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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什么时候发现传染病,已经无源可考。可以想象的是,传染病史一定是贯穿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在两河流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巴比伦王国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瘟疫就已经被记述为四灾厄之一。同一时期,埃及也将法老的威势和瘟神进行比较。

中国古代传染病记载更多。从公元前 674 年至 1949 年,这 2632 年间,各类史书共记载有 772 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自明朝以来,各类瘟疫记录的连续性与现代疫情资料基本相衔接,内容丰富,可研究性强。

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占卜瘟疫的文字。《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上,巫师卜问商朝大王是否染上传染病,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延流传。《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疫, 民皆疾也。”

东汉末年,中国爆发大瘟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领导人张角便是治疗疫病的医生。在治病的同时,他又宣扬道教教义,将自己神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民众认为他就是神仙下凡,徒众达数十万人。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魏文帝曹丕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又说:“疫疠多起,士人雕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

从 220 年曹魏建国到 581 年隋朝建立,362 年间共爆发过 76 次大瘟疫,平均不到 5 年就要大规模来一次。西晋时葛洪曾说过,他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只要瘟疫一流行开就控制不住,一个县的人往往要死亡一半。

《资治通鉴》记载,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北史・魏本纪》记载,隆安元年(397年),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隋唐也未必好多少。隋朝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唐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

南宋时期,当时还被金国占领的汴京城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明朝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

崇祯年间,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而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的大疫,人死十之**。

崇祯十六年,天津也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传染病促进了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统一。在中国,华夏族的统一肇始于对洪水的治理;而在西方,正是传染病是通过民族及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完善了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进程。在西方,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当时它正利用围城战术与斯巴达军进行对峙。这场瘟疫造成众多将士死亡,领袖伯里克利也在这场瘟疫中丧生。有人怀疑他是死于天花或者斑疹伤寒。这场瘟疫最终使雅典大败。

542年到543年年间,东罗马帝国发生瘟疫,国王查士丁尼自己也受到了感染。这场瘟疫从埃及向巴勒斯坦方向扩散,更进一步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导致了众多死亡,夺去了帝国近一半的人口,甚至使帝国的机能一时陷入瘫痪。

据说瘟疫最为流行的时候,光是君士坦丁堡一座城池,每天都有5,000人到10,000人死亡,磨面工坊和面包店由于农业生产的萧条而陷入停工。

同样是这场瘟疫,542年又在旧西罗马帝国爆发,547年扩散到不列颠岛周边,567年蔓延到法国,随后又途经欧洲、近东、亚洲,从其最初爆发到平息为止,大约共流行了60年。

到14世纪末为止,欧洲共发生了 3 次大鼠疫。当时全世界总人口约有 8,500 万人,其中欧洲损失了约 1/3 到 2/3 的人口,共计 2,000 万到 3,000 万人左右;在英国及法国则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鼠疫,有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 60%。其实,在鼠疫的第 3 次流行中,最大的受害国是印度。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 1,200 万人以上。

在这场鼠疫中,犹太教徒的死亡人数较少,因而传出了犹太教徒在井水中投毒的种种谣言,使得犹太教徒在日内瓦等城市中成为了被**及虐杀的对象。这也是犹太人被德国奥地利等日尔曼民族仇恨的一个原因。

北宋天禧四年 (1020 年),萨曼王朝的伊斯兰世界医学家代表伊本·西那,在《医典》中提到,人的体液是传染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超脱于肉体之上的精神能量。通过隔离,可以阻止传染病的扩散。虽然他没有想到是哪些体液导致,但在当时的世界,已经是最先进的结论了。

14 世纪纳斯利德王朝的伊本·海提布在研究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斯地区的黑死病(鼠疫)时,发现与衣物、食器、耳环的接触,便有可能导致发病。在此基础上,伊本·卡蒂马建立了一种假设,认为“传染病是由于微生物入侵人类体内而导致。”

文艺复兴期间,欧洲人广泛认同了这种观点,并把隔离当成防止疫病扩散的主要手段。世界名著《十日谈》,背景便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10 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时讲的故事。

哥伦布的同事们,从海地把梅毒带到了欧洲。从此欧洲变得不太平。历史上的大牛都染过梅毒,尼采、贝多芬、莫泊桑、梵高、林肯..... 都得过。

法国人对这种病恨之入骨,因是由进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军队带回来的,就把它起名为“那不勒斯病”。意大利、英国和德国人则管它叫“法国病”,因为是在法国参军的人带回来的;俄国说这是“波兰病”,因为它是从波兰传过来的;波兰说这是“德国病”;丹麦、葡萄牙和非洲北部的一些地区叫它“西班牙病”;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称之为“基督徒病”;巴基斯坦人称它为“印度病”;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

总之,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病来自自己的家乡。中国人根据它的临床表现,将它命名为梅毒。

1684年,荷兰科学家安东尼·凡·列文虎克改良了显微镜,使细菌变得易于被肉眼所观察,这时人类才第一次看到病原体。1875年,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首次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了拥有感染性的病原体细菌炭疽杆菌,并提出《柯霍氏法则》,作为判定传染病病原体的指针,成为了传染病研究的先驱。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志贺洁也分别在1894年和1898年先后发现了鼠疫杆菌和志贺氏菌。至于绝大多数主要病菌的发现,都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事了。

也就是说,人类从瘟疫的苦难中逃脱出来,并采用最科学的方法,还不到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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