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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协定系列4:痛快答应的《秦土协定》

[原创]日本侵华战争协定系列4:痛快答应的《秦土协定》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签订了一系列“协定”。1

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使中国军队几乎尽数撤出上海市区,为五年之后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失败打下伏笔;

1933年签订的5月底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日本以此“协定”为名,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无数据点,也即意味着,华北地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青岛等地)之门,已然向日本大开;

1935年7月签订的《何梅协定》,日本已是两只脚踏入华化,“贯彻对华北工作的既定方针,逐步地彻底驱逐旧东北军队及中央系势力”。

1935年6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又以《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的签订,彻底地迫使原西北军宋哲元部从察哈尔省东部及北部地区撤退。

从此之后,日本铁蹄已是肆意在华北这片热土上贱踏,至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此时,在日本眼中看来,已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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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宋哲元为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驻守在张家口,29军在察哈尔省一带,一直是持抗日态度,早在1934年10月26日,就发生了日本所称的第一次张北事件。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人员川口清健等一行8人,从张家口前往察哈尔省多伦,途中一路上鬼鬼祟祟地考查地形地貌,在途经张北县时,26上午10时许,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后在抗日战争卢沟桥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一部要求对日本特务川口清健等一行8人进行检查,日本拒绝,在互相僵持40分钟后才给予放行。后来,至1934年12月7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日本强逼之下,答应日本在察哈尔省可以旅行自由。

1935年6月,随即发生了被日本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当时,日本关东军计有4名没有护照的特务人员自5月31日由多伦出发去张家口方向,一路上绘制军用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许途经张北县时,被驻张北南门的第132师一部将其扣留,至次日,在宋哲元军长命令之下,师长赵登禹才给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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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关东军认为受到极大的欺侮。

为此,日本关东军于6月11日给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原之助下达指示,以“此事件系根据宋军参谋长张樾亭的命令行动的,不能解释为下级官兵的轻率误会行为,它违反第一次解决张北事件时的规定”为理由,向代理宋哲元处理此事的秦德纯提出严重抗议,限29军5天之内陪礼、道歉,并要求处罚当事人和保证以后将不再发生。

同时,日本关东军又对当时正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奉天)土肥原贤二(少将)下达指示,“和中国驻屯军及驻北平武官辅佐官协商,要求宋哲元军撤退至黄河以南”。

至此,日本关东军之企图昭然若揭,“藉此机会把宋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以利于进行蒙古工作和保障满洲(东北四省)西南面的安全。”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正在和中国政府进行《何梅协定》之“交涉”,于是,日本关东军提议将“第二次张北事件”也列入一并进行。

6月18日,具日本所编著的侵华“作战史”所载,日本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确定由土肥原和宋哲元进行。其《纲要》在“方针”中明确提出“今后应使宋哲元军绝对无法阻碍我在察哈尔省内的行动。”

并提出对国民政府的“要求事项”,包括:“

(1)将驻于停战协定线延长部分以东地区及北长城以北地区的宋军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并不得再有中国军队侵入已撤退之地区。

(2)解散一切排日机构(东北宪兵、蓝衣社、国民党党部等)。

(3)宋哲元必须立即向日方道歉并处罚负责人。

(4)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自提出要求之日起,必须在两星期内成完。”

并制定了具体进行“交涉”方法、原则:

“(1)土肥原少将与中国驻屯军取得秘密联系后,与宋哲元进行直接交涉。

(2)为使交涉进展迅速和中国方面又能确实承认,可派一部分军队向热河方面行动。

(3)此外,类似山东移民等,虽非直接排日行为,但应设法使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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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政府认为,与日本就河北省问题的《何梅协定》谈判好不容易按近解决之时,不愿“节外生枝”,于是感到有尽快解决察哈尔问题的必要。

6月18日,何应钦对时任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主动谈到:“中国政府考虑到在关东军前次的要求之外,日方复将提出强硬要求,为此可事前主动作出承认;18日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已决定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及第29军军长职,任命民政厅长秦德纯为代理主席,调驻张北132师南下”。

同时,时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与日本驻南京武官雨官巽表示:“中国方面将主动罢免宋哲元、调走军队以及处罚其他责任者,请求(日本)撤销关东军强硬提出的时限要求等”,并对日本表示,以上各项要求,19日国民政府巳发出命令。

日本在知道国民政府的底线之后,6月23日,日本关东军派出特务松井、高桥两人到当时住在北平的秦德纯(时任北平市长)家里,在前面已提出的要求之上,又重新提出了如下的《要求事项的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和对蒙古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给以援助;

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给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招聘日人为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军事设备(如飞机场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地区规定的方法执行之。”

对此,秦德纯全部承认,并宣誓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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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回电,向日本驻北平的陆军武官室表示,国民政府已经答应按文件全部承认日方提出的要求,所谓的《秦德纯、土肥原协定》正式成立。

8月5日,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与秦德纯代表张允荣在察哈尔省签订了“细节协定”。

8月28日,宋哲元被改为平津卫戍司令,并将第29军司令部和其所属暂编第2师、第132师调至北平。

这正是日本一直所希望的。

至8月底,所谓的国民政府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解散,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开始逐步减退,而何应钦离职后的所谓“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自此,日本陆军势力在河北、察哈尔两省显著得到扩大,实际上几乎已将这两省吞并,至日本1937年7月7日磨刀霍霍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已经是“得陇望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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