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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王瑞臣地堰养伤。王瑞臣后来回忆了当时情况。打完黑山战斗后,六支队“虎二营”被5路鬼子从黄河西包围过来,鬼子拉网式围追堵截,部队被围在黄坡,攻山时身边战友像谷个子一样被子弹或弹片击中倒下牺牲,部队建制被打乱,战友们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当时隐蔽在一块石崖后边进攻,一伸头向外伸枪准备时,叫人家把胳膊打断了,打断后仍忍着痛把枪扔向我方,怕枪被敌人抢到,连长(或是排长)一看,马上叫“王瑞臣”受伤了,赶快让卫生员扶着架着跑下山去,当时紧张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天黑时经过侦查员侦查四面全是敌人,我方已经被包围,上面下达命令夜里开始突围,部队领导鼓励,有一处悬崖边特别狭窄地方特别危险,大家只要有信心还是能过去,夜里大家就开始从这个地方突围,悬崖上方是敌人,大家你扶着我,我扶着你,悬崖边只能容下一个人前行,前边人小心挪完一只脚后,后边人才可以向前挪一步,必须把这一脚踩稳后身体才可以挪动,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悬崖下面的深谷,所有人都不能说话,等大家都到了平地后,清点所有伤员,一个不丢下全部随队伍转移,有担架的抬担架,有门板的架门板,轮到王瑞臣时,就剩了一个抬筐(以前农村多用于抬粪),领导和王瑞臣商量同意后,只能委曲着坐在抬筐中由战友们抬着,胳膊断着,腰里面受着伤,一心只考虑突围,高度集中,已经感觉不到痛,一夜突围到肥城固留、伏庄附近,随后所有轻重伤员被转移到了山神庙、岈山、五埠一带后方医院。

敌人也听说山神庙、岈山、五埠一带有八路军后方医院,经常扫荡,伤员们常常穿上老百姓衣服,分散为当地老百姓,依靠地方老百姓。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村民在山坡花椒树、棘荆、爬蔓植物生长茂密的梯田下、地堰上挖了许多地洞,老百姓管这种洞叫“土屋子”, 外面伪装似地堰,里面约一米宽两米长,只能容下一个伤员弯曲身体在里面,为了观察和饮食方便,伤员一般头朝外脚朝里躺着,如此一来,二十步开外,很难发现,但在里面向外看却很方便。老百姓的这些做法,使伤员有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当时王瑞臣就被当地老百姓垒入了地堰垒成的“土屋子”里,里面铺了些干草和草栅子什么的,当时左胳膊打断左手被刺刀刺中,手一直伸不开,子弹从左腰部击中,腹部多处中弹片,当时人仰在那里,下雨时地堰滴水,就活动未受伤右胳膊用右手把身下的水舀到一边,黑夜里卫生员扒开石块,当时没药,就二百二(既红药水)什么的涂搽一下消消毒。肥城人李子忠(当年26周岁)当时任山东纵队六支队卫生处医务主任。

当时卫生员只能用黑烧壶提溜着开水已经凉不凉热不热,一个窝窝头搁那里,吃不吃在你了,能活过来就是命大,卫生员换上药后,出去时再用石块把地堰口堵上,卫生员(医生)这一黑夜几十里地又跑出去了,过几天黑夜再来看看,在地堰里面住了整整三个月,伤口化脓,数度昏迷,躺那不能动,数度绝望。当时缺医少药,正如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韩多峰所述:“(1939年东平湖边山赵村养伤)我的伤势,由于乡村缺医少药,故数月来始终创口

化脓身体极为衰弱。当时乡间能买到的外伤药只有红药水和碘酒两样,对于严重感染的创口毫无办法......”参加过攻打阳谷县城的张富荣老回忆说“当时医疗条件差,没麻药,就用酒放碗里点燃,然后往伤口处涂抹着消毒、消炎。打阳谷县城伤亡600多人,大部分是死在后方医院的。很多人得破伤风,高烧不退,治不了就死了。”

王瑞臣在地堰养伤的日子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作为二区的梯门村本身属于平阿根据地的一部分,也听说了北部八路军打了恶战死了很多少人队伍被打散,虽然前些日子二营去黄河西参加讨伐叛军石友三部曾在东、西沟流休息,但由于时间太急加上信息不通,家里完全不知道王瑞臣在哪里,不知道是死是活,村上人全都传言王瑞臣已经战死,都纷纷劝其刚娶进门一年的妻子别守了(改嫁),但新娘的父亲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准备了马让新娘的弟弟去东乡各处打听,最后在六支队后方医院打听到了王瑞臣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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