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作者简介:张逸民,1946年参军,新中国海军第一代鱼雷快艇艇长出生。先后参加六次海战,共击沉敌舰3艘,重创1艘(后报废)。他是人民海军中参加海战次数最多、击沉敌舰最多的海军英雄。他曾被树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解放军标兵”。人民海军历史上曾有三位英模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作为海战中曾“单艇独雷”击沉敌舰创造世界海战史奇迹的海战英雄他是其中之一(另二位是:在同温层击落敌机创造世界空战史记录的海空雄鹰团飞行员舒积成、八.六海战中脑浆被打出来仍坚持战斗的战斗英雄麦贤德)。五十年代末,八一电影制片厂曾以张逸民和他所在部队的英雄事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海鹰》作为建国10周年献礼片。《海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崇拜的英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本文摘自张逸民的回忆录,作为共和国的海军军人,作者从1953年起至1965年止六次参加海战,把国民党海军从长江口打回到了台湾海峡。他率领的鱼雷快艇部队在“崇武以东海战”中一举击沉了国民党炮舰“永昌”号,从此国共海军再无战事。作为六次海战的亲历者,作者最真实准确的还原了历次海战的珍贵实录,为新中国海战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文章中展现出来的我人民海军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及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今天仍感人至深,是不可多得爱国主义教材。 一、新的变化,新的考验 1956年8月份起,快艇1大队接受一项新任务,就是全大队的快艇主机实施更新。即到青岛的4803厂换主机,新装M—50主机。这项计划,预计在两年内完成。改装期间,因停航状态,因此快艇1大队已经停训或是半训状态。这种状态大体持续有一年半之久。到1957年底,始恢复正常状态。 1958年初,快艇六支队决定:将快艇41大队的K—123型快艇与快艇1大队的δ-123型快艇相互各对调一半,即每大队保留6艘K型艇、6艘δ型艇重新组成合编大队,以加强1大队的实力。支队首长采取这一措施,无疑是对提高1大队战斗力是个最合理的重新组合。我认为,这是快6支队成立以来,是加强战斗力建设的有力举措。 41大队风格很高,将大队1名雷达高手,调给1大队任大队雷达业务长。对此我心里格外高兴,除专门向于永年大队长和向朱鸿禧大队政委表示感谢外,我对支队也专门表示感谢。 今天鱼雷艇1大队有了6条雷达鱼雷快艇,我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跟随过来1名优秀的雷达业务长,我更是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为什么?你想啊,这如同打仗时身边多一名雷达专业参谋,也就多了一份战力。那是什么感觉,一句话,我的指挥艇上有一群优秀助手,打胜仗的把握更大了,更牢固了,心也更踏实了。 从此后,只要是出海,不管是平时训练也好,战时打仗也罢,我身边是离不开这位雷达高手的。我非常赞成中国有条古训:“一条好汉三个帮,一座篱靶三个桩”的说法。尤其是今天,科学已发展到如此高度的发展,当指挥员的,不可能各个行业都是专家,身边需要有许多专家的帮助,因此,我认为海军的业务长制度非常好,非常有用。 到1958年春夏之间的海上训练以后,快艇1大队的雷达观测技术就达到了全天候的水平了。我坚信自己的指挥艇,不论引导航行安全还是指挥大队鱼雷攻击,都可以用得心应手这个词汇来表达了。编队指挥员必须全面熟悉自己手中全部武器装备,仅仅一般熟悉不行,要能亲自玩出花样来,要有几手绝活。 我这个人有个好习惯,就是经常要回头看看自己。看什么?就是看看长进了没有?而这个标尺,就是打胜仗。能打胜仗,就是长进了,否则,就是落后了。我从1951年调来海军后,至今七年了。七年间,当然变化很大,即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势。但若细心想想,虽有进步,也绝非突飞猛进。就我个人进步而言,当然能说进步不小,但若海军一个大队能否打胜仗而言,仍有不小差距。尤其是两个大队的艇长刚合拢到一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一向认为,艇长和中队一级指挥员,要由大队长亲自调教非常重要。我认为,大队长、中队长和艇长之间的磨合好坏,就是一个大队的真实战斗力的体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春季身体大检查胸透时,查出我有肺结核病。医生虽说我的病灶点已钙化,没有传染性,但仍需进行治疗。这个消息,不仅使我吃惊不小,也打击不轻。我想,这病是否能给我的鱼雷艇事业带来影响?这事很快就传到支队长张朝忠那里。有一天张支队长对我亲切的说:“张逸民你别紧张,结核病是富贵病,但看对谁?你张逸民会被富贵病吓倒吗?你要像过去那样,挺起胸膛,天不怕地不怕。”我想,支队长的话很对,一个革命军人,怎能被病疼吓倒呢。既来了,我则应以坚强对待之。古训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我今天忧患全占了,要更坚强才对。因出海太多,体力透支了,不仅身体很消瘦,人也有精疲力竭之感了。这时,支队内部学习与训练任务都很重,支队首长还是决定让我进杭州海军疗养院去疗养。 我真不想去疗养,可支队两位首长都打电话给我,既是一种动员又是催促,我也只能接受组织的关心了。说真话,从支队成立以后,首长而且是支队两位一把手亲自打电话动员我去杭州疗养,这是不曾有过的关心。又派车送我去杭州,这在当时,算是大破格的优待了。 1958年7月中旬,浙江全省没完没了下着大雨,到处全是沟满濠平,去杭州一路,全是水的世界。我一看这大雨,就想起我读小学时,常因雨大而不想上学。母亲看我不肯迈出第一步时,总是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儿子,上学去吧,龙得水,兴旺!”我是属蛇的,蛇是小龙嘛。我青年时,只要出行,肯定有雨相伴。 之前,我曾有两次路经过杭州。全是因去浙南熟悉海区时路经杭州,因为时间都太紧迫,无暇去逛杭州,仅在岳坟处照过两张像。杭州虽说是人间天堂,可真能让我醉心的去处,也就是西湖和岳坟两处风景区而已。来杭州的游客有千千万万,同是身在杭州,观景因人而异,兴趣也因人而异。 我一生爱水,尤其偏爱大海之水。大海之气势磅礴,充满着阳刚之美。尤其那狂涛拍岸,更能激起我心灵上的畅想和满足。可以说,若天天能听到涛声,那是我生活里最大的享受。而西子湖的水,则波平如镜,仪态万千。诚如诗人所云:“若把西湖变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子湖的这种阴柔之美,也能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西湖不仅景美,而且还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尤其座落在湖畔一偶的岳飞墓,更是给西湖增添了无尽光彩。我常这么想,西湖之畔若是没有这座伟大英雄之墓,西湖将会逊色不少。正因为有岳墓散发出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气壮山河的阳刚之美与西湖的灵动柔美溶为一体,刚柔相济,才使得西湖锦上添花,更加秀外内刚,有多少青春的壮丽啊! 说实话,我这次是迎着中东的大风大浪来到杭州疗养的,心中总觉得这次大风浪,可能正孕育着突发事件的到来,很有可能在东南沿海有战事。因此,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这种不安,似乎让我预感到战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降临我的头上。来杭州当我走进疗养院后,心中就有随时接受组织的召唤,并立即返回部队的精神准备。进疗养院的第三天,我就抓紧时间去了趟岳坟。既是一种拜谒,又是祈祷,而最重要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上的满足。 说这是精神上的满足,这似乎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对于我,这又很正常。岳飞在中国人心中,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将领,与今天的爱国者有心灵上的相通。心灵相通,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我每次到岳墓参拜,那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真正相通的条件,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我少年时代,就立下誓言,此生就要像岳飞那样,献身祖国、献身中华民族。此志一生不改,此愿一生不移。记得七岁时,我的叔爷牵着我手去参拜关帝庙时说的话,很有份量,影响了我一生。在关老爷像前,叔爷说:“这位就是关羽,汉末的大将。关羽一生都是打内战,他的大刀片,杀死无数中国人。关羽是打内战的英雄,不值得尊敬,再讲究忠义,也是垒窝子。你长大成人之后,别学关羽。”在岳飞像前,叔爷说:“这位就是岳飞,是宋末大将。岳飞一生,是跟老鞑子打仗,打过很多大胜仗。岳飞是中国的大英雄。你长成人后,就要学岳飞,岳飞就是你的楷模!”父亲也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唱《苏武牧羊》、《满江红》这两首歌曲。《满江红》伴随我长大成人。我爱《满江红》歌曲,更爱岳飞。我跟岳飞的沟通,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没有要求岳飞保佑,只求将岳飞的爱国情操发扬光大。我打“洞庭”号之前,曾利用去浙南熟悉海区时,路经杭州之机,拜谒了岳飞墓,而今天又一次去沟通,又会在今后要击一沉艘什么号军舰吗? 我每次拜谒岳飞墓,形式非常简单,就是深深三鞠躬,然后再在岳墓前默然的祈祷和许愿。不过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叔爷对关羽、岳飞的评价,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叔爷的认识,跟千千万万人一样,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区别。但叔爷又是内战的排斥者,我虽然没有申明我是反对打内战的,但我的内心是没看重内战的。我对自己击沉过几条国民党的军舰,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英雄,原因就在于这还是打内战的圈子。但这是信仰不同,又是各司其主吧。打的是内战,仅是无光荣可言。 拜谒了岳飞墓,我精神获得了满足,心情也平静下来了,一门心思,期待组织的召唤。 二、心有准备,临战受命 那时中东形势很紧张,且飞快波及整个亚洲。我每天关注着整个形势的发展。7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伊拉克共和国。并且庄严申明:“六亿中国人民将同亚、非、拉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北京有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美国侵略军立刻滚出黎巴嫩。我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接见了各国驻华使节,宣布我国政府支持伊拉克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 就在中东地区政治形风起云涌之际,老蒋当然不会自甘寂寞。蒋介石一生最不平常之处,就是极具政治投机家的嗅觉,同时又兼有嗜赌成瘾的习性,即便军国大事,到了蒋先生眼中,只不过是一场赌博而已。1946年以来的四年中,将手中的五百万军队赌光之后,是光着屁股逃到台湾的。如今手头又集聚了一批残兵败将,仍然不死心,还想再赌上一把。就在这中东阴云密布之时,蒋介石赌瘾又发,以为这是天赐良机。既可拖美国下水,又想混水摸鱼而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下令台、澎、金、马各路人马,蓄意挑起事端。金门守敌,则天天用冷炮袭击和平城市厦门。一个好端端的和平城市,被老蒋的冷炮搞得鸡犬不宁。“严惩蒋家军!”这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口号,而是厦门人民发于内心的呼喊。厦门人民翘首以待,希望人民解放军 “严惩蒋家军!”。 1958年7月22日凌晨2点,我在杭州海军疗养院住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拿起听筒便听到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我是疗养院的值班副院长,我刚刚接到舰队司令部办公室的电话,让我转告你:舰队首长指示,张逸民同志要立即返回快6支队,有紧急备战任务。首长还指示,由我们疗养院派车子,送你到宁波招待所,再由快6派车子接你马上归队。疗养院的车子现已备便,半小时后即可出发。”军令如山,又急如星火。而革命军人对待军令是激情满怀,一分钟都不会耽误,从接到舰队速归令一刻钟后,我便与疗养院副院长握手告别,匆匆登上归途。 回到牛轭港已是7月22日清晨时分,一进营门便听到从军营中发出的清脆的起床号声。支队的吉普车威利斯直接将我送到快艇上岸保养的停泊场。呵,部队正在挑灯夜战呢。锤子的敲打声加上停泊场上的灯光,停泊场上一片忙碌的备战景象。我首先见到的干部是指挥艇184艇艇长王发家同志。他告诉我:支队限定三天时间,让我们1大队准备好9艘艇,要在明天18时以前完成全部战备任务,并等候舰队的行动命令。 我就在停泊场上,给支队长张朝忠打了个电话,报告我已归队,另方面想直接领受支队长指示。支队长的说话声调我就清楚,听到我已归队,他很高兴。并向我传达了1大队的备战任务。他说:“舰队首长限令1大队于本月23日午夜前,完成战备与一切与战备有关事宜。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刘建廷副支队长已奉命前往厦门开设陆上指挥所去了。要你赶紧返队。就是让你抓1大队的全面战备工作。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1大队的军事工作,由你全权负责。此点我已经向刘建廷副支队长作了明确交待。凡与战备有关的一切事宜,你可与支队作战指挥室多联系,王银河在那里负责。”支队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保证1大队能准时完成战斗准备。”首长又问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在杭州作了全面检查,医生会诊后说,我的健康状况良好。结核病已基本钙化,现无大碍。要求按时服药就行了。”首长又嘱言:“张逸民,要记住,要学会忙里偷闲,注意适当休息。”说心里话,首长的关心与爱护,让我深知这知遇之恩的价值。 我回到大队部后,上午大队党委就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刘春志政委一再的强调,或者说是重申支队长关于1大队军事工作全权由我负责一事。刘政委强调,1大队的全盘战备工作,由政委和我共同领导,之所以大会小会一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副大队长那里有阻力嘛。阻力这东西,在任何一个群体里确实存在并难以避免,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表现形式因人而异罢了。关键是自己要争气,遇事总得顾全大局,不计较就是了。 就在归队的当天下午,支队部的公务员给我送来一张条子,打开一看,始知是副支队长兼大队长刘建廷出发前留下的,上面写着几句话:“我不在大队期间,大队的军事工作,全部由你负责。千万要认真担起担子,不能谦让。有三条艇要更换主机,一定得抓紧;今后不论是海上航渡,还是陆上运输,你要绝对保证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安全工作你要亲自抓,亲自过问。”刘副支队长这张便条的用心,我能完全理解,看后,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其实,我完全明白,支队长和副支队长都对一件事放心不下,就是我和副大队长尹大法的关系。支队长知道我从不去参加争权夺权的事。而尹大法则认为:副支队长不在,1大队这副担子应该由副大队长来担,他认为自己是1939年的老八路,现在将他撇在一边,而让大队参谋长全权负责,这太不公平。 此刻,既然支队首长授权于我,我不会拿战备工作去谦让。我知道,不管是全权负责也好,不管是信任也罢,我的职务还是个参谋长,我抓1大队的全部战备工作,没有拐棍是寸步难行的,要依靠政委,要多去商议,即便如此,有些事还是会干不成。这就是艰难之处。但我不会挑起事端,如果在今后的路上有人挑事,那就随他去吧,有些时候,有的事,想避免也很难很难。 三、战将陶勇送我下福建 我这个人,一生都是铁骨铮铮,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弯腰。但是,值得尊敬的人,我张逸民甘愿去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失敬。在东海舰队,就有三位老红军最让我折服与尊敬。这三位老红军是:陶勇海军中将;周仁杰海军中将和彭德清海军少将。作为老前辈,他们不只是我的好榜样,而且他们又是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将我的领导才华引向更高的层次。更可以说,我在东海的全部成就,都是他们直接教育、直接指挥的结果。说句心里的真诚感言,他们就是我的光辉楷模。 1958年7月25日,支队传达了东海舰队的命令:“快艇1大队,立即卸雷,并保持9艘艇一级在航状态。要求9艘艇于7月26日航行到上海港吴淞码头待命。然后由火车秘密装载车运到厦门。执行作战任务。” 大队当即决定:1、2、3中队各3艘艇,执行南下作战任务。4中队留守牛轭港。为加强3中队的作战实力,决定将4中队的指挥艇178艇临时编入2中队序列,并将3中队的110艇留下归3中队建制。这次参战9艘艇由6艘凯型、3艘勃型艇组成。具体编成如下: 1中队:184艇、175艇、103艇; 2中队:180艇、178艇、105艇; 3中队:177艇、176艇、107艇。 这次参加战备的大队、中队主要领导干部有:大队政治委员刘春志、副大队长尹大法、副政委王济亭、副支队长兼大队长刘建廷、大队参谋长张逸民; 1中队长武小斯、指导员周方顺; 2中队长程全茂; 3中队长龚文友、指导员孙元兴; 1958年7月26日下午1点正。快艇1大队自牛轭港启航,下午4时准时到达上海市吴淞港码头,停泊待命。27号开始卸载工作,弹药、燃油、发射管前段全部卸下,并开始车运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27号上午8时,舰队司令部派来车子接我去舰队司令部开会,会议议题是研究车运有关事宜。赴舰队开会的路上,我独自想,会是谁主持这次车运会呢?我猜想,顶多有位舰队副参谋长足够了,而且会议也不会太长,最多1小时够了。其实这是我一种凭空猜想,或者说,这是我作战参谋出身的经验,但都与最后的实际相距甚远。 开会地点在舰队司令部大楼四楼会议室。一走进会议室我被参会人员吓了一跳:陶司令居然是这次会的主角。我是根据什么判断陶司令是主角的?一没副司令、没副参谋长参加;二只看到列席会的有舰队作战处长王英杰。陶司令正和几位地方领导交谈中,看见我到了,似乎能让他引以为荣吧。我报告后,陶司令说:“张逸民过来”。我走进陶司令身边,陶司令向到会的领导介绍说:“这是张逸民同志,是华东军区海军快艇第1大队的参谋长。他就是1955年1月单艇独雷击沉“洞庭”号的艇长张逸民。现在就是他带领9艘快艇进驻福建。”陶司令介绍之后,大家鼓掌,我立正向大家敬礼。我入座后,陶司令又将到会的主要领导一一作了介绍。因时间过去有五十多年了,有的忘记姓名,也有的忘记职务,这方面已经有些残缺不全了。介绍的第一位是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第二位是上海铁路局的党委副书记;第三位是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兼上海站站长;还有上海铁路局负责安保的一位处长。陶司令介绍的时间,我还想,我们是车运公安来人干什么?当时并不理解。 说真话,这个会跟我想的两岔了。我只是一心想的车运,如怎样装载的事,可陶司令想的则更高一个层次:保密更为重要。 说真话,陶勇这个名字,在华东那可是声名显赫的!说在华东有名气,连毛主席在南京见到陶勇时都说:“久仰大名!”由此可以想象这名气有多高了。今天他亲自主持这个车运协调大会,不仅给会议增色不少,且他说话的分量也大有不同。由此,我又联想到我们1大队这次车运南下,也一定是惊动了总参。我联想,上海如此重视,不只是陶勇的个人影响,总参的重视,才会有今天这种大规模的全力以赴的局面。从而我的认识,一下子上了战略高度来看这次战备了。 我默默的思考,今天的会议尚未开始,我已经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1大队这次的战备使命,极不寻常,我必须全力以赴,决不能有辱使命,准备以死相博,必须全力完成任务。这次会议由陶司令亲自主持,这不只是破格,更显得这次会议的重要。甚至应当这么说,这个会由陶司令亲自主持让我吃惊不小。其实这只算是一惊。陶勇是位老红军,又是位沙场上的有名的战将。这兵团一级的大人物,竟然主持大队级的车运大会,而且各方面都讲得头头是道。我原以为只是“原则领导”,工作如此过细,又了解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真让我感到很惊奇。例如在研究车运中,他提出:进站吃饭时,一定要让列车将快艇专列夹在中间,不能让敌特察觉;又提出专列过浙闽交界的最高坡时,一定要有备用机车,确保不能滑坡。第二惊,陶司令想得很仔细,为保证艇员有足够体力,入闽后立即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战斗,他提出给艇员安排一节硬卧、一节软座。我的第三惊,就是要将快艇装上车,还要将车体变形,提出一定要让敌特猜不出装的是啥东西。如果敌特猜出是水陆两用坦克也可以。于是他亲自给快艇1大队从南京军区要来一百多套陆军服,在车运前全部脱掉海军服装,全换上陆军服饰。第四惊,后来快艇吊上火车后,他又来装车现场一条艇一条艇的检查是否钉牢固了?结实程度?能不能耐久?直至每条艇都合格后,他才放心地下令发车。 从7月28日开车运会议始,至我们快艇专列驶离上海止,其两天半时间,是我最贴近首长的三天。这三天陶司令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呢?概括起来就是:勇于创新、敢用新人、关怀下级、办事严谨、作风细致;大事深入一线,有调查研究,决不主观发号施令。这三天与首长紧密相处,甚至可以说是首长对我的一次最实际的“传、帮、、带”。陶司令这种宝贵一言一行,最真实的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次成功的快艇车运,专列安全、平稳、秘密进入厦门前线,是陶勇的光辉杰作之一。事情虽小,却能以小见大。又能从小事中,看到陶勇的光辉一生。 陶勇在陆军时,曾在解放战争中任23军军长。我当时是在四野,没机会与其相随。但从报刊到中得知,23军在解放战争中,是打死和俘虏国民党将军最多的一个军。据说抓获国民党将军有一百多名。我想,这恐怕是个创纪录的数字。而这些创纪录的数字,必然与陶勇打仗的创新精神有关联。而陶勇将军调到海军后,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后,他的创新得到了全面发挥。同时,他的这种创新精神,又都与东海打胜仗紧密相连。海军高速炮艇的出现就是他的首创。“首创”的概念是什么?这不是设计的概念,而是领导给设计部门提出任务和要求的概念。高速炮艇的诞生,首先是陶勇首创,我估计此事在他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我记得在1956年一次图上作业演习,我们1大队有机会参加这次演练时,陶司令问我:“张逸民,你说说,小快艇上的主机,装在小炮艇上行不行?”我当即表示:“肯定行,肯定跑得很快。”陶司令说:“张逸民,有你这句话,我的信心更足了。”等到1958年我入闽参战途径厦门时,我在火车上就看见有三艘高速炮艇在集美铁路桥汇合了。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没想就成了现实。高速炮艇问世,使得沿海的对敌斗争占据了主动,因此陶勇是有大功的。高速炮艇问世没多久,国产的双管“37”炮也问世了。“37”炮问世本该是件喜事,也该庆祝庆祝。但我听到的都是反对的声音。说:“这是陶勇用权,私造枪炮,海军不仅没批示,甚至都不知道。”于是,我在朦胧中认识到,凡是那些没创新的单位,权力比创新更重要,权力都当成宝贝锁在单位当成镇海之宝了。而陶勇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打胜仗造成大炮、造成舰艇。或许,这就是我陪首长三天最大的感受吧。 我最近距离与陶勇司令相处,本不该信口开河地乱评论,况且我的水平有限。但有一条我认定绝对不会有错:我认为,没有军事上的创新,就不会有军事上的胜利。这不会错,我相信陶司令的创新精神,这是东海舰队的荣誉。 1958年7月30日凌晨,陶司令又一次来到了张华滨火车站,最后亲自检查了每艘艇固定程度,都感到满意了,才发话说:“很好,现在可以放你们专列走了,我放心了。”这时候已到7月30日凌晨4点了。东方已出现鱼腹色,天亮在即了。我和刘春志政委、尹大法副大队长、郑鸿儒副政委和王济亭副政委等1大队领导,齐聚陶司令身旁,向首长敬礼!告别! 军列缓缓启动运行了,那天清晨雾很大,10多米远看人就不真切了。我们挥手向陶司令告别、向铁路局领导告别。我的心情真的有许多特别的感受和激动。就在半小时之前,陶司令还曾向我交待说:“张逸民,这趟军列还特别给你挂了一节硬卧,一个软座车厢,你要组织好部队休息。要保持部队有充足的体力。很快就要打仗了,不可以有非战斗减员啊。张逸民,你就是这趟专列的指挥员,有事直接与专列的列车长多商量就行了。”我首先把陶司令的指示,传达给大家,然后对专列运行期内作了临时分工:有关专列运行事宜我负责;政委为总管;有关专列运行的吃饭、休息安排由副大队长管。 专列在上海市区内,运行得十分缓慢。每路过一个路口,行人都投以疑惑的目光。这疑问:似乎都在猜想,这是装载的什么呢?这么大的体积,又这么大个头,谁想判断都很犯难?这晨雾让专列在朦胧中走过。这趟专列有个特点,开动后首尾车厢是不相通的,我本想早些跟列车长谋面,只好等待中途停车了。我们大队部就在硬卧车上,我与刘政委交谈着。我把与陶司令这三天来全部活动,都仔细向他汇报了,希望与他分享这份教诲。 我跟刘春志是三海校的同区队的同学,我们间也称得上是挚友、是同窗。他在陆军当过连长、也打过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三海校毕业分配时,我们是同一个中队,但到华东海军后我被编入1中队任2号艇艇长,他则被编入2中队的2号艇长。1956年他被任命为1大队的政委,我则被悬在半空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1大队的参谋长。我对他改行当政委,没法说是正确是错误,就个性而言,我倒觉得让他当大队长更恰当些。我与刘春志关系一直比较好,是好战友。1958年打完金门海战后,他于1959年调海军军院学习,我于1958年年底提升为1大队大队长。调学后,我们只在1959年8月他从暑假归来时在牛轭港与他见了一次面。交谈中,他谈到回家时在故乡见闻。我曾告诉他:这些事回到海军学校别跟其他人多谈,这是属于农村中负面的东西。说多了容易出事。但他没有警惕,后来在海军学院被抓了辫子,随着反右不断扩大,他也成了受害者。1967年我受命去上海吴淞港参加接待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时,因乘坐上海基地所属高速护卫艇41大队的护卫艇游览长江口时,无意中见到了刘春志。此时,他被降职在41大队任副大队长。我们间仍是好战友,我真的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我们见面只能安慰,别无任何作为。到2008年,我发生脑梗到上海411医院住院治疗,在病区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上个世纪末虽给他平反了,安排在吴淞水警区任副参谋长,后来在副参谋长任上离休的。似乎他还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倾诉,仅此而已。是啊,中国的政治运动这么多,哪次政治运动,不都是以伤害好同志而告一段落的,政治运动被伤害者一荐又一荐,有人说超亿,我相信,许多老人早已过世了,谁给他们以关心,以同情,以平反? 刘春志坚持要我在硬卧车稍休息一会,等停车再会见列车长。我在卧铺上躺了一会,因为需要思考的事太多,根本没睡着。就在这似睡非睡中,陶司令的音容笑貌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临行时陶司令说:“张逸民,到了厦门前线,那里的一切行动全听彭副司令的指挥。到了厦门,他会在你停车处等你们!张逸民,我在这儿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我深深感到首长的期望很重很重。我会以生命为代价去“谋求”胜仗的。一定会不辱使命!此刻,我更深刻理解无条件执行命令的含义:上级命令,固然很重要,毛主席亲自为解放军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若能再加上战友深情,那命令的力量该有成倍的增长啊。 专列运行得十分平稳,过了杭州,在一个不大的小站停车吃午饭。停靠在小站是精选的,停车的位置也是精选的。说实话,仅就这精选就够费足脑筋了。大热天,我们专列被塞进两旁全是满载的专门运输车,不仅高大且密不透风。我们军用专列,像塞进口袋一般,一丝风都进不来。大热天,吃的是两菜一汤,真是热上加热。一支能打仗的部队,那是不挑食的,给啥吃啥,也不管饭菜冷热,一喊“开动”,就大口大口的下肚子。 吃完午饭,我向刘政委告别后,独自登上首车。大约有一刻钟后,列车开动了,列车长始回到首车来。我与列车长相识是在张华滨,是上海站长给我介绍相识。但相认后没机会交谈,就各干各的事了。军用列车开动后,我开始跟列车长闲聊起来。 列车长是上海人,年龄与我相同,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过排长,从朝鲜回国后,就转业到铁路局,任列车长至今。列车长身材比我略高一点,大概有1米75吧,人很精干又非常爽快。现在虽是专列的列车长,可他的军人气质、军人的习惯都在。可以用风彩依旧来形容。列车长很稳重,又善于言谈。我俩相处几天真是十分开心。同列车长相处后,我学到了许多铁路知识,也知道不少关于各种专列的编成知识。列车长还告诉我,我们这个专列,机车组是专门从锦州调来的,这个机车组全体成员,全是清一色的抗美援朝时的老铁路、老模范,又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的锦州机务段的名人。这个机车组将伴我们这个专列一路,要一直送我们到厦门啊。我听到这儿,十分激动,立即产生了想马上去会会这些抗美援朝的老英雄们。由此,我觉得我们这趟专列是在中央军委挂了号的并且由铁道部指定的机车组,这既是我的使命重大,更是我们1大队的光荣啊! 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政治待遇,而是军委首长、舰队首长对这趟专列的安全重视程度。由此更认识到我们1大队南下的重要性了。于是我又联想到荆珂刺秦王的典故。在中国常常把荆珂过易水时的诗歌感叹“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来形容壮士一去不归的壮举。而在我今天看来,荆珂算不得什么壮士,顶多算是死士而已。因为荆珂是将自己出卖给了燕国太子丹,是以死相报太子丹的义举。我们今天虽是军委的一支打头阵的突击队,甚至可以说是一支海上敢死队,但我们是自觉自愿的,是准备为祖国而战死的,我们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尊严,前线杀敌,报效祖国,这是军人的本份,军人的责任。因此,我们此行没有“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凄凉与悲愤,而是“风烈烈兮闽江甜,壮士征蒋兮庆凯旋!!!” 专列在浙东平原上运行一直很平稳。即使进到山地,坡度也不大。就在我们专列即将到达金华时,却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专列突然紧急刹车,列车长说,不好,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我和列车长跳下车,都往前方机车处跑去。我想,可能有牛羊挡道了。可到跟前一看,方知是机车碰死了一个大活人。我和列车长赶到机车组时,有2名公安人员也赶来了。经公安人员一说,大体知道内情:就在附近有座劳改农场,撞车自杀的是个劳改犯人。当时他在农场劳动,大概事先预谋好了,能跑掉就登上货车跑掉;登不上就自杀。当我们专列过来时,他见到车速度不快,就从劳动场所突然奔向专列,监管人员立即喊叫站住,犯人根本不听监管人员命令。靠近时才发现车速很快,根本无法登车,大概感觉逃不掉了,就自杀了,于是就以身撞向专列。当场头碎身亡。死者被机车弹出约有数米之外,倒在血泊之中。列车长告诉公安:我们是军事专列。公安一再说,此事与你们无关,让我们继续前行。最后列车长与公安握手告别,专列缓缓继续前行。 专列南下福建厦门,此事确实是很大的意外。个别水兵说:还没打仗呢,先见红了。所谓见红,表示流血嘛。意思是犯人撞车流血不是吉利事。我一生从不迷信鬼神,我对战士们说,在古代,军队出征要用敌方人员的鲜血祭帅旗的。今天就算是用劳改犯人祭旗吧,可以看成是血祭。 傍晚,接近衢州,专列到了这里,便是进入丘陵山区,地势逐渐拔高。专列向西南方向挺进,快到上饶了时,天很快暗下来了,但不久,洁白的月亮慢慢升起,给近山、远山洒上朦胧的银灰色。祖国的河山多娇美啊,让我感到心境特别的舒展。作为一名出征的军人,我真爱这眼前的一切。转眼到了鹰潭铁路,列车长对鹰厦铁路地区知道的趣闻趣事,比我可多得多了。不仅知道,有些甚至还非常动情与鲜活,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左右。 鹰潭铁路贯穿于大山之间。真是洞连着洞,桥连着桥,在虚无飘渺的白云晨雾间运行着。专列不断伸向高坡。两辆机车在前方牵引,后边不知何时又增加一台机车在用力推,专列虽是爬坡,却像走平原一般仍是十分平稳,十分从容。我是第一次乘车在鹰潭铁路上,听列车长讲修路之难。七月份的连雨天,加上经常暴雨倾盆,暴雨又引发大山洪,已将鹰潭铁路冲刷得面目全非。据说,今年7月起,全线之所以能保持铁路完好,均为军民死守、抢修及时的结果。是啊,老天爷的山洪常来袭击,我们军队、民兵是边冲毁边重建,显示了人定胜天的决心。我常想,这一条鹰潭、鹰厦铁路有多长啊,又有多少军民共同奋战啊,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巨大付出,要永远怀念他们的功劳。 即将拂晓时,专列开始翻越铁牛关,按理说,这儿是鹰潭铁路海拔最高处。又是坡度最大处。专列是三台机车前拉后推,喘着粗气缓缓过关的。登上铁牛关,从车窗极目远望,那是一种东南大山尽收眼底的感觉,真是一派壮阔、气象万千啊。这时天也亮了,专列也过关了,从此顺势南下,直奔厦门而去。我们这趟专列很特殊,不仅是由战将陶勇亲自出面组织车运、组织伪装,亲自送我们走出上海站;中央军委还专门为专列从东北锦州调来了抗美援朝的功勋机车组送我们南下福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之处,一天三顿饭都由沿途铁路给包了,真的,一片感激之情,都一个个涌上心头啊。就因为有许多人为我们这队人马服务过了,我从不敢忘怀,我的回忆录里,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没有他们能成书吗? 若干年后,有作家、有电视台记者来专访,我仍能熟记铁路部门给我的专列代号:“10689”我仍能熟记于心,他们觉得很惊奇。其实,对此我毫无惊奇之处,尽管我指挥这列专列只有几天时间,但这个代号对我而言,那是武器、那是利剑,我会铭记一生的。 我离开上海站时,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拉着我的手说:“张逸民同志,这趟专列的军号是10689,你一定要牢记,记牢号码的每一个字。专列不管运行到何处,凡遇到问题,就向沿线的各铁路部门报告,不要通报部队的番号,不要说你个人的身份,就说你是10689专列的指挥员,你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援助,任何困难都能解决。”我得知这个数码这般神奇之后,真是兴奋不已。我可以确认,这就是铁路部门的“现代圣旨”嘛。我有这个数码当护身符,绝对不会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困难,绝对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据此,我信心十足的表态:“请上海铁路局的首长放心,我已经牢记这组数码,我代表快艇1大队的全体指战员向首长表示感谢!感谢上海铁路局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感谢上海铁路局全体员工对我们的全力支援!”就因为这组数码是我们1大队的保护神,就因为这组数码太重要,我一生不忘实属正常。每当我想到这组10689数码时,浑身都是力量。说实话,虽然我没机会动用这组数码求援,可我心里知道,这组数码就是中央军委颁发给我们的通行证,就是铁道部全体员工对解放军的热爱、关心和信任。这份情一直留在我心中。 说真话,我有许多机会能搞清这组数码的每个阿拉伯字确切含义。但我又一想,彻底弄明白了,就失去了朦胧状态。我以为,朦胧状态未必是坏事。因此,直到今天我对这组数码仍处在朦胧之中。我认为,我的职业就是打仗,就是操纵鱼雷艇在海上用鱼雷击沉敌舰。因此,对我的专业,如何使用鱼雷,如何更有效地在最短时间攻上去,如何操艇射雷,还有海上无论到哪能走得了。这些都是我的职业所在,不仅要搞明白,而且很透彻,成为佼佼者。还要研究怎样才能打胜仗,这些,不仅不能有半点朦胧,而是得清清楚楚,一点含糊都没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我这二下福建的目的地,就是厦门。一方面是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厦门,而另一方面,又是惊天动地,八方支援下安抵厦门的。“八一”建军节时,我们1大队一路平安的到了厦门。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