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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源流史》佛教之九: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之九:佛教传入中国

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 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 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 异人" 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 捐家财、弃妻子" ,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 修道德" 、" 崇仁义" ," 父母兄弟皆得度世" ,才是其" 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世,"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40多年间,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54部,74卷,知名译者有6 人,译者中最重要的二个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其父死后" 让国于叔,驰避本土" ,在游历西域各国后于公元148 年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前后20余年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小《十二门经》和《修行道地经》等。东汉时期传播于中国的佛教,掺杂了许多中亚或中国西部民间巫术的成份。安世高从西东来,也是善于" 七曜五行,医方异术" ,并通晓" 鸟兽之声" ,他对中国佛教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首次比较系统地译介了上座部中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晋释道安曾以" 禅数" 之学概括安世高的佛学特点。

所谓" 禅数" 的禅,即是禅定;所谓" 数" ,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 事数" ,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 阿毗昙" ,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称为" 慧"。因此," 禅数" 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 、" 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 安般守意" ,后称" 数息观"。……作为一种气功,安般禅至今还在流行。

支娄迦谶原为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尔后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道行般若经》为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之始," 它的怀疑论倾向和否定一切权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离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支娄迦谶的译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将" 性空" 视为绝对真理,将" 缘起" 作为" 性空" 的表现,形成一种与《庄子》某些思想相通的折衷主义真理观,为般若学在魏晋时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提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后来日益兴盛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从总的情况来看,东汉的佛教传播、特别是译经活动的发展,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属于黄老之道的一支,佛经汉译中也多借用老庄术语;

第二,译经以外来僧为主,或单译或合译,亦有少量汉地僧人和居士从事辅助工作;

第三,译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外来僧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大小乘同时流传;

第四,佛教尚未" 本土化" ,其标志之一是汉僧著述和注释极少;

第五,译经活动具有纯民间的性质,未得到政府直接支持,主要资助人为民间地主或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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