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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尔•2019年1月15日

来源:维基共享。CC BY-SA 3.0

英国给波兰的空白支票

1939年3月21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接待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迪尔时,与法国、俄罗斯和波兰讨论了联合阵线,共同打击德国的侵略。法国立刻同意了,俄国也同意了,条件是法国和波兰都先签字。但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在1939年3月24日否决了这项协议。[1]与德国相比,波兰政治家更害怕俄罗斯。波兰元帅爱德华Śmigły-Rydz对法国大使说,“和德国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失去自由;和俄国人在一起,我们失去了灵魂。”[2]

当立陶宛的梅梅尔居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加入德国时,欧洲外交的另一个难题出现了。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把梅梅尔从东普鲁士分离出来,把它置于一个独立的国际联盟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立陶宛就从国际联盟手中夺取了梅梅尔。梅梅尔在历史上是一座德国城市,在其7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未脱离过东普鲁士的家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如此的弱小,以至于它无法阻止新生的小国立陶宛夺取梅梅尔。[3]

1939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在以德意志人为主的梅梅尔居民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兴奋。梅梅尔的居民吵着要返回德国,再也无法控制了。立陶宛外交部长于1939年3月22日前往柏林,在那里他同意立即将梅梅尔移交给德国。第二天,德国吞并了梅梅尔。在德国没有任何吞并计划的情况下,梅梅尔的问题自行爆发了。[4]波兰领导人一致认为,把梅梅尔从立陶宛归还给德国不会构成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冲突。[5]

导致德国和波兰冲突的是所谓的自由城市但泽。但泽建于14世纪初,历史上曾是大维斯图拉河口的重要港口。从一开始,但泽就几乎完全由德国人居住,1922年,波兰少数民族在该市36.5万居民中只占不到3%。《凡尔赛条约》将但泽从德国的一个省会变成了国际联盟的保护国,受到为波兰利益而制定的诸多限制。但泽绝大多数公民从未想过离开德国,他们渴望在1939年回到德国。德国经济健康,而波兰经济仍深陷萧条,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加入德国的渴望。[6]

但泽的许多德国公民一贯表现出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原则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在德国取得这一结果之前,他们甚至选上了国家社会主义议会中的多数。众所周知,尽管德国人占多数,波兰仍不断寻求加强对但泽的控制。希特勒并不反对波兰在但泽进一步发展经济,但他决心决不允许在但泽建立波兰政治政权。希特勒这样放弃但泽,就是否定了但泽公民对第三帝国的忠诚和他们的自决精神。[7]

1938年10月24日,德国向波兰提出全面解决但泽问题的建议。希特勒的计划将允许德国吞并但泽,并修建一条通往东普鲁士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作为回报,波兰将在但泽获得永久的自由港,并有权修建自己的高速公路和铁路通往该港口。整个丹泽地区也将成为波兰商品的永久自由市场,德国不会对其征收关税。德国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承认和保障现有的德波边界,包括1922年建立的上西里西亚边界。这一后来的规定极为重要,因为《凡尔赛条约》给了波兰许多额外的领土,德国建议放弃这些领土。希特勒保证波兰边境的提议也带来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军事安全。[8]

德国提出的与波兰的和解远不如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宫提出的第13点方案对德国有利。《凡尔赛条约》将普鲁士西部和波森西部的大片领土割让给了波兰,这些地区绝大多数是德国人。上西里西亚最富有的工业区后来也被割让给了波兰,尽管波兰在那里的公民投票中失败[9]

为了德波合作的利益,德国愿意放弃这些领土。希特勒的这一让步足以补偿德国对但泽的吞并,以及在走廊上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波兰外交官自己也承认,德国的建议是达成永久协议的真诚和现实基础。[10]

1939年3月26日,波兰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正式拒绝了德国的定居点提议。波兰人等了5个多月才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他们拒绝接受现有条件的任何改变。利普斯基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他有痛苦的责任提请大家注意,如果德国继续执行这些计划,特别是在但泽回归帝国的问题上,就意味着同波兰开战。”

1939年3月30日,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接受了英国的提议,无条件保证波兰的独立。如果波兰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大英帝国同意作为波兰的盟友参战。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了由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起草的讲话:

我现在必须通知众议院,如果有任何明显威胁到了波兰的独立和波兰政府认为用其国家部队进行抵抗是至关重要的行动,陛下的政府将感到必须立即在其权力范围内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支持。他们已就此向波兰政府作出保证。[12]

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是否在自己国家之外作战的决定权交给了另一个国家。没有波兰方面的承诺,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有约束力的。英国公众对这一举动感到震惊。尽管其性质是前所未有的,哈利法克斯在说服英国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接受英国对波兰的无条件担保方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13]

许多英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批评英国对波兰的单边担保。例如,英国外交官罗伊·丹曼称对波兰的战争保证是“英国政府做出的最鲁莽的承诺”。它把欧洲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权交给了一个不计后果、毫不妥协、虚张声势的军事独裁政权。[14]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对波兰的战争保证把英国的“命运与一个和德国一样不民主、反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15]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说,波兰的保证“把英国的命运交到波兰统治者的手中,这些人的判断非常不可靠和不稳定。此外,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帮助,这一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16]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M. 瓦特(Richard M. Watt)在谈到英国对波兰的单边担保时写道:“这种极其广泛的担保实际上把英国是否参战的决定权留给了波兰人。对英国来说,给一个中欧国家这样一张空白支票,特别是给波兰这样一个英国普遍认为是不负责任和贪婪的国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7]

当比利时驻德国大臣雅克·达维农子爵收到英国对波兰担保的消息时,他惊叫道,“空白支票”是对英国承诺的唯一可能描述。达维农对众所周知的波兰人的鲁莽行为极为震惊。德国国务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试图安抚戴维农,声称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局势并不悲惨。然而,戴维农正确地担心英国的举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引发战争。[18]

魏茨泽克后来轻蔑地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就像在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孩子学会倾听理性之前就给他糖吃一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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