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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

。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钱穆、陈垣、吕

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家世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籍贯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祖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

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

,取名寅恪(恪字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

求学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

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

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

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陈寅恪第一次1902年春季来日本。第二次1904年冬季来日本,14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父亲陈三立相送并作诗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

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

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著作中认为“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东方出版社

2014年出版的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称“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

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省下的钱买书。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马克斯·缪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

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

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

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执教清华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

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

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清代台湾巡抚、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

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被委任为第一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斡旋下,陈寅恪正式成为国民党党员。

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织物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1935年他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月薪480元,为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华西院36号。

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

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

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

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后来成为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各大学的中文系从军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统制。最后征用楼房之事被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决。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指矶谷廉介)及汉奸(指陈君葆)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

1942年5月1日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

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并出席大会。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岭南-中大时期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

学,未能前去台湾。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

班照顾,助手为黄萱。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陈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

七十九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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