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194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伯苓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同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到津南村寓所看望张伯苓。

1946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第192次毕业典礼上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1947年1月29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函告张伯苓,拟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愈3,000人在火车站迎接。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委员。11月24日,享有极高威望的张伯苓以132,217张选票当选为一

届国民大会天津市代表,据称其“个人得票之多全国之冠”。当时,南京、平津一度传出张伯苓预备竞选副总统的消息。

1948年6月,蒋中正提名张伯苓为考试院院长,获监察院投票同意。由于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但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中正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的方式解决此事,并面告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但朱家骅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张兼任南开校长。曾任南开学校教务主任的时任考试院秘书长雷法章致信黄钰生,认为南开可以援引蒋中正辞去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职务后被聘为名誉校长之例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陈序经、黄钰生等人遂发起挽留张伯苓并请其就任名誉校长的活动。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见政治糜烂,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9月,天津市长杜建时将拟聘张伯苓为国立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代理校长一事告知正在北平的蒋中正。10月20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并无如前所议张氏转任名誉校长一事,致何廉给朱家骅写信抗议,但未获回应。同年年末,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3号的寓所,深居简出。

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之际,由于张伯苓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国共双方均在争取张伯苓。周恩来通过在香港的南开校友王恩东辗转捎信给张伯苓,并在信中以在南开就读时的笔名飞飞写道:“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请其不要离开中国大陆。11月21日,蒋中正赴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当面提出请前往台湾,张拒绝并请求辞去考试院院长职位。11月23日,蒋经国拜访张伯苓,敦请他离开重庆。11月27日,蒋经国随蒋中正访张伯苓。蒋氏父子再次拜访张伯苓,请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张伯苓婉言谢绝。蒋氏当面许诺:张氏只要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但未获张伯苓同意。蒋中正飞离重庆后,蒋经国再次催请张伯苓离开重庆:“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张伯苓终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婉拒。

张伯苓拒绝蒋中正的赴台邀请而留在中国大陆后,张伯苓未像其他旧军政要员一样受到清算和审判。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政权更替。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学校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天津地区的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也相继收归国有。

1950年3月,张伯苓给周恩来写信表达了想回到天津居住的北归心情,周恩来批示“允其北归”。5月4日,在周恩来关照下,张伯苓和夫人得以离开重庆津南村居所,搭乘军用运输机先行飞抵北京,周恩来和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在北京的数月内,张伯苓夫妇一直住在傅作义的一处私人住宅内。张伯苓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氏则以要对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此举成为此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1950年暑期,张伯苓希望回天津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但未得到任何答复。9月15日,张伯苓启程回津,临行前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其饯行。张伯苓将严修的照片赠予周恩来,周表示:“我在欧洲时,有人劝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恩

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很感激。”,了解到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可能受到的压力,当即表示将写信告知天津市政府具体情况。回到天津后,张氏一家人先后落脚南海路和宁家大楼,在南海路时曾被监视,直到周恩来的信送达后才撤掉。张氏一家在宁家大楼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又搬去大理道37号卢木斋之子卢开源的私宅。10月,南开学校校庆来临之际,张伯苓前去参加有关庆祝活动,但南开中学当局不允许他进入校园,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在一般席位,未给予其礼遇。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