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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2020年02月27日 19:30:19

来源:凤凰历史@史命召唤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王朝至此灭亡。由于李自成抢先拔得头筹,看似出力最多,但实则不然,相比起满清,只是个捡漏王而已。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一、满人崛起是流寇兴起的原因。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很快攻占了抚顺城。为了尽快遏制满人的雄起,明廷经过一年的准备,1619年各边精兵齐集后向后金政权发动进攻,结果在萨尔浒之役惨败,阵亡文官武将310余员、军丁45870余人,花费了350万两银子也在转瞬之间打了水漂。大胜之后,后金再克开原、铁岭,连下辽东七十余城,成为威胁明廷安危的心腹大患。

为了维持关外的防线,明廷不得不持续从关内调集军队前往辽东赴援,明军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军需供应时常接济不上,缺粮缺饷的状况严重,援辽明军的军心士气颇为败坏。据《筹辽硕画》所载,来援的明军“各镇兵马又皆畏贼之来,或中路逃去,间有道者又无不心惊胆折”。

这些士气低落,缺乏战斗意志的明军官兵,为了逃脱埋骨边疆的命运,又不敢逃回原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选择落草为寇。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道,“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杨嗣昌也在奏疏中表明了同样的看法,“流贼之祸,起于万历乙未,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满人的崛起是造成关内流寇初兴的重要原因。

相比起清军,明军战斗力很弱。

同时,也正是因为后金在辽东势力不断扩张,才使无地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统治区的严重问题。随着明廷皇室、官吏的腐化堕落,加上辽东战局迟迟打不开局面,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辽东明军的巨额花费成为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的无底洞,从1619-1629的十年时间里,明廷花掉的军费多达6000万两,而明王朝每年的岁入通常只有400万两左右,财政严重超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

为此,明廷不得不开征“辽饷”,除贵州不加征之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本来万历皇帝同意在消灭后金政权之后就停止征收辽饷,但战事每况愈下,辽饷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加派,每亩再加征三厘五毫。军饷加了不少,战况却没有多少改观,明廷丧师失地,只得继续狠下血本。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再次加派银每亩2厘,每年共计加银9厘,加派银两达到520万两。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天启年间征收的辽饷数目。

到了天启年间,关外的局势更加败坏,后金军先克辽阳、沈阳,再克广宁,明军一败涂地,辽西也已岌岌可危。为了重建被打的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修补堡垒添置大炮等军备,光靠地亩银已不敷使用,明廷进一步扩大了“辽饷”的征收范围,把盐课、关税、芦课囊括了进来,每年征收的辽饷常多达600-700万两以上。

更雪上加霜的是,从天启六年明廷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30%,第二年还缺30%,又要收第三年辽饷的30%,负担一下子就增加了三成。这在一些物产丰富的省份倒还尚可维持,但对本就土壤贫瘠、民怨沸腾的陕西而言则无异于火上浇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将在此爆发。

自天启七年至崇祯初年,被重赋逼的无路可走又饥寒交迫的失地农民和关外逃回的明军逃兵,开始如雪片般涌入起义军的行列,义军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应付。从因果关系上来说,如果不是满人的崛起,就不会给明廷造成长期失血的创口,激起民愤的“辽饷”,是明清战争长期持续却无法得胜带来的结果。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二、明军精锐几乎尽丧于清军之手。

满人不仅动摇了明朝在关内的统治,若单纯比较双方战果的话,也能发现明军的精兵强将大多覆灭于清军之手,从1618年-1644年,数十万明军丧身在白山黑水之间,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明军的九边精锐。

明朝末年,纸面上多达百万之众的卫所兵大多都已不堪驱使,只能依赖招募的营兵撑场面,随着明朝朝政的败坏和官吏的腐败,营兵也普遍沾染了卫所兵以往的积弊,战力每况愈下,剩下的些许精锐部队,已是明朝仅存的家底。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先破清河、抚顺,成建制歼灭了明军2万余人,在刚起家时便已凸显出对辽东边军压倒性的战斗力优势。接着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满人又歼灭了明朝三路大军,这三路大军的官兵大都参加过援朝抗倭、平播州等大战,久经沙场、惯于征战,竟差点被一网打尽,好不容易攒下的老本转瞬之间就赔了一半。

明军只有九边边兵还有些战斗力。

紧接着,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也相继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在这几次交战中明军屡屡遭到毁灭性打击,开原、铁岭两城守军几乎全部覆没,沈阳守军4万人以及辽阳守军2万多人也死伤了大半。广宁之战,满人又在沙岭歼灭明军约3万人,短短3-4年之内明军的伤亡便已高达十万人以上。

接二连三的惨败,葬送了一大批宣府、大同、真定、保定的边兵,以致于明廷再次征发宣府镇边军士卒的时候,他们甚至发生了哗变,“两次援辽,军士无一生还,且月给银六钱,家中不够养赡……左右是死,不如死在宣府罢”,声称“宁死宣府,不去辽东”。明军上下心惊胆战,官兵逐渐丧失了和满人接战的勇气,按照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说法,驻扎在辽东的明军“人人思逃”。

不过大明毕竟树大根深,非须臾就可撼动,明廷一面继续抽调蓟镇、大同等镇边兵赴援,招募辽东本地平民和边境蒙古人,重新整军备武,填补大量战斗伤亡造成的严重损失,一面在辽西构筑由宁远、锦州、山海关等八个据点组成的关宁锦防线,依靠红衣炮和堡垒死守辽西走廊,勉强拖住了清军前进的脚步。

满人是明军的噩梦。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自1626年-1641年,明清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清军虽暂时未能突破关宁锦防线,但也通过战略迂回和攻打旅顺、皮岛、大凌河等孤立据点继续给予明朝沉重打击,仅围攻大凌河城一战,皇太极便围点打援全歼了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统率的4万大军。

在1641年松锦决战之前,清军四次破边墙而入,对明朝内地进行了大扫荡,进一步削弱了明军的实力,保守估计这一时期明军又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伤亡,如果加上松锦决战和之后连破锦州、塔山、杏山、前屯卫等据点,摧毁关宁锦防线的斩获,明军的伤亡数字还将更加庞大。

相比起来,农民军在起义前中期的战斗表现并不好看,以军纪败坏著称的左良玉在玛瑙山之役一次就阵斩了张献忠所部3500多人,李自成也是洪承畴、卢象升、曹变蛟、贺人龙、祖大弼、祖宽、左光先等人的手下败将,祖大弼、祖宽等人都是从关辽军调入关内负责镇压农民军的得力干将,手下有数千关辽兵,杀农民军如摧枯拉朽,“援剿之兵,惟祖大乐、祖宽所统辽丁为最劲,杀贼亦最多”,孙传庭声称只要抽调八千关宁精骑,“不数月贼自可尽也”,明军对上农民军,往往一次大胜能斩首数百级至千余级,而在辽东战场能够砍个两位数的满兵首级却已是很不得了的功勋了。

精锐的辽军骑兵剿灭流寇最给力。

再仔细看还能发现,这些在“剿匪”战场上战功卓著的名臣宿将一旦碰到清军,其下场往往以悲剧告终,洪承畴在1641年的松锦决战中大败亏输,松山城破后成了清军的阶下囚;曹变蛟在松山城破被俘后处决;祖宽在讨伐农民军时战功颇多,然而清军侵入山东时竟逗留不前,眼睁睁地看着济南陷落,被崇祯帝赐死;卢象升以2万余寡兵在关宁骑兵的配合下,数次以少胜多击败高迎祥、李自成等起义军主力,但在巨鹿与清军发生野战,很快落了个全军覆没血洒疆场的下场。要是再加上没和农民军打过交道的刘铤、杜松、孙承宗、满桂,祖大寿、赵率教等人,被清军毙伤俘的明朝大员这长长的一串“死亡名单”,还会更加可怕。

因此明朝上下都很明白,清军战力要远在明军、农民军之上,每逢清军入关扫荡,无论崇祯如何鞭策和督促,明军各部大多只敢远远地围观,不敢上前交锋,以致于孙传庭说明军各部杀流寇还挺踊跃,但是“一言北敌,遂无人色”,真可谓是内斗内行,外战外行。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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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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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力和外力的作用下,李自成越打越大。

清军入塞扫荡还在有意无意之中给农民军做大做强敲了边鼓,打了掩护,本来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已把李自成打成了光杆司令,迫使张献忠走投无路向明朝投降,结果战局刚有改观,洪承畴就被明廷调往辽东,孙传庭手下的部队亦大多北上赴援,明廷对形势产生了误判,仓促发动了松锦决战,又葬送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这就给了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发难的可乘之机,很快声势复震。

自崇祯中期以后,许多实战经验丰富的明军逃兵和降兵加入了起义军队伍,甚至还有来自陕西边军的子弟,“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固相率立诨名”,有了这些人的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战力不断上升。

而明军由于严重的失血,战斗力急剧下滑,不仅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在质量上也越来越难以与李自成匹敌,义军的人头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便刷了,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就连起义军的降将白广恩、高杰都不得不委以重任,这正是清军和不断成长起来的义军不断给明军放血的结果,明朝也终亡于清军和义军的两面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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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捡漏来的战利品。

结合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李自成顺利拿下北京是其本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捡漏之举,梦幻一般的成功来的实在太快,太突然。

1644年元月,李自成在西安改元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然后挥师向东进军,一路所向披靡,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遭遇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方才遭遇到第一场像样的战斗。随后,势单力孤的周遇吉带领四千人马,退保宁武关。

李自成本可绕开宁武关继续北上,谁知他竟然率领大顺军主力紧随其后,继续与并无威胁的周遇吉纠缠,经过七昼夜激烈战斗,方才攻占了宁武关,大顺军伤亡2万余人,还有4员大将阵亡,李自成这次出征全军不过6万多人,一下子就报销了三分之一,对大顺军而言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沉重打击。

破城之后大顺军气急败坏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顺军罕见地将城里的男女老幼杀了个精光。经此一战,心有余悸的李自成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明史》载“自成惧,欲退”,《明季北略》也提到,“大炮击伤万余人……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在到达北京之前,还有好几个拦路虎,要是再碰上一、两个周遇吉,李自成的老本可就赔光了,“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若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不乏诸如此类的记载。因此,李自成召集诸将商议,建议退兵,“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晚,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表送到李自成面前,李自成立刻打消了撤退的念头,率军继续东进,在接手宣府、大同之后,负责镇守居庸关的总兵唐通也献上了降表,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北京城下,以致于大顺军攻占北京之后,军中还有人在感叹,“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即便在兵不血刃拿下居庸关之后,李自成也没有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的把握,他派出总督王永吉和崇祯谈条件,打算和明朝划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

当大顺军来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再次派出太监杜勋入城,仍试图与崇祯帝讲和,“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据《鹿樵纪闻》、《甲申传信录》记载,崇祯帝虽然听了杜勋和辅臣魏德藻的意见,“割西北一带,封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但却没有给李自成答复。

崇祯帝沽名钓誉只有死路一条。

更让人诧异的是,明朝国都—北京陷落只用了两天,李自成还没来得及施展他以往的攻城手段,北京就已陷落了,北京此时并非孤城,外有山海关高第、吴三桂的五万人马、加上山东的刘泽清、蓟镇边军等明军各部,足以与大顺军一战,即便被大顺军攻破了外城,亦可退保内城,只要多坚持两到三天,那可就胜负难料了。

结果明廷自己先掉了链子,京师三大营溃不成军,太监曹化淳成了大顺军内应开门献城,导致北京迅速陷落。大明虽腐朽溃烂已极,但亡在李自成手上实在是偶然,从宁武之战后的想退未退,宣、大、居庸关守将送来的三封降书,再到居庸关至北京城下的谈判,胜利来的如此之快是李自成本人都没想到的,大明朝亡在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想过能推翻它的李自成手上。

李自成只是捡漏的,满清才是灭明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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