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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mv在一些人的朋友圈里刷频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虽然创作于80年代,但直至今日,依然能引发人们的共鸣。某种程度上,今年国庆档几部备受瞩目的献礼片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讲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故事,其中有决胜时刻的伟人故事,有为国争光、征服珠峰的故事,也有中国机长创造世界民航史奇迹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为何至今依然广为传唱?《攀登者》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商业化与主旋律如何在献礼片中实现交融?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进展?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慧瑜老师。

[采访/吴立群]

观察者网:《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创作于80年代的歌曲,这两天以这首歌曲为背景的主题mv又在各平台上火起来了。您觉得这首歌曲的叙事有何特点?为何至今依然会在国庆时节广为传唱?

张慧瑜: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自然也就携带着80年代的文化底色。在当时的语境下,一个作为个体的和抽象的“我”开始出现了,与此同时,国际主义式的叙述也开始转变为民族国家式的表述。80年代很多作品表达了海外游子对于祖国的爱,这个祖国就是“大山大河”这样一种高度自然化的象征。比如电影《庐山恋》中两个青年对着庐山高喊“I love my motherland”。

这首歌曲从个体出发,呈现了个体与祖国的关系,同时也带有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一种理想主义和对未来的乐观想象,这也是它流行的原因。

张慧瑜|80年代是我们朝外看,现在是世界对我们充满好奇
《庐山恋》剧照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80年代艺术风格的转变。现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也会尝试把前三十年的历史和后四十年的历史进行衔接叙述,并且也会试着言说、展现革命年代的符号和记忆。例如《攀登者》就涉及到60年代攀登珠峰的故事。对于这样一种创作经验,您怎么看?

张慧瑜:这是90年代以来历史写作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一些红色元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元素被成功地嫁接起来。在一些叙述中,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80年代以后的历史也是以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线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时段的历史没有特别本质的不同,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成相似的历史任务,也就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这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展开叙述,就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攀登者》中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在50到70年代是人定胜天,是人民的、集体的力量,在当下则变成一种浮士德式的现代精神,是一种不言败、不服输的竞技精神,也就是说60年代的故事也可以转化为符合当下主流价值的故事。

张慧瑜|80年代是我们朝外看,现在是世界对我们充满好奇
《攀登者》宣传海报
观察者网:今年是建国70周年,今年国庆档的献礼片更是万众瞩目。而在2010年之前,一些献礼片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您怎么看待市场的这种转变?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不同时期的献礼片呈现的特点?

张慧瑜:中国的电影体制大概从2001年开始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彻底的,它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了市场体制。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电影基本是产业化的电影,是民营公司投资拍的电影,哪怕是献礼片也是如此。当然中影集团也会投资拍摄电影,但市场上更多的电影是博纳、阿里和其他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确实拥有了一种和好莱坞相似的电影生产制度,也就是以民营公司为主导的电影生产制度。就像好莱坞大片会宣传美国价值观,中国的民营公司拍摄主旋律电影也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之所以会看到献礼片不受待见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依然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中,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时候不太同步和匹配,不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就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社会想象和文化想象。所以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电影不仅制片制度在调整,叙事策略和故事也在不断地自我调试。当然我们也拥有了一些和好莱坞大片类似的,既有票房,又有口碑,还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大片,如《战狼2》、《流浪地球》等,这和八九十年代是很不一样的,也是中国崛起之后出现的新现象。

中国的献礼片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出现的。到了1989年,献礼片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就是要讲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如《开国大典》。因为1959年的献礼片并不是意味着一定要讲1949年及此前的革命历史,还有一些是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当代故事,如《五朵金花》、《我们村的年轻人》等。但是在1989年之后,献礼片更多以红色历史为主题,反映建国、建党、建军等重要的历史时刻。2009年是《建国大业》,今年的《决胜时刻》也是类似同样历史时期的故事。

《攀登者》就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属于我们这几年出现的所谓的“商业式的主旋律大片”,和《战狼》系列、《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流浪地球》等作品比较相似。它不回避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在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背后是中国国家力量的象征。包括《中国机长》也属于这一类型,在危机时刻呈现个人英雄主义,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也拯救了集体的命运。

张慧瑜|80年代是我们朝外看,现在是世界对我们充满好奇
《决胜时刻》宣传海报
观察者网:从献礼片本身来说,您觉得应该怎样兼顾到政治性、艺术性和市场性,在三者中实现平衡?

张慧瑜:应该说献礼片的考量标准和商业片是不同的。献礼片最大的特点是它会讲述伟人的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大历史。比如《决胜时刻》在讲述相关历史的时候,采取的叙事策略是展现伟人平凡、人性的一面,毛泽东就是一个好父亲、好领导,由此来拉近观众与故事的距离。这种日常生活化的伟人形象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献礼片有时候也会采用商业片的营销模式,比如邀请流量明星来出演。这样票房可能就挺好。再如《智取威虎山》3D版其实是挺成功的例子,它就化用了较多的商业化元素,还把一些当下青年人的情感嵌入到历史之中。

从市场反映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攀登者》、《中国机长》这类带有商业性的主旋律电影更能受到市场的欢迎。

观察者网:从好莱坞的经验来看,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产品也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这个趋势在我国的影视艺术行业中也是存在的。您觉得我们的电影作品目前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表现如何?

张慧瑜:中国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崛起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至于“走出去”,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的主要是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电影市场,除了印度电影区域之外。像《建国大业》、《流浪地球》这类很明显让人能感受到中国国家力量、价值观念的电影很难输出,也很难进入到国际主流商业院线。可能只有一些中国的艺术电影在欧洲国家的艺术院线有一定的吸引力。电影走出去的背后,还是需要国家力量走出去,与此相匹配,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因此,我们就能看到在非洲、在东南亚,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反而更有市场。

观察者网:相较而言倒是一些反应中国乡村生活、日常趣事短视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亮眼。最近李子柒的视频就是如此。在国内,她的视频引发了一波争议,而在“油管”等平台上也异常火热。您怎么看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张慧瑜:应该说电影和互联网平台上的文化产品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也是多方面的。有一点尤其不能忽视,就是随着中国崛起和随着中国对全球事务的介入,改变了80年代的一个基本逻辑。

张慧瑜|80年代是我们朝外看,现在是世界对我们充满好奇
李子柒
80年代是中国非常渴望知道美国怎么样,世界怎么样,中国一直在往外看。现在随着中国崛起之后,世界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状况?那么我觉得除了欧美世界的政治精英之外,一般的中产阶级也会慢慢地使中国进入到他们的视野里面。而农家的生活更能满足他们猎奇的心理。

具体到中国传统农家生活,这里面还存在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形象。他们想象的可能是一个相对特异性的、和现代不一样的中国,这其实也是一种比较片面地呈现中国故事。

另外还有一点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改变了很多东西,它改变了垄断性的传媒集团生产娱乐产品的结构,变成用户生产内容,当然,这些播放平台依然是垄断性的。像在我们的快手、抖音上,也经常会看到很多荒郊野高度猎奇化的场景。这些创作,可能是抽离出他们本身乡村生活的一种生活模式,有时候拍得越超越现实生活,关注度相应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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