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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真相

左凤荣(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喀琅施塔得兵变,1917年反沙皇,1917年反列宁

1921年喀琅施塔得兵变中的水兵在1917 年曾是革命水兵

喀琅施塔得兵变,1917年反沙皇,1917年反列宁

1921年3月红军进攻喀琅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兵变,1917年反沙皇,1917年反列宁

指挥镇压兵变的图哈切夫斯基

1921年初,苏俄位于波罗的海的重要军港、从海上防卫彼得格勒的军事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兵变。对于这一事件,长期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

一是认为这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目的是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

二是其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

三是苏俄的领导者曾意图避免流血,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暴力,攻克要塞。

俄罗斯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俄]В.П.纳乌莫夫、А.А.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仅注明页码者均指该书)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档案资料显示,这一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满的结果,事件并没有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

一、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不满的反映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通过粮食征收制强迫农民交出粮食,城市的征粮队到农村搜粮,农民常常连口粮都不剩;实行一切工业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不允许存在私人贸易,民众普遍不满,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一政策随着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反而变本加厉了。

从1920年初开始,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著名的有1920年6月开始的坦波夫起义、1920年夏天开始的西伯利亚起义、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有些起义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人民的政权”,要求自由选举和工业的非国有化,喊出的口号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共产党人!”(ЗубовА.Б.(под.ред.)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XXвек,1894-1939,Москва:Астрель,АСТ.,2009,С.735.)起义者呼吁镇压起义的红军战士,“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

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中的局势也很严峻,粮食不足,许多工厂关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也出现了严重的局面,不断发生工人示威、骚乱、罢工。许多军人也举行集会,支持工人的主张。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示威的工人开枪,打死了12人,有上千工人被捕。游行变成了群众性示威,上百的士兵站到了工人一边。彼得格勒工人的情绪自然对水兵和士兵产生了影响,他们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实践使他们感到,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被党的政权所代替,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实现。2月27日,派去了解彼得格勒情况的代表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通报了彼得格勒的情况。

面对严重局面,2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提出要尽快解决粮食和工人日用品的问题外,还确定对于反对政府行动的措施如要求各省肃反委员会在最短时间内摧毁反苏维埃党派的机构,为此要求:“将你们管区内知识分子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特别是在土地局、粮食部门和分配机关供职的上述人员全部清除出去。”“将在工厂工作的积极挑动罢工、闹事和游行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对待工人要格外谨慎从事,只有在掌握了有关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材料时才能对他们采取镇压的措施。”(第24页)3月1日彼得格勒方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汇报:“肃反委员会逮捕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头目,被捕的孟什维克有唐恩和罗日柯夫教授,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积极分子全部被捕,被捕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超过100人。总共逮捕了大约300人,其余的200人是积极活动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第43页)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不是某些政治组织事先策划的,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积聚的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在一个集中点上的爆发,它既表现了运动的自发性,又表现了客观形势将矛盾推向尖锐化的必然性。3月1日,一位喀琅施塔得市民写给亲戚的信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闻就是天天发生暴动,因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饱,可又不能用钱买,警察到处撵人,不让随便做买卖;市民杀死了4个警察,现在暴动闹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水兵也在闹暴动。人们都希望允许自由贸易,看样子春天就要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战斗,因为这里所有的水兵和红军战士都不想要公社,他们都高喊‘打倒公社,让我们自由生活。’”(第47页)

2月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舰员会议通过了由7~8个水兵拟定的决议(后面所引决议的前十三条),随后“塞瓦斯托波尔”战列舰水兵也通过了这一决议,以声援彼得格勒的工人,多数党员对决议投了赞成票。3月1日,全体舰员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在此次会议上增加了后两条,形成内容为15条的决议:

1.鉴于本届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同时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

2.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应有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

4.不晚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省无党派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代表会议。

5.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

6.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

7.撤销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的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

8.立刻取消所有的巡查队。

9.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都要均等。

10.取消部队中所有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和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组织的各类值勤,假如需要值勤或成立战斗队,可以在部队连以上单位组织,工厂则由工人酌情处理。

11.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

12.请各部队及军校学员同志支持我们的决议。

13.要求各项决议在报刊上公布。

14.成立巡查局进行监督。

15.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第39~40页)

决议要求实行苏维埃民主,他们拥护苏维埃制度,主张由工农掌权,反对一党独揽大权,要求给予农民和手工业者以生产和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

3月1日,在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群众集会,1.6万多人参加,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出席,他们试图说服与会者放弃政治要求,没有成功。如果当时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也许事态不会进一步发展。与会者以压倒多数支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通过的决议。同一天,两个战舰选出了由水兵组成的舰艇工作委员会,政委的权力被取消。

3月2日,所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在教育之家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对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表示不信任,大会认为应制定新的选举原则,以便改选苏维埃,大会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以维持喀琅施塔得的秩序。选举产生了五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

3月2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要塞居民和喀琅施塔得市民发布呼吁书说明了事件的意义,“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我们陷入饥寒交迫、经济破坏的绝境已达3年之久。管理国家的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已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全面经济破坏状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近年来发生的骚乱相当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已失信于工人群众,它根本不重视发生的骚乱。它也不重视工人提出的要求。它认为这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人大错特错了。”“发生的骚乱和提出的要求表达了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的心声。……通过的决定中包括立即改选苏维埃的决定。选举应在更加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使苏维埃真正成为代表劳动人民的代表机构,使苏维埃成为富有活力的办事机构。”“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要留在车床旁,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要留在部队和炮台。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各机构都要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所有工厂、所有工会、所有陆军和海军部队及公民个人全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在市区和要塞创造正常而公正的新苏维埃选举的条件。”(第44~45页)表示“不希望流一滴血”。他们“在市区、要塞和各炮台采取了特别措施维持革命秩序”。他们要求大家不要停止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在市区和要塞创造正常而公正的新苏维埃选举的条件。同志们,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要保持秩序、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以新的诚实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45页)到3月2日傍晚,大多数炮台和要塞的所有红军部队均已承认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派出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申明要塞水兵、士兵和工人的要求,但代表团被逮捕,被作为人质。

临时革命委员会和平接管了喀琅施塔得市和要塞的政权,他们并没有镇压共产党员,而是欢迎他们与临时革命委员会合作,但逮捕了库兹明、瓦西里耶夫等干部。当时在要塞的布尔什维克因得不到拥护,未能有效组织起来,基层组织迅速瓦解,许多党员退党。1921年3月6日《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编辑收到的一份请求刊登的声明:“我叫瓦西里·孔德拉希欣,是在要塞电报局执行通讯勤务的一名红军战士,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即在1920年12月16日那天糊里糊涂地递交了一份申请,成了一名俄共预备党员。这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短假,看到种种不公道的现象。休假归来后因时间仓促没来得及提出退出俄共预备党员之列的申请,为此我请求在报刊上我的这份声明,请不要再把我视为俄共预备党员,因为我要一直全心全意地同多数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捍卫工农政权。”(第175页)司令部电工梅利曼3月12日的声明:“我目睹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事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一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己的大家庭。”(第178页)

客观地看,喀琅施塔得事件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的,是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自发反抗

二、以武力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

面对突发的兵变事件,苏俄领导层并没有认真调查和分析事件的起因,喀琅施塔得事件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普通士兵,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是文书、雅科文科是话务员、奥索索夫是轮机兵、图金是机电厂工匠、奥列申是第三劳动学校校长,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曾许诺:“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召回苏维埃代表,可以改选苏维埃”,他们认为现在的苏维埃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重新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这并没有什么错。(第155页)并没有前沙皇将军和神甫参与领导。但是,该事件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还说这是白卫分子与国外敌对分子进行勾结,拒绝与起事者谈判,准备进行镇压

3月3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做出决定(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签署):

1.宣布前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伙不受法律保护。

2.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进入戒严状态。

3.将彼得格勒筑垒地域的全部政权移交给彼得格勒市防卫委员会。(第52页)

当时科兹洛夫斯基是喀琅施塔得的炮兵司令,据参加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一位电工说,起义对起义者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谁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招致托洛茨基发布的毫不留情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严厉命令。后来,当起义成为事实时,大伙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布尔什维克把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说成是起义的首领,实际上只是水兵们强迫他继续履行了他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就已经履行的炮兵司令的职务,并没有给予他任何权力。”(第326-327页)随后对科兹洛夫斯基的亲属进行了镇压,一共逮捕了27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4个儿子。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跟科兹洛夫有亲戚关系,从对这些人的审讯中并没有得到科兹洛夫斯基组织叛乱的证据。

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政府通告,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法国反间谍机关和前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划的暴动,喀琅施塔得通过的决议是“社会革命党黑帮”的决议。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发表《告受骗的喀琅施塔得人书》,实质上是最后通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要么放下武器接受惩处,要么自卫。在喀琅施塔得举行了代表会议对此进行讨论,202人出席,决定进行自卫,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也从5人增至15人,新增加的10名成员也都是普通士兵和工作人员,有医生、电工兵、工人、领航员,有官职的是拜科夫,他是要塞建筑管理局运输车队队长。3月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就共同组织防御达成协议,军事专家建议在遭到进攻之前主动进攻占领有利地形,被临时委员会拒绝。

3月5日,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重新组建第7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并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叛乱。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同时,命令做好武装平叛、消灭一切叛乱分子的准备。(第66页)

3月8日,即俄共(布)十大召开的同一天,开始进攻要塞,“起初喀琅施塔得没有反应,晚些时候向谢斯特罗列茨克发了两枚炮弹,城中无损毁和死伤。紧接着喀琅施塔得开始从‘红色高地’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开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托特列边要塞和康斯坦京要塞向‘红色高地’和‘利西诺斯’一带猛烈开火以示回应。”(第62页)镇压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第7集团军561团行动迟缓,其中一个营的士兵向敌人投降。讨伐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许多红军战士不服从指挥,情绪低落,因担心波罗的海舰队发生兵变,3月12日他们被调往黑海。

革命党的反 俄共(布)武力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行动,受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反对,3月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孟什维克)发出呼吁书,要求制止杀人行径,“我们不了解事件的详情。但我们知道喀琅施塔得曾要求改选苏维埃,释放因工人运动而被捕的社会主义者、非党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还曾要求于3月10日召开非党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代表会议,共商摆脱苏维埃俄国目前困境的出路。工人政权本应查明喀琅施塔得的真正原因。工人政权本应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公开地与喀琅施塔得工人及水兵达成协议。但他们却宣布戒严,提出命令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开始把枪口对准工人和水兵……我们应当干预并制止流血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要求当局在彼得格勒各厂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立即与他们举行谈判。要立即选出参加这些谈判的代表。”(第315页)3月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答诽谤者”传单中说:“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的不是工农苏维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现在所有的工人都会明白,将政权转入真正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手中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为取消戒严,全体劳动者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自由改选苏维埃及其他工人组织;释放所有因政治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社会党人和非党工人农民。真正的劳动者政权万岁!”(第317页)俄共(布)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汲取这个经验,我们应当接受喀琅施塔得事件血的教训,我们应当给非党人士做出结论,他们口头上高喊保卫苏维埃政权,暗地里却在破坏苏维埃政权。同志们,你们应当清楚,你们面对的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地地道道的白卫分子,任何妄图通过反共产主义的途径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上的。”(第305页)从中我们看到,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包括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对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会

俄共(布)内也有人反对进行镇压。3月10日,女教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因对水兵进行军事镇压而退党,她声明:“我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一切为了人民’这句口号的圣洁和美好而深深感染,于1920年2月成为俄共预备党员,然而就在有人对和平居民、对我深爱着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个孩子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刻,我想到我可能被当作那些滥杀无辜者的同谋,因此我从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起便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共预备党员了。”机械工希舍洛娃3月10日的退党声明:“我请求不要把我视为俄共党员,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员就是一帮暴徒。他们就像凶残的野兽那样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恨不得吸干人民的鲜血。我拥护临时革命委员会,它正带领劳动人民*明正确的路。”(第177页)

3月13日,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分子,从西方面军调来了第27步兵师,并对不执行命令或临阵脱逃者进行严惩。3月16日凌晨开始对要塞强攻,起义者看到胜利无望,8000人撤至芬兰,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要塞防御司令部的成员。3月18日要塞被攻下。

政府在镇压行动中付出了很大牺牲。

三、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余波

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平息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叛乱前有任何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控人员中进行活动或是协约国间谍的踪迹。整个运动过程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暴动是自发产生的,而且几乎要塞的所有居民和完备部队都被卷了进去。总的说喀琅施塔得暴动标志着现阶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运动的终结,这一运动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表现为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感到不满并公开要求摆脱苏维埃对小私有者自由流转的束缚。”(第283、286页)喀琅施塔得事件成为俄共(布)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因素之一,同时,俄共(布)也利用这一事件镇压反对者。

曾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农民、士兵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变政策迫使列宁反思和改,在进攻喀琅施塔得的同一天,俄共(布)召开十大,正是这次大会确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向民众的经济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要求,却没有做出让步,对起义者进行清算

武装起义被镇压后,成立了由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对事件的参加者、逃兵和不执行命令者进行审判,许多人被判处决,不得上诉,立即执行。到1921年初夏,仅由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团、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处务委员会、芬兰国境特别处喀琅施塔得分部非常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法庭59人。1464人虽获得判处极刑的就有2103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的为64自由,但对他们的指控并未取消。从1922年春季开始,大批喀琅施塔得居民被强制迁出。总共迁出2514人,其中1963人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388人为要塞闲散人员。(第8、9页)有功者授奖,约100人获得红旗勋章。

布尔什维克还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其他政党进行镇压。

与此同时,俄共(布)的集中统一进一步加强,并开创了大规模清党先例。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进行清党,对象是“非共产主义分子”、原孟什维克等,结果有24.1%的党员被开除出党。

喀琅施塔得事件,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过激过“左”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不聊生,进而也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政策的错误,在发生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兵变后,才下决心改变政策。本来,布尔什维克改变政策,与起义者有了共同商讨的基础,事情本来可以和平解决,但苏俄政府却采取了暴力手段,其政治意图明显,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进一步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垄断,确定了民众只能按布尔什维克制定的政策行事的原则。无论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是转向新经济政策,都有其他政党之功。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俄共(布)只接受了其他政党和民众提出的经济要求,不接受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要求,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政治集权为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重拾军事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从而也埋下了苏联剧变的祸根。

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宣布建立喀琅施塔得兵变牺牲者纪念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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