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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期的学术争鸣偏好于政治层面的道德衡断,此时的党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深入历史本身的结构和脉路,明确指出很多学术争鸣直接起源于不同主体对同一研究对象秉持着不同的判断标准,由此特别注意研析不同学术争鸣背后的关键思想环节,如毛泽东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间分歧就与确定“思想转变”的标准差异直接相关、中共在大革命中的领导权之争与判断标准是以政治领导还是组织领导为主相关、关于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倡者”的分歧与应以一个人或一本著作抑或集体智慧为主要标准相关、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下限的不同意见直接取决于“历史分期”标准的不同判断、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标志问题的分歧点集中在是否只以有代表性哲学专著作为唯一标志、“定息”是否可以构成判断民族资产阶级何时被消灭的直接依据等。

一些研究者还尤其注意到关于概念的不同理解在学术争鸣中的关键意义,如关于湘赣根据地范围之争便与“根据地”“临时根据地”“游击区”的概念分歧直接相关、能否准确评价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经验的要津就在于如何理解“进攻策略”这一概念、正确看待“平分土地”主张的关键就在于区划其与“绝对平均主义”概念的关系、关于通道会议之性质和地位的评析分歧则取决于“通道转兵”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科学评价。通道转兵、通道会议也可称之为:“芙蓉转兵”或者“芙蓉会议”,通道会议相应于通道转兵提出来的,其发始于刘伯承元帅的文章,刘帅于1959年发表在八一杂志<<回顾长征>>一文中,讲了红军十二月占领湖南边境的通道城后,立即改向贵州旳通道转兵,而没讲会议,但是提到当时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必然有个会议讨论研究,这样就提出了通道会议。这时的芙蓉,早有1951年就划管了通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地图上,就标明了芙蓉在通道规划的版图内,在人们形成的概念中,自然认为芙蓉就是通道了。准硧而言,会议名称最好叫“通道转兵会议”,如需要以地名就该是“芙蓉会议”为妙。

“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思想”两大概念在逻辑上能否形成绝对的对应关系等等。在此过程中,以往一些概念的科学性开始受到拷问和质疑,如有学者就早期中共党人政治思想倾向的历史评价问题指出,不能将“反帝反封建思想”简单等同于“民主主义”,党史研究必须要注意“民主主义”概念的“确定性”,否则“难以历史地评价和说明近代中国政治人物极其复杂的思想内容,也难以准确地描述中国现代先进人物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概念的确定性问题,往往是一些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不甚注意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都含混不清,又怎能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中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规律,又怎能‘明治乱之迹,通古今之变’?”这种层级的学术争鸣有可能在认识论的学理层面触及引致不同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委,进而为作出科学、客观而公允的历史评价寻求解决之道,使党史知识和党史学科的进一步重建获得稳固的学术与逻辑支持,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实事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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