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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三十:宗教改革时代的背景2

基督教之三十:宗教改革时代的背景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商人们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握有巨大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权。在城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或上学,后者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主、贵族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发言权。商人们可以用金钱换得贵族的称号,可以用金钱购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价,可以用高利贷不顾道义地剥削平民百姓。商人的行为遭到贵族世家的不齿和广大农民的痛恨,但大家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贵族要向商人们借贷,农民们的生计在某种程度上正受着商人的控制。一种新的对立关系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基督教和教会起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罗马教廷的危机、福音运动和《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的宗教改革。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如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如何回归" 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组织问题:物质的、世俗化了的教会如何向精神的、不可见的教会过渡。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也有实现教会国家化、地区化、社区化的企图,希望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宗教改革家企图把教会的世俗成份还给世俗的政治权威,希望宗教能脱离世俗权力,找到与新时代的社会体制共存在的新基础。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注目的,人们获得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对社会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可以归结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意大利地区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更在中欧和瑞士同加尔文、慈温利派的宗教改革有所交叉,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救国的计划到慈温利、加尔文和闵采尔等人的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联系,但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侣路德又另当别论。路德视自己的理论为" 精神性" 的,批判农民企图把他的理论"物欲化"。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理论,把神学解释为众人平等,认为神法可促进公共利益、基督教兄弟之爱。

农民基督教无疑是一种新的信仰,通过用神之法取代古之法,农民找到一种强化社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同宗教改革之间的复杂联系,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实在的、非神秘的联系,都证明这一时代人们在文化上、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

15、16世纪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流行,出现了廉价书籍。印刷术在中国公元5 世纪就已发明,而西欧习惯于雕版印刷,所以成本很高。在15世纪时,一个金匠约翰.古登堡首次在西欧采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刷,它可以连续使用,成本很低,弗兰西斯.培根说这是三大伟大发明之一,它们(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改变了世界各国处境"。印刷在教育、宣传和扫除文盲中起重要作用。活字印刷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西欧同传统的农业社会告别。印刷的作用是传播知识和新的概念,这样就抵制了中世纪时代的封闭和孤陋寡闻。这种新技术使得书籍印数剧增,过去印一本《圣经》需要10-15 年的抄写时间。历史学家指出,在采用活字印刷以后的50年中,印刷的图书量等于欧洲过去几千年所有的图书总量。从书籍的内容看,在1589年巴黎出版的169 本书中,有32%是文学作品,29%是宗教,16%是历史,13%是艺术和科学。在1645年出版的456 本书中,38%是宗教,24%是文学,18%是历史,7 %是科学。这两项加在一起,有1/3 的书是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每版的印数,一般是1250-1500 本,而且主要是用拉丁文写的,不过民族语言也在发展。1564到1600年,法兰克福图书市场共有15000 本德国出版的书籍,其中有1/3 是德文写的。在1601-1605 年的1334本书中,有813 本是拉丁文写的,有422 本是德文写的。

这个时期,教育事业发展很快。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来传播的文化,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得到普及,而不再是少数人所掌握的技能。教育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过渡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各个国家、各个诸侯领地和农民战争的纲领中,都把教育看作是发展国家力量的重要环节。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与中世纪人们视教育为一种贵族修养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一个近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还因为如果教育不进行发展,近代的政府、工商业就无法启动。

中世纪虽然也提倡识字,但只是进行宗教服务的一种资格。近代前期,识字成为一种文化需要。许多中世纪的君主和僧侣都是文盲,他们不是无知,因为有人给他们阅读。这时期识字成为普遍。1483年约克的大主教说:" 年轻人必须学习技术和其他关于实际事务的知识。" 教会一般控制了教育。随着教育的发展,人口中的识字率提高了。1642年,一份1265人抗议英国萨里郡政府的文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签了名。在16世纪法国的纳博讷,资产阶级中的识字人达到90%,在城市手工工匠中识字人数达到65%,在农村人口中达到10-30 %。伦敦在1640年的识字率为78%,在农村为38%。在德国识字率很低,只占人口的5 %。1533年,托马斯.莫尔说3/5 的英国人可以读英文。15、16世纪是大学兴起之时。在德国有迪灵根(1554年)、耶拿(1558年)、亨普斯特德(1569年)、维尔茨堡(1582年)赫波伦(1584年)、格拉茨(1586年)等大学;荷兰有莱顿(1575年)、弗兰克(1585年)、格罗宁根(1614年)、哈德维克(1600年)和乌得勒支(1636年)等大学;在英国有爱丁堡大学(1583年)、新教学院阿伯丁(1593年)。老的大学也在扩张,剑桥大学的学生从1564年的1267人增加到1622年的2050人。

这一时期,社会革命连绵不断。革命首先起于下层民众,德国农民战争可以看成是普通人从改革走向革命的转折点。既然自己的要求无法在改革模式中实现,那么大规模的革命就是可能的、必然的。这些运动体现了人民的力量,即知识分子、改革者、市民和农民的力量。德国农民战争中,人民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农民的政治意识有所加强。这说明社会虽在发展中,但社会又在剧烈的冲突中。改革和革命的联系,要求我们既要重视这些方向互不一致的社会力量,又要作综合性的考察,这样才能理解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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