的行踪,切断患者与非患者的联系,能够防止传染的扩大。日本有自己的IT技术,但就是没有在全日本使用某种IT手段来防止疫情的传播。

这里有民众、舆论对个人隐私的严密保护要求,有对国家在数字管理上的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更有对战前军国主义统治下国家对民众支配的反省。

但几乎不考虑使用IT手段控制疫情,也没有健康码等措施,日本至今每天依旧有数百人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9月10日确诊人数为689人)。

9月9日,自民党三名候选人进行了竞选辩论。原以为菅会在设立数字厅的问题上,发表新的见解或者计划,但人们听到的是对控制疫情、使用疫苗的坚定信心(可惜同一天,英国等国的9家疫苗开发企业发表共同声明:把安全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对各国争相推出疫苗表示了担心)。此外,菅表示要将不孕的治疗等纳入健康保险。原先谈及的“数字厅”,仅仅在宣布继承安倍经济学的时候,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

[indent]“在数据化等新目标方面,我们将集中进行改革及必要的投资,再度实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

[/indent]没有过分强调“数字厅”的设立问题。

当然,菅作为安倍的继承人,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谈“数字厅”,难免有和安倍划清界限的嫌疑。不过分强调“数字厅”不意味着菅当政后不去大力推进。毕竟菅做过总务大臣,强力在日本实施过排除华为的政策,现在到了通过新设数字厅来集中推进日本的数字经济的时候了,如果再不走这一步,日本经济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只是排除了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日本的数字经济真的能发展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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