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源:借日本改年号“令和”,谈谈年号的历史

来源:观察者网

李浩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生、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选手。

导读:2019年4月1日,时隔近三十一年后,日本颁布了新的年号——“令和”。这个令日本国民都有些感到疑惑的年号,据称典出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不论定的新年号雅训与否,作为一种古老的汉字圈文化,年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扮演着纪年的角色,古远犹新。在这里,就借东国“令和”之号,谈一谈年号的前尘故事。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浩源]

2019年4月1日,时隔近三十一年后,日本颁布了新的年号——“令和”。这个令日本国民都有些感到疑惑的年号,据称典出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不论定的新年号雅训与否,作为一种古老的汉字圈文化,年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扮演着纪年的角色,古远犹新。在这里,就借东国“令和”之号,谈一谈年号的前尘故事。

李浩源:借日本改年号“令和”,谈谈年号的历史


首次从日本古籍里选年号,能不能算是“去中国化”?

按通说,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于前122年(元狩元年)记载,说汉武帝狩猎获一奇兽,以此事改元元狩。唐代大学者颜师古特意做注:“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清代学者赵翼考据说: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年号,元狩之前也没有年号,之前的建元、元光乃是追加的年号。但他也热情的评价道:“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这点出了年号最大的意义:次序纪年,便利社会。

李浩源:借日本改年号“令和”,谈谈年号的历史

过去用干支、岁星,都会有一个重复的周期,往往会出现多个一样的年份,容易引起混乱。汉武帝前的帝王用某王某年的方式纪年,不足以彰显天子受天承命,依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的大一统特点。年号依帝王次序排列,通常正统王朝不会重复使用过去的年号,便可将时间有序串联,记录天下国家大事,至于万世。

元狩到底是不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年号,从颜师古做注开始,这就是一笔糊涂账。(北大名宿辛德勇老师,索引发扬,认为迟至太初才建号;有的老师认为元鼎、元封才是真正使用过的年号)但自年号制度实施起,帝王以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理想为基础,佐以祥瑞时运、典故制度,建立年号。年号通常两字,三字年号乃至七字在历史上都曾经见,如王莽的“始建国”、武则天“万岁通天”、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据说王莽的“始建国地皇上戊”足有七字,堪称最长。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世界范围内看是日本的“昭和”足有六十四年,我国则以“康熙”为久,长达六十一年。使用最短的年号,较难细考。就史料,唐朝有一个散见于墓志铭的“永新”年号,在德宗驾崩之后使用,据推测是次日废止。查金末帝完颜承麟有一个“盛昌”年号,然而完颜承麟在位不足一个时辰,金国即告灭亡,如果真的颁布过“盛昌”年号,那么这个年号存在不足半日,可谓最短者。

我国存在过的年号,按李崇智先生的考证,总共有800余个,正统王朝年号316个。《辞海》考证年号有911个。再加上日本、越南、韩国存在过的年号,总数接近1500。可见,年号自汉武帝起传承至今,已不仅仅是一种纪年方式,还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政治制度,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传统。

建立年号,意味着前一个纪年废止,一切走向新纪元,建年号又被称为建元,改年号被称为改元。通常情况下,皇帝开国、改朝换代为建元;内部按需要改变年号(如新皇即位)是改元。年号的根本目的是记录时间,通常“建元”意味着朝代更替,有可能将过去一个王朝的历法制度废止,新的历法制度和新王朝的年号一起颁行天下,此时会当即使用新的年号。

而在一朝之内,为了方便记时,通常不在当年年内改元,因为一年多号,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在前一年提出改元时,往往会指定次年元月元日为新年号的使用起点,新旧交替之间,旧的年号照常使用,待到时自动更换年号就可,提前告知,也是方便社会生产生活。这被称作“逾年改元”。

这种“逾年改元”的模式也不是没有打破的时候,比如唐代就有过七次“当年改元”,而且有时一年之中换了三个年号。这一类改元急迫、紧促,通常是为了巩固权力或者刷新政局所用。武则天在位时屡屡改元,是为了标榜皇权在自己手中号令无阻,也彰显皇权天授的合法性。而中宗、少帝、睿宗的政治更迭在一年之中引发了两场政变,为了表明政权的唯一性,不断更改年号。还有更特殊的追加年号的情况:唐顺宗在德宗驾崩后即位,但其已经身患重病,还没来得及次年改元,就被宫廷政变推翻退位。退位后,当年八月草草改元,与前朝做区别。

皇帝改元,无非是政治变动、制度改革、军事胜利、灾难祥瑞、祭祀宗教、个人喜好、迷信学说七种主要原因。而且就改元来讲,远比改变月日运转的历法,成本要低,而同样能起到宣传政治合法性、巩固权威的效果。

就这几种原因,举实例而言:新旧皇帝更替,一朝天子一朝臣,改年号是理所当然的,但改易年号还是存在更深层的政治判断,比如新的皇帝是不是需要继承老皇帝的政治主张或扭转政治风气。南宋孝宗受高宗禅让,以非亲生子为帝,对高宗非常感激,为表明对其的感激和意志的遵循,即位的新年号为“隆兴”,从宋太祖的“建隆”,宋高宗的“绍兴”年号中各取一字,表明继承祖宗之心。

在一朝一帝之中,皇帝也可以改变年号以表明政策、立场的改变。还是宋朝,北宋哲宗皇帝早年年号元祐,乃是宋朝的反对变法的旧党,在哲宗幼年所定年号。元祐末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厌恶旧党,为表明尊崇新法,改元“绍圣”,即继承父亲神宗变法改革意志之意,也是向朝廷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也有时,皇帝会废止乃至削除某个年号,如明成祖永乐皇帝篡位后,有意识地在官方文献中削除了“建文”年号,以“洪武”代之,以至于明代的某些典籍中,或将洪武续至三十一年以后。

李浩源:借日本改年号“令和”,谈谈年号的历史

永乐皇帝

当然,重要制度的变革也会引起年号变迁:唐高宗乾封三年,他进行了一次朝会制度改革,认为这是对过去制度的归纳、提炼,下诏明年改元“总章”。王朝取得军事胜利,也往往改年号,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武则天。有可能是因为武则天的武功不是那么突出,败绩频繁,往往有胜时,动辄改元。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族叛乱,打得很艰苦。直到契丹族内部发生内讧,杀死叛乱头目孙万斩,这场战争才勉强胜利。尽管军事很狼狈,胜利很尴尬,武则天还是决定改元“神功”——神之功绩,有些黑色幽默。

据传的第一个年号元狩,是因“祥瑞”而改元。自董仲舒以来,发挥孔子“获麟”、天人感应的传统,自然界有奇异之事,无论好坏祸福,都与统治者的合法性挂钩。“祥瑞”通常为奇花异草、神物怪兽、罕见天文,具体而言就是龙啊,凤啊,雀啊,宝啊之类。汉宣帝改元“五凤”、魏明帝改元“青龙”都是与祥瑞、天文相联系的。有时候统治者心虚,需要为自己制造祥瑞,来证明合法性,也会借“宝”改元。

祭祀和宗教,是与礼仪和信仰相关的改元。比如礼仪中地位崇高的“封禅”,往往是皇帝体现盛德的大事,唐高宗、武则天、宋真宗都曾因为封禅名山而改年号。有时候国家动荡不安,皇帝也希望改元来提振国家元气,为国家祈福。唐末的”天复“、”天祐”年号,即希望风雨飘摇的唐朝江山能够得天垂怜;近世明代崇祯、清末的咸丰、光绪,也有祝愿国家振作,皇威重彰的意味。

还有些祈祷性的年号是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也带有一定迷信色彩。西汉有重方术,好经谶的风气,汉哀帝就曾经按照方士和儒生的意见,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四字年号“太初元将”。武则天晚年身体不佳,希望增加寿考,就颁行了“长寿”、“久视”这样的年老,为己祈福。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对年号的影响,两汉魏晋,有经术谶讳之学,到了南北朝,佛、道逐步发展兴旺,统治者开始吸收佛道宗教,来制定年号。公元44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定年号“太平真君”,即是认为道教徒寇谦之所说的“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之言不虚,在灭亡赫连氏夏国后,当即改元太平真君。尽管此真君不是后代道教的真君,但此后,年号的确开始和宗教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隋唐以来,佛道大兴,依宗教建元之事常见,有学者考据,隋朝的第一个年号“开皇”,也与彼时的道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唐代姓李,以道为国教,唐高宗曾以”弘道“为年号,而在颁布年号的诏书中,唐高宗特意强调自己是李耳的后代,应当有弘道的责任,这个道就以道家之道为主了。

唐玄宗李隆基为人长寿,但是在统治后期,本人也在积极追求长生,沉浸在国家鼎盛的迷梦之中。开元二十九年,以李宪为首的两位兄长先后去世,玄宗皇帝抓紧了自己的求仙进程,开元三十年,唐玄宗立马借口获得道教灵符,改元“天宝”。比起祖父“弘道”的意愿来看,唐玄宗直接表明自己乃是受道教符箓而治理国家,道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年号中可见一斑。直到宋代,好道的真宗皇帝,仍以获得“天书”为名,改元“大中祥符”,大规模建立道教宫观,彰显“盛德”。

武则天是李唐的媳妇,也是大周的皇帝,一方面既有道教的基础,选用过一些道教年号;但另一方面在宣扬合法性,代唐革命的行动上,运用的是佛教做鼓吹手。武则天准备取代唐朝之初,以弥勒佛降生为口号,俨然圣人。等到了登基称帝,取得一些功业以后。武则天迫不及待的改元“证圣”,同时为自己上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乃是弥勒佛、“证圣“乃是证入圣果之意。一表一里,足见即位之初,武则天需要用佛教来神化自我,不断暗示自己“弥勒佛转世”的神圣性。

年号是一门学问,从唐朝开始就有《古今年号录》、《历代纪元汇考》、《历代建元考》这样的专业研究书记,供查览考据。而制定年号更是一门大学问,从统治者的角度讲,它关乎国家走向、历史进程、社会安定、人心向背。制定颁布年号,有时是人主一人主张,有时是臣下建言。

宋代时,政典记录较为丰富,年号拟定通常是由宰执大臣、翰林学士草拟,最后交皇帝拍板。到了北宋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拟成多个年号,教皇帝挑选的传统。到了清末,著名的年号“祺祥”仍然是由顾命八大臣中爵位、宗支最为亲尊的怡亲王载垣拟定。有趣的是,日本的上一个年号“平成”就是九百多年前曾经进呈到宋神宗面前的年号之一。

高官、学者们拟定年号,一般要从儒家经典中找典故、美字,多出自《易经》、《尚书》,有时候也见《诗经》;也可以从道教、佛教经典;乃至是祥瑞和目前的重大事件中去拟定。越往后的王朝,拟定年号多用儒家经典典故,通常可以扩张解释为四字成语,如明代的万历年号,就是“历世长久,万寿无疆”之意。当然,以时事为素材改元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比如清末“同治”年号,即是取两宫垂帘与皇帝同治的寓意。字美、寓意好、动听,是拟定年号的一个要求,宋神宗曾经以平成之成字,寓意不佳为由,否定了这个年号。

唐朝德宗皇帝时,首创了一种取前代年号的字,结合成本朝年号的制定方法。他取太宗皇帝“贞观”之“贞”,玄宗皇帝开元之“元”,合成“贞元”年号。寓意美好,也包含着对两位治世之君的推崇。宋朝人取此习俗。从哲宗取神宗“元丰”之“元”,仁宗“嘉祐”之“祐”,改元“元祐”起,宋人就常以此法拟定年号。而后“崇宁”、“隆熙”、“乾道”等都是依此法改元。尤其南宋诸帝的年号,大半从祖宗年号里来。这种独特的拟定法非常能够体现宋朝对“祖宗家法,先君之道”的重视。近代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称帝,改元“康德”,也是类似的方法:以“康熙”之康,和光绪皇帝的庙号“德”,二字合并,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法统所在。

年号运作千年,影响深刻,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有的至今仍见。明清以前,皇帝改元较频繁,一帝屡屡数元,称呼不便。到了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一世一元的习惯,皇帝的年号时间长又通行,形成了以年号代指帝王的习惯。人们习于称“乾隆帝”而不称“高宗纯皇帝”了。古代改元,往往会大赦天下、赏赐官僚百姓,以体现太平仁德。这些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甚至是改革积弊的开始。而年号也会留在地名之上,今天陕西淳化县、浙江绍兴市、庆元县、上海嘉定县、福建政和县、以及天下著名的景德镇,都以宋代帝王的年号命名。

中国建元立号,在帝国时代,还会辐射国内民族和周边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形成年号传统。我国过去存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有的国家曾经是古代王朝的藩属,作为藩属国,直接使用当时中国所使用的年号,比如朝鲜王国在1896年之前,一直使用明清两代与之同时的年号,这是政治影响力的象征。而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纷纷拟定自己的年号。越南从前李朝有年号天德,到丁朝以太平为号起年号不断,直至保大皇帝退位,也执行了近千年的年号制度。

日本自大化改新起,逐渐形成制定、使用年号的习惯,形成了一套引经据典、儒官拟进的完善制度。从“大化”到“令和”,日本已经颁定了250个年号,随着天皇制的存续,年号制度或将继续维续下去,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还在使用年号的地区。(按我国台湾地区行民国之纪年,不应视作年号。)

茂陵荧火,宫室丘墟,年号寄托或成就过的盛世早就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再美好的文字,往往盖不住风雨飘摇、腐败动荡的事实。我国作为年号的发祥地,年号已经走进了书堆,是重要的文化和研究要素,但东邻日本,年号依然老迈而鲜活地存在着。礼与非礼,雅与非雅,在现代社会见证拟定年号,改制新元,是一件充满冲突感而颇生奇异的事情。平成三十一年即将进入尾声,令和元年即将开始。令者嘉也,和者平也,不管他出自何典,是否尽如人意,这两字背后美好和平的寄托,在局势纷纭的当下,亦是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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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诸寅啸,《两宋年号述论》,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王晓,《唐代年号研究》,西南大学,2015年4月

冯天瑜,“明清年号探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三期

https://www.guancha.cn/lihaoyuan01/2019_04_01_495912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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