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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贡献,我偏重于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因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接近90%,对它们的贡献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我归纳四个面向来突出中国对广大发展中世界的贡献。
第一点是中国的崛起重新打开了现代化模式多元竞争,让很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有自信去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
第二点是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的经济分工格局。打破了原本南方国家跟富裕的北方工业国家高度不对等的贸易关系;
第三个面向是中国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发展援助模式,整体来讲开启了一个“南南合作”的新时代;
最后就是中国拉抬了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带领很多新经济体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甚至,中国正在重新塑造全球化的路径跟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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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现代化模式多元竞争

中国打破了过去(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过去的尤其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思想,面临极大的挑战。不但如此,展望未来,中国现在所展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在美国资本主义跟西欧过去的福利国家模式之外开辟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很成功,是一条有持续性可能的道路。

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有非常特殊的相对优势。不仅有一套自己的制度安排来确保执政权力合法性,还同时能够支撑执政能力跟治理绩效,这三者结合得比较好。
中国的崛起对非常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真正帮助它们打开思路,从新自由主义的牢笼解放出来。对中国经验做一些简单的归纳,即透过实践探索最佳的道路,尊重国情差异,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中国给发展中国家一种新的自信,使它们更有自信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发展模式。阿富汗战争后第一位总统,在卸任前夕,说若有机会重新来过,当然会选择中国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快速、果断,讲究结果,带给所有人好处”。还有埃塞俄比亚,这个东非大国的天然资源相对贫瘠,人力资源丰富,它认真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汲取适合自己的实践策略或制度安排,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它甚至成立了类似发改委的规划机构,推进自己的“五年计划”——“增长与转型计划”。进入新世纪后,埃塞俄比亚的GDP成长是非洲最亮眼之一,增长接近两位数。埃塞俄比亚的成长,让很多国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发展经验。
在四年前,根据非洲风向标调查在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做的全国抽样调查访问,在非洲民众心目中,中国作为最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已经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等到今年调查最新的数据出来,我有把握中国会超过美国变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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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重塑全球经济分工格局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融入了世界经济,变成全世界产业供应链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同时在产业升级上快速进阶,从非常低阶跃升为中高阶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大国。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指数(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对比例)趋势不断改善,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进口的工业产品相对价格下跌。
这对很多国家来讲,有利于自己的资本积累或生活素质的提升,这甚至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南北不平等交换,也就是:过去大量依靠原物料、大宗商品出口的亚非拉国家,以非常低廉的出口价格去交换由美国和欧洲、日本所垄断的昂贵进口工业产品。
中国的行动通讯设备与廉价的手机让几亿非洲人轻易跨入行动通讯时代。以传音控股为例,这家企业刚刚在上海创业板上市,它在中国没有卖过一支手机,却是世界上排名第四的手机制造商,最大的市场在非洲,市占率高达49%。它的手机满足最基本的通讯跟短信功能,对非洲最低收入人群来讲已经足够。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改变它们跟世界经济体的交换关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在短短十六年里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贸易结构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世界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围绕富裕国家需求而产生,但在中国参加WTO以后,南方国家彼此间的贸易比重不断上升。下面这张统计图表显示,到了2013年富裕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已经被非富裕(开发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赶上。
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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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新型发展援助模式

中国开创了新型的发展援助模式,真正拉抬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供给了新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超越了很多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组织愿意承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
回顾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很多前殖民地都经历过很多骑在他们头上的强权。这些国家来到之后首先是掠夺者,剥削者或支配者,随后战后殖民国家的独立,掠夺,剥削和支配的角色慢慢淡化,但这些国家还是站在文明优越的角度,指手画脚。而中国是第一个,作为一个兴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或文明优越者的姿态面对欠发达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讲求“资本友善”,很多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善营商环境,就是让西方跨国企业容易进入欠发达地区,让跨国资本移动基本上不受任何人为障碍,完全围绕跨国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而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法律。但是中国不一样,当中国与落后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关系时,是两手并用,既要符合市场规律,但也依靠官方协商平台的推进,并让开发融资机构和国营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考虑。
中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的体量太大了,富余产能非常充沛,协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也符合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基础设施投入是政府带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在融资,规划与工程兴建的各方面,发挥关键而巨大的作用,并愿意技术转移,过去没有任何发达国家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
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的框架中看,中国面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尊重对方国情,不会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买武器,不搞政变。对很多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来说,一开始是很难相信的,这跟过去与西方国家交往模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国在开创新的“南南合作”跟协助其他落后国家快速追赶中,发挥的很重要的贡献。
中国也把自己的两手并用,即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用到“南南合作”上,设置了很多能起杆杠作用的官方融资机制。中国建立了最完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机制,覆盖所有发展中地区,基本上没有遗漏。而美国搞军事同盟只关注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来没有心思和意愿搭建这种协商平台。搭建这样的平台,意味着要承担多很多提供区域性和新的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义务,担起出最大份额的责任。
有美国学者说中国就是世界的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融资规模早就超过世界银行及各地区开发银行的总和。在直接传统意义的发展援助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下图是美国团队AID Data,在数据库里面把符合不同形式的发展融资数据加在一起做的统计。
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过去10年以来,中国拉抬欠发达国家上发挥的作用是最突出的。中国开始供应一些新型的区域或国际公共服务产品,而且是超越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传统的职能,也超越许多西方国家过去的发展援助角色,真正有开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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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非常重视多边合作体制,发掘增长潜力,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启动新的合作机制。现在中国全面打造跨国的基础设施联通,也开始在全球范围打造新一代全球通讯与万物联网的基础设施,这对下一阶段全球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影响,世界各国参与全球化的路径都会产生根本性改变。尤其在电子商务平台方面,中国绝对是引领者。在打造全球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包括支付与结算系统等方面,中国起“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科技实力和科研势力不断突破,扩大与所有的落后国家开放交流,不仅提供大量的留学生和人才培训机会,中国在拉抬欠发达中国方面还有很多新的平台。中国有一个“透明海洋计划”,会在整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建立非常完整的及时的海洋气候生态变化观测系统,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面分享。

对中国来讲,在很多国家推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世纪工程,但对当地国家来讲,每一个项目都是世纪工程,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比如从贝尔格拉到布达佩斯的30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将来会继续延伸到布拉格、维也纳。这是过去很多巴尔干半岛国家梦寐以求的突破,但由于过去没有融资或者施工能力限制无法实现。还有由中国政府牵头的,在中非合作论坛认可的官方推动重点合作项目,帮整个非洲大陆建立“八横、八纵”的宽带骨干光纤网络,穿越48个国家与72个大城市,每一个国家围绕新的贯穿非洲的信息高速公路,发展当地自己的高速信息通讯网络,这样,非洲有几亿人在很短时间内,一步就踏入了网络时代。联通东非五国的跨国铁路,这条铁路对这些国家来讲也是跨世纪的。原来留下来的铁路现在时速已经不到30公里了,而中国协助兴建的这条是按120公里设计的,土木工程的设计标准是可以行驶动车,所以将来还可以提速到200公里,同时全线九成以上是高架,尊重当地的生态和野生动物的保护。
现在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制造“债务陷阱”。AidData的数据可以对其进行反驳,数据库用非常先进的估测方式,即用卫星夜间空照得到的夜间照明亮度,估测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也可以看出分布是比较集中还是比较分散,比较分散就代表这个工程项目的经济外溢效果比较明显,如果很集中就意味只有少部分人受益。这个研究团队针对中国在138个国家的3485个项目中,可以看出中国推动的开发项目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扩散效果也非常明显。
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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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抬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现在,中国变成全球多边主义最主要的支撑者,尤其是在特朗普“退群”后。实际上,在很低调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在很多最重要的全世界政策协商平台幕后扮演非常重要的协调者角色。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就是2016年的杭州峰会,那次峰会的领导人宣言第一次把G20的任务,从应付世界经济下行危机、保护主义和金融稳定等短期问题,转到关注更长期的全球经济结构平衡与恢复增长动力,以及协助各个落后国家迈向联合国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杭州宣言在落实上会碰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在整个方向、定位上,中国已经变成全球议程的设定者,通过幕后的共识协商程序,中国建构新的机制,这个机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砖五国”,现在的“金砖五国”已经不是封闭的俱乐部,而是会主动邀请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一起参与这个对话和协商机制,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等等,同时“金砖五国”也反映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意见,形成共识,再到G20的平台里面寻求跟西方工业集团之间的共识。
简单来讲,“一带一路”是中国在逆全球化的压力之下,对如何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而且为全球化打造更厚实的基础问题上,提出的中国方案。长期作用是对全世界经济来讲,尤其是对欧亚大陆来讲,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果欧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里面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可以帮助它跳出目前的经济瓶颈。
荷兰的一家银行做了一个模型估算,设想中的互联互通如果都实现,这对沿线国家未来10年的贸易增长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做这件事情不完全为了自己,很多其他国家,包括中东欧国家和西亚国家,跟周边国家甚至跟欧洲国家的贸易也会增长,互联互通是普惠效益的,不只是围绕中国的发展需求来设计。
朱云汉:“若有机会重来,当然选择中国发展模式”

最后,这既是一种归纳,也是一种呼吁:
中国是绝对正在而且也必将能够开展一个新的国际领导者模式。我有四个基本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中国还是处于中等发展阶段,自己还有维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且还具有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巨大能量,之间的互补性非常明显。
第二个是中国长期立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相比美国政府,它是不会被国际金融资本、跨国企业、军工利益集团俘虏。中国还是会引领很多国家在政策上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不仅在国际合作上,在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制定上如此,国内的发展策略也有这样的特色。
第三,中国并不认为自己的体制非常完美,而是不断需要完善,然后因应新的问题挑战和找寻出路,并探索制度创新实验。现在是科技大爆发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带来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模式都可能出现剧烈变化。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中国会是新型的领导者,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实验,中国都会跟其他国家进行分享。
最后,对全体人类而言,中国传承了具有正能量的文化与知识基因,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思想维度。对外讲义利之辩。而且中国面对不同的文明体系是追求和而不同,不但能够包容,而且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这都是中国非常特殊的条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有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扮演重要国际领导者角色的话,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追求自主发展的全新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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