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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年前的一部《垃圾围城》纪录片,揭示了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垃圾处理困境。可能也是从那时开始,公众的垃圾危机意识开始逐步形成。

如今,北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 2.77 万吨,相当于十年前的 1.6 倍,其重量约等于51枚SpaceX发射的猎鹰9号火箭。虽然十年间北京的垃圾处理能力有所提升,但面对飞速增长的垃圾量仍“压力山大”。

自5月1日修订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各区县各基层单位在针对垃圾分类上做了不少工作。前不久,北京也通报了新版条例实施首月垃圾分类开展总体情况、执法情况及立案查处的典型案例。截至5月底,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立案查处个人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795起。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未将垃圾分别投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内;违反规定倾倒建筑废弃物;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等。

应当说,当下垃圾分类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一些居民还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垃圾混装投放在一些小区比较普遍;二是,小区垃圾桶摆放不合理,导致居民投放垃圾不便。这些因素,导致垃圾分类在一些小区推进效果不甚理想。

在城市治理层面,社区是最基本的单元。垃圾分类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活环境,有力地提高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感和责任心。

北京市垃圾分类在疫情中正式执行,难度自然不小,也有人认为这又增加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强度。事实上,产生和投放生活垃圾的单位和社区居民,才是垃圾分类的“第一责任人”。垃圾混投或错误分类才会让社区工作者压力倍增,每个人认真对待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才能真正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

城市垃圾问题是个体生活的产物,但它也更是所有居民共同面临的挑战。居民对于美好的社区环境有着共同的追求。因此,在“人人有责”之外,我们也呼吁社区居民间可以加强沟通,以合作共创的方式共同行动,带动解决城市垃圾的难题。

对此,有专家建议,北京可先行在一些社区尝试撤桶并点,把各小区所有分类点位用明显标识牌告诉居民,指出分类投放点的位置,建立全民分类的设施条件,还要建立公开透明、注重实效指标的考评制度。长久来看,当社区层面实施良好分类工作后,城市后端对于分类垃圾的处理能力也应当与之匹配,避免功亏一篑。短期内,采取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动员工作机制和撤桶并站的收运模式很重要,但从长期看,要对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实行双激励。对于社区这种具有行政性质的单位,应当以考评作为主要激励手段,主要指标应定为居民参与率。而对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建议主要靠经济杠杆来激励。

专家表示,立法明确了分类责任在居民,并通过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委会组成工作组,唤醒居民责任。城管执法、考评结果公开,让全社会知道政府的决心和信心。北京垃圾分类应由党建引领,建立社区相关方协同工作机制。社区党组织、居委会通过定期工作会议等方式,有效促进垃圾分类各相关方(物业公司、业委会、第三方分类收运公司、社会组织、居民积极分子等)统一认识,明确分工,协同推进。特别是在老旧社区,更应注重发挥居委会在社区相关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作用。

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物质富足上,更体现在废弃物治理上。小到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废弃物管理体系,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新阶段,以更精细的治理手段加速推进垃圾分类,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单位以及执法部门积极联动配合。推进垃圾分类,本质上也是涵养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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