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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何其难

以史为鉴,真就那么难吗,确实难,很难,尤其是面对所谓影响国格的涉外史,更显突出:曾经给以中国人民为代表的亚洲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日本,就是这样的典型实践国。诚如一专家曾撰文所指出: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历来是检验日本是否真正认识过去和认真反省历史的试金石,同时也自然成为中日关系基石和晴雨表。

反观二战结束以来70余年历史,凡是中日关系改善、向好以至可见未来的时期,一定是日方直面、正视历史,深刻反省过往的阶段: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以能够实现,田中角荣的“勇敢”当然不可替代,但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位当时新任日本首相,在上任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即果断做出如此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划时代创举,绝不可能是随想随行的无妄之举,更不可能是异想天开的短视行为,相反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而全面的准备,方可成行。这该就是所谓的“谋”吧,而其中作为基础和铺垫的正是对历史的认知。只有正确历史观的确立,才可能实现对现实的准确判断,尤其是在对意欲交往国误判的减少方面更显突出,从而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选择。

历史当然选择了田中角荣,但一定首先是田中选择了历史。如果没有对那段历史实事求是的认知,就一定不会有“造成麻烦”到“造成伤害”的实质转变(准确地说,不是转变,而是本就如此),如果没有对饱受战争侵害中国人民感受的切实理解,就一定不会有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如此迅捷的转变和如此坦然尊重的展示,如果没有对历史全面反思的认真实践,就一定不会有对战争“深刻反省”的表述,从而就不会有对中方提出的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基础的“三原则”的认可与遵从。

由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当时日本主流层面主流人物对那段主流历史(抗日战争不仅中国史,就是在日本史也是有相当分量的)的直面、正视,正确认知,成就了1972年永载中日史册的辉煌。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历史观的正确、正常——必须指出,对日本来说,这里正确直接就是正常,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是不可想象的。而六年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同样是日方正确史观有效铺垫的结果。至于说到1995年针对二战结束50周年的“村山谈话”,更直接就是正确认识深刻反省历史的成功实践,难怪作为前首相,已入耄耋之年,还要规劝现任首相正确对待那段历史。

其实,村山富市所以如此规劝安倍晋三正确对待历史,并非表明他多么高瞻远瞩,因为在这里,不需要高远;也不说明他对中国人民多么有感情,因为在这里,一定要牵涉感情的话,日本——整个大和民族,最普遍最通常,足矣;更不证明他在对待这一特殊历史的认知上,多么超凡脱俗,因为在这里,对日本来讲,正常直接就是正确。

所以如此,至少有两点是明显和明确的:一是,规劝者太正常不过了。也许一定有质疑者:难道只有规劝者一人正常吗,绝不是。所以独占鳌头,只是规劝者经历及其影响力使然,只此而已。二是被规劝者太过不正常了。这绝非刻意抬举被规劝者,而只是对其已经彰显于整个人类的言行直白记述罢。别的不说,单就村山卸任后共有九位首相先后任职,却偏偏只选择安倍一人,就足见后者出类拔萃之程度。

到底有多不正常,试举三例:

一是参拜靖国神社。

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闻,更非安倍起始,甚至也没有什么名气,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状态:二战甲级战犯合祭后首次参拜的,不是安倍,生不逢时;新世纪之后参拜次数最多的亦另有其人,榜上无名;就是“勇”字当头刻意选在春秋大祭及战败日这样一些敏感时间节点施行参拜者,尽管人数不匪,却似乎也与之无缘,不管无勇还是过谋,毕竟难觅安倍踪迹。

既然如此不沾边,何来太过之嫌。事实胜于雄辩:2012年二度执政伊始,这位年轻的日本政坛老将便迫不及待的将肺腑之言和盘托出,公开表示,对上一以任期内没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痛恨至极”。此言不仅表明他对作为军国象征的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之程度,更暗示他将不遗余力挑衅东京审判结果,挑战二战以来国际秩序。

尽管时至今日,连续在位近6年时间,只参拜过一次,而且始终没能在例行大祭日施行。但这里必须清醒的是,所以如此瞻前顾后,绝非如安倍自己所言是为受害国考虑,因为如果真是为受害国考虑,那就只有一种选择:拒绝参拜,永离参拜。事实上,何时参拜,是否选择例行祭日,不是关键,只要参拜了,无论初衷还是结果,就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出区别的话,无非表明前者更疯狂罢。

不错,6年只参拜一次,这是事实,而就在这6年时间里,每年都要在例行大祭这个正式场合供奉重礼给“真神”,或更尽人皆知。还有就是,如果说避开例行大祭是刻意所为,那么选择在执政一周年这样似更特殊的日子进行参拜,就一定是巧合吗,不是的话,这样提升至政府或国家意志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彰显了什么,是否较之刻意避开者更有说服力、更具震撼力。

尤其不可回避、不可忘却的是,安倍在上届卸任后至二度执政前这段时间,整整5年,每年都要参拜,而且刻意选在日本战败日这个最敏感的时间节点前往,这又在召示着什么。难怪刚刚当选就迫不及待地倾吐箴言,看来,“痛恨至极”决不是一时激动的口无遮拦,而一定是充分准备、深厚积淀的自然流露。

至于说到非公职身份参拜,包括卸任后在位却只以个人名义,等等,只提一点足矣,那就是,卸任后的安倍就不是安倍了吗,此时的安倍就可以或应当不用对其言行负全责吗,只以私人身份参拜,参拜当时的中曾根康弘就不是首相了吗,更进一步,在这里,私人身份与首相名义,对中增根来讲有区别吗,能够区别吗。

第二是安倍谈话。

2015年8月15日,针对二战70周年的政府表态——安倍谈话,如期公诸于世。只是,与正常人们正常思维大相径庭的是,此谈话不仅没有顺延继承“村山谈话”20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承认侵略、表示道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更是找寻不到真诚悔罪、深刻反省的只言片语,甚至起码的直面正视的文字都难觅踪迹。

所以这样结果,首先绝不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所能轻描淡写。珍爱、渴望和平,应当是当今世界普遍共识,更是人类基本意愿。如果和平成为奢望,一定是战争阴云密布的实现,至少是这种警示。长期以来,中东和海湾地区,以及叙利亚地区,就是这样的真实展示。如果渴望和平都成为高期望值,无非表明受期望者实现的可能性太低,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自二度执政以来,一直高调擎举和平旗帜,但就连对战争的历史,都不敢直面,发动战争的侵略史,都不敢正视,不知何来和平,何来和平的维系与发展。因为,只有对战争的全面反思,对侵略的深刻反省,才是真正实现和平,和平真正实现的基本保障,进而只有对受侵略民族、受害国人民,真诚道歉,真正悔罪,才是不重蹈战争覆辙的根本保证。

其次,80%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与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不应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的确,现在应该承担道歉、谢罪的,大多不是战争亲历者,但这绝不能成为推卸道歉、谢罪责任的借口。如果说因为没有亲历战争,所以不应承担道歉谢罪责任,无异于是在说,根本就不用道歉谢罪,因为没有亲历战争,就没有道歉谢罪的资格。照此逻辑,能够并进行道歉的就只有战争亲历者,更准确地说是战争发动者。可问题是,既已发动战争,并实际造成空前灾难结果,他们肯道歉吗,那样的话,还会发动战争吗,更为重要的是,就战争结果而言,仅仅道歉,能够谢罪吗,他们必须接受正义的审判和应有的惩罚,二战甲级战犯被绳之以法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当然不可视而不见,较长一段时期以来,二战老兵以耄耋之躯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悔罪者,不乏其例。无疑,这是真诚谢罪的实际行动。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行动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只能为他们自己负责,而实际应该进行道歉和谢罪的是整个大和民族,能够代表大和民族的日本国,能够代表日本国家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当朝内阁政府。一句话,因为战争、侵略是国家意志,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行为,所以只有能够代表国家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政府,才能实现并完成道歉和谢罪之责任。

再则,明明已经承认“给相关国家造成深重灾难”,还要有意两次提及“650万同胞为国捐躯”,居心何在。难道你侵略者可以是人,被你们侵害的受侵略者却不是人了。为什么在如此郑重并作为总结的谈话中,只有侵略者的阵亡数字,而没有被侵略者的只言片语。殊不知,不要说整个亚洲,单就中国就付出准确地说应该是遭受了3500万伤亡的惨痛代价。“650万同胞为国捐躯”的有意提及,是否意味着受害国形象的刻意塑造,进而是否意味着在为其不齿于人类的历史翻案,为侵略正名。只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真实是不容颠倒的,更是颠倒不了的,侵略就是侵略,永远只是侵略,东京国际审判是铁案。如果说东京审判有什么缺憾的话,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少数甲级战犯的逃脱制裁。不管造成原因如何,对人类正义而言,逃脱制裁就是永远的历史憾事。

第三是修宪。

也许相当多的人会说,你的主题不是历史认知吗,怎么又扯到修宪上了。不错,历史观与修宪,看起来确实不搭界,但是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全球来讲,就算在所有国家,这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瓜葛,有一个国家,也一定是个例外,这就是日本。在这里,日本国,对历史的认知与修宪的实践,不仅难舍难分,或更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因为日本这个“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宪”。通行至今已逾70载的《日本国宪法》,至少有两个不同寻常:一个是制定主体的不同寻常。一般国家中,其宪法的制定都是本国自行制定并完成的,而这个《日本国宪法》却是由美国一手主持制定并完成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宗主国”一手监督下施行的。另一个是宪法的性质不同寻常。一般国家的宪法当中,虽然也有涉及战争的表述,却绝没有更不可能有“不保持陆海空军武装力量”这样的明确规定。或正是因为其放弃战争的基本宗旨而被习惯之为“和平宪法”。

就第二个不寻常,需要指出,一般来说,(按国际惯例也是如此),主权国家都应当保有一定规模的正规武装力量,这是国家主权和正常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那“不保持陆海空军武装力量”的规定,是否意味着非正常国家的实践,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作为日本人有一定的想法,是值得同情的,甚至作为有着坚定信念支撑具有特殊怀旧情怀的大和后裔,表示不满甚至愤懑,也是可能找到可以理解的地方的。

但事物的判断,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那日本所以成为无军事“非正常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侵略成性、惨绝人寰的“军国”死灰复燃的防范于未然,以至永绝后患。而且还应该看到,除了“无军事”以外,日本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与其他所有主权国家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差别。是否正是源于这种不正常当中的正常,日本经济二战之后,迅速复苏崛起,突飞猛进,以至GDP长期跃居全球第二。鉴此,是否可以说,日本国看起来的不正常,实际上太正常了,因为这不仅是日本人民的福音,更是包括深受“军国”侵害亚洲各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福音。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些不同寻常,“和平宪法”事实上从出炉一开始就在被修改的侵扰和包围中,艰难前行。只是,“修宪”在安倍之前,不管由于能力的不足,还是意志的缺乏,亦无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毕竟没见实质性推进,但是,2012年的到来,无疑带来了它真正的曙光 。2013年1月,二度上台仅仅两个月,安倍即宣称修宪将是任内“重大之课题”,2014年7月便正式通过旨在修改宪法解释、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政决议案,更为突出激进的是在之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前后间隔仅仅两个月,就先后于2015年的7月和9月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系列新安保法案。

尽管议案与法案只是一字之差,两者核心内容也没有什么区别,但前者到后者的转变绝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顺延,而是质的突破,质的飞跃。正是《新安保法》在两院的通过,完成了最小范围的囿限到最大范围无限拓展的“最一公里”,实现了“国家正常化”的名正言顺和向外扩张的师出有名,正是依据新安保法相关条文,2017年3月,日本自卫队便堂而皇之的正式向海外派驻。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按照安倍自己的说法,还在上一任期时“那就已经是不变的想法”。看来,就修宪而言,安倍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准备的。

那么,这样有方向,有预谋,有目标、有步骤,矢志不渝,誓与修宪共存亡,安倍究竟要干什么。说到底,就是要向全人类宣战:挑战和平,逼向战争。

当然不能说修宪的完成,直接就是战争的开始,但是否更不可言之,修宪的完成就是和平新曙光的到来。因为70余年以来的历史与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正是依据作为《和平宪法》之核心的和平原则,地区局势才得以稳固,安全形势才得以稳定,同时对世界局势的稳定也是积极助推和有力支撑。那么,对如此大利于民族,大利于地区,大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宪法,一定要进行彻底的颠覆性的修改,不是对和平的挑战与威胁,还有别的选择吗。而修宪的初战告捷,是否已经在彰显更在警示(对正义,对珍爱和平的人们而言,一定是警示):素来鲜有安静的民族新的躁动,特别是其中精英一族无拘无束的不安与觊觎。在两院通过《新安保法》后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便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向海外派驻自卫队,难道说维护和平一定要向外派兵,本国的安全一定要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是基于对传统衣钵的坚定继承,有效光大,实践了对以甲级战犯为代表的军国精英的顶礼膜拜,成就了以彻底颠覆和平为目的大和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夙愿,进而实现了如何对待历史认识上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抑或是历史认知的囿限,成就了完成夙愿的放开手脚。其实不管怎样的因果,也无论怎样的互为因果,有一点似可确定无疑,那就是:能够代表大和民族发声,能够决定日本国家命运的实力派人物,实力派群体,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的强硬、不可逆和不可撼动。而所以如此,与其说是与生俱来所致,毋宁说是后天的磨砺以至于信念的坚定和意志的执着空前展现的结果。

谈到信念的坚定,意志的执着,这里似应简述一个事实:2016年12月“珍珠港事件”75周年之际,安倍专程前往珍珠港凭吊战争死难者,但是公平而言,就战争受灾难之程度,最先应该前往凭吊的是南京。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就在此前三个多月,专程赴杭州参加G20峰会期间,完全可以顺道南京。南京与杭州,如此一步之遥,安倍就如此做得出来。不错,杭州之行确实是在珍珠港专访之前,但这决不能成为逃避南京的借口,因为后者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突发奇想,事实上只是对同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广岛访问的回访。

这就是安倍,安倍治下的日本国,这就是日本的现状。

当然如前说述,日方确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但是,如果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没有实质性突破,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必将是艰辛、漫长并随时充满挑战的过程,甚至可能只是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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