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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之十三: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1

佛教之十三: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1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呈全面持续高涨的发展趋势,6 世纪上半叶南朝地域有寺庙近3000所,僧尼8 万余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3 倍多;北朝地域的寺院僧尼均以30年翻一番的速度激增,477 年时北方有寺院6478所,僧尼77258 人,514 年前后寺院增至13727 所,至550 年" 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①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更为密切,佛教不仅是一种祈福的手段、太平吉祥的象征,而且是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法果绾摄魏境僧徒,称道武帝" 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敬" ,并解释说" 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法果生前已被授予爵位,死后又追赠将军称号,并令其子承袭爵位。其行迹表明当时某些佛教上层分子在直接依附当政君主的过程中,实际上已成为世俗政权的组成部分。

南北二地的统治者都耗费惊人的人力与财力推崇佛教,但在形式上略有差别,南朝统治者多继承东晋重视佛教义学的传统,在佛教理论上多有发明,齐竟陵王萧子良曾自讲经义、广泛涉猎当时流行的经论;梁武帝4 次舍身同泰寺,臣属耗资亿万钱奉赎,他自疏《涅槃》、《净名》等经典,自讲" 波若" 义,自立" 神明成佛" 义。

与南朝相比,北朝统治者更" 偏重兴办福业建造和禅行神异,其义学则在宣扬律己禁欲"。北魏文成帝用赤金25万斤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并耗资开凿云冈石窟,其后献文帝又耗费赤金10万斤、黄金600 斤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宣武帝则开凿龙门石窟。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广为流布,北齐时全境寺院有4 万所、僧尼达200 万人,而北周时北方僧道共有500 万余。

②中外佛教交流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西来的僧侣多集中在北方的洛阳和南方的建康,仅洛阳永明寺一地,就曾接纳" 百国沙门三千余人" ,远者来自罗马和南印度,他们或从陆路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或从海路经南洋群岛或中南半岛抵达广州或青岛。与此同时,内地僧人西去取经求法和观瞻圣迹的活动也掀起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显和宋云。

法显" 慨律藏不全,矢志寻求" ,与慧景等4 人于399 年从秦都长安出发,经张掖遇智严、宝云等一并西行,历时15载,游历29国,带回《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法显回国后在建康道场寺与室云等共译出经律等6 部63卷,其中《大般泥洹经》关于佛祖常在和"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的观点,使佛教无论在信众的普及方面,还是在思想的融入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宋云于518-522 年出使西域并取经170 部。当时在河西走廊到葱岭间的西域地区,依然是全民信仰佛教,于阗风行建塔、民死火葬,叶城一带将大乘佛经奉为国宝,而疏勒、鄯善、焉耆等地,则属小乘系统。在后秦、北魏与北齐时期,内地佛教在西域的影响已超过天竺。

③四大译经集团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译者与译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录》记载,420-589 年的170 年间,南北先后8 个朝代共有译者67人,译典750部,1750卷。译经形成高潮的第二个特点是传译中心多元化,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除建康之外,还有广州、豫章及沿江地区的江陵、襄阳、庐山等。这一译经高潮的第三个特点是佛籍译介的范围比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大乘系统中有关佛性论和唯识论的经典竞相译出,由无著、世亲创始的瑜伽行派著述也引入汉地;小乘经论的译介日趋完备,比较盛行的是体系严密且定义清晰的" 阿毗昙" ;密宗译经已陆续问世,特别是有关咒术的专门经典,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影响;佛教戒律在南北朝的译传比较集中,而且是大小乘兼备,如《十诵律》、《四分律》、《菩萨戒本》及《优婆塞戒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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