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古中国宗教之九: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宗教

《世界宗教源流史》古中国宗教之九: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宗教

古中国宗教之九: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宗教

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器与牛耕的普及,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个体家庭可以脱离宗法血缘家族而独立从事生产,他们垦荒扩大农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人口流动性增加,旧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地籍关系进一步代替了血缘关系。

各诸侯国的旧贵族因墨守成规而日趋没落,均出现了新兴的封建主,并相继变法肯定了社会的变革。在此时期,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但尚无一个诸侯强大到能代替周天子的地位。故而大国诸侯也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形式上仍共尊周天子,周人的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但在此情况下,宗教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必然随社会的转折而变迁。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一切国家概莫能外,只不过是变迁的形式与程度有所区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宗教变迁,表现在宗教礼仪与神职人员的下移与信仰的动摇。

①宗教礼仪与神职人员的下移

春秋时期国家宗教的各种礼仪与祭祀在形式上仍一如往常,但规定与标准遭到破坏,僭礼事件屡屡发生。祭天、封禅本为天子之特权,但此时诸侯、以至于大夫均欲僭礼祭天,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此事后被臣下管仲劝阻而止,但到春秋末年,甚至鲁国大夫季氏也毫无顾忌地去泰山祭天。祭祖仪式亦遭" 僭越"。鲁国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祖于宗庙,竟使用天子于太庙祭祖之礼,唱《雍》诗,行64人的歌舞仪杖。

孔子闻知后愤愤地说"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这些违礼事件说明当时周礼难以维持,已达" 礼崩乐坏" 之境地。

神职人员流向新贵族和民间亦很普遍。周王室的卜、史、宗、祝的地位与活动下移,周代宗教官员的地位,均高于行政官员,"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 (《礼记.曲礼》),即太宰、太宗、太史、太卜、太祝、太士的地位高于行政官员司徒、司马、司空、司寇。春秋以后,随王室与贵族大宗之衰落,其下属的部分神职人员流入民间,或为士人主办婚丧礼仪,鼓乐唱诗;或收徒办私学,以传授知识为业,时称此职业为" 儒"。总之,服务于宗教的神职队伍趋于瓦解,神职人员的下移,也加速了礼崩乐坏的深度。

②信仰的动摇与无神论思想的萌芽

宗教的本质是对未知世界系统的神秘化,宗教的动摇的核心问题是对信仰或崇拜对象的动摇,当传统的信仰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必然引起人们的深思。周代国家宗教的信仰核心是对最高神" 天" 的崇拜,所以当现实与传统宗教的说教发生矛盾时,人们首先思考的必然是对崇拜对象的思考,在春秋时期表现为疑天、怨天与恨天的思想。

人们对" 天" 的信仰的动摇,首先是怀疑天的最高权威与公正,人以天为最高神,本欲敬天以降福,现在却为何战乱不已、饥饿遍地,而不拯救万民呢。天本为公正无私、全知全能之神,为何现在不分是非。甚至天下无序,连皇天元子的周天子均不加以佑护呢。从这种疑天的思想进而导致怨天恨天的思想。" 威辟上帝,其命多辟" (《诗经.大雅.荡》),意即天虽威力无边,但其决定不正确。"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诗经.小雅.雨天子》),其意为堂堂的上天,实属无德。由此而否认了天的公正性与道德性。甚至提出了" 民今方殆,视天梦梦" (《诗经.小雅.正月》)。

在民间这种朴素的疑天、怨天、恨天的思想基础上,一些先进的思想家,进而提出" 天人分离" 与" 重民" 思想,以至于产生了无神论思想的萌芽。

思想家伯阳甫首先提出自然界的现象如地震仅仅是阴阳二气" 失序" 的结果,并非神的安排,从而把天道解释为自然的规律(参见《国语.周语.上》)。

越国范蠡曾说:" 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 (《国语.越语.下》)。晋国史墨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此意即日月运行是天之常道,君臣的地位变化是人间事务的规律,天道与人事并无必然联系。公元前645 年(周襄王七年)宋国发现陨石与六支鸟倒飞,有人认为此象反常,兆国家之灾难。周内史叔兴说:" 是阴阳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左传.僖公十六年》),他公开说明了自然现象与人事吉凶没有关系。鲁国闵子马也说:" 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即福祸乃人间之事,与天无关。鲁僖公二十一年鲁国大旱,僖公为减除旱灾,欲将宗教神职人员烧烤,以祭天求雨,鲁大夫臧文仲说,这并不能消除旱灾,应组织抗旱,厉行节约,互通有无才可能解决旱灾(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在" 天人分离" 思想产生的同时,一些思想家又提出了与" 重天" 相对立的" 重民" 思想。他们对人间的吉凶福祸不再从" 天" 那里寻找根据,也不把" 天" 视为决定性因素,而是转向现实的人的因素,认为人重于天,随国大夫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在这里他把人视为主要因素,而神是属于第二位的,虢国的史嚚说:" 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他把重民还是重神视为判断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据,如听命于鬼神,必然亡国。他还更明确地说神" 依人而行" (《左传.昭公十八年》),体现了典型的重民思想。这些思想家虽然并未完全否定" 天" 及" 天命" 的作用,但对周代国家宗教所敬仰的" 天" 的绝对权威是个极大的冲击。将它改造为人事重于天命,对天的信仰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便会产生无神论思想的萌芽。

著名军事家孙武表达了当时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明君贤将所以能克敌制胜,不是求鬼神善占卜,而是善于用人,了解敌情(《孙子兵法.用间》),在其著作中亦谈到" 天" ," 知彼知已,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孙子兵法.地形》),并对此解释说"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兵法.计篇,》),这说明其天为自然之天,而非最高主宰。

这一历史时期的疑天、怨天、恨天思想与天人分离、重民乃至无神论思想的萌芽的产生,导致对最高神" 天" 的信仰的动摇。国家宗教一统天下的瓦解,新思潮不断涌现,从而在宗教领域内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诸子百家在批判继承周代国家宗教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宗教观,为后世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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