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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

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拟把汉字加入拉丁化拼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胡适在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及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

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1926年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国语的人,在北京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适在这里面讲演十几次。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

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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