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

探照灯作为防空武器之一,虽已过时,且进入了军事博物馆,但它的客观存在和历史功绩是永不磨灭的,回顾我们在探照灯部队一段火热的战斗生活,一幕幕情景犹如探照灯在夜空中放射出一束束利剑般的光柱,令亲历者难以忘怀。

一、那是1050年的夏天,当时我们还年轻,只有30来岁,精力旺盛,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我们是从陆军各部队选送的一批团、营干部,正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干部大队学习。蔡子悟是抗战初期入伍的,曾担任陆军第20军178团副政委,胡锦生原是华东警备9旅25团作战股长。正当我们勤奋学习,加紧补习文化,准备尽快重新奔赴战场的时候,新的战斗任务已经来了。8月4日上午,校务部部长谢忠良、中队党支部书记曾照墟分别找正在学习的蔡子悟等谈话。他们说,经组织决定,你马上到上海参加组建探照灯部队,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希望你服从分配尽快到任。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蔡子悟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组织上的信任和重视,担心的是怕完不成任务。因为蔡子悟对探照灯这一兵器非常陌生。但是,战争年代养成了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蔡子悟二话没说,服从命令。当时蔡子悟的妻子分娩还在医院,需要照顾。党组织对此作了妥善安排,随即大家轻松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程。胡锦生本来分配到气象部门工作,到上海后,因探照灯团缺干部,又改去探照灯团工作。8月6日,蔡子悟等四名干部从南京乘坐火车前往上海防空军司令部报到,火车在飞驰,前方就是上海。新的战斗生活令人神往,也让人难以想象。在窗外田野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一座座碉堡,在眼前一一晃过,不久前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禁不住又在脑海里翻腾。而几个月前上海的“二.六”轰炸事件,也在心头萦绕。现在,我们要用探照灯对敌机进行战斗,这个任务很快就要落到我们的肩上了。谈到这里,大家的心情分外激动,充满了建立新部队的信心和决心。当天我们到达上海防空司令部招待所位于江宁路上一个没有床、没有桌椅的场所,(上海防司刚筹建)。我们四人就睡在地板上。第二天,华东防司组织部长张志华与我们谈了话,详细介绍了我军组建第一个探照灯团的筹备情况。自上海“二.六”轰炸后,根据中苏双方协议,苏军一个探照灯团在团长里申科中校的率领下,随苏军混合旅集团军进驻上海地区。此后,国民党飞机曾夜袭上海,被探照灯部队照中、跟踪,配合歼击机部队将其击落。探照灯部队的存在,对国民党空军夜袭上海是一种威慑力量。这在当时来说,探照灯兵确实是要地防空不可缺少的兵种之一。为保障苏军在上海物质、文化生活,上海市民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样应急一时是可以的,但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加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组建我们自己的探照灯部队,这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1950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成立了有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参谋长黄径琛为首的探照灯团筹建小组,开始按照苏军探照灯团的编制组建我军的第一个探照灯团。首先,从华东军政大学的2、4、7团本科学员中选调790人为基本人员;从华东军政大学及上海警备司令部、航空处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团的干部队伍,为了配备技术人员,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从应届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选调30名作为技术骨干,吸收入伍。这30名大学生分别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他们都是学生中的尖子和骨干,政治上也较强,有的还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当时,汽车司机难找,后来,我们在上海总工会的大力帮助下,从失业司机中选用了150名,按工薪制待遇,担任司机兼发电手。就这样,共调配了1100余人,组成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8月5日左右,华东军大790名学员从南京登上敞篷列车,顶着一夜大雨,于第二天上午到达上海北站。一夜风雨和颠簸,虽然使人疲倦,但大家仍高唱着战歌,徒步行军到达临时集结地上海跑马厅(现人民公园)内。他们睡的是水泥地,情绪高昂地等待分配工作。这批学员成了第一支探照灯部队的基本骨干。筹备组将他们按照雷达手、无线电员、大小灯手、标图员、电话员、发电手,进行专业分类,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工作。8月10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上海防空探照灯团成立大会在上海延安路上的共舞台隆重举行。会场布置的简朴、庄重,主席台是由几张桌子拼成的。7时许,1100名指战员高唱战歌步入会场。大会由黄径琛参谋长主持,在庄严的国际歌中开始。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上海防空部队副司令员王智涛、政治部主任张希才等。当黄径琛参谋长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防空探照灯团成立”时,场内掌声雷动。接着宣布任职命令:吴瑞生任团长,蔡子悟任副政委(后改政委),马耀华任参谋长,陈克任副参谋长,宁波任政治处主任,张振芳任副主任。一营营长候学真,教导员王建初,一个多月后胡锦生任副营长;二营营长迟芬亭、教导员卜广山。随即举行授旗仪式,吴瑞生、蔡子悟代表全团指战员接过了军旗,并由蔡子悟代表全团向上级首长表示了决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和重托,刻苦学习,尽快掌握现代化的装备技术,为早日负担起上海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而努力奋斗。最后,王智涛副司令员代表驻沪防空部队首长对探照灯团的建立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号召大家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完成好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会后,由上海著名京剧演员李钟林等为大家演出了京戏《武松打虎》。

二、探照灯团的机构虽已建立,但部队尚未按战斗建制组成,先要集中训练,人员分别驻在复旦大学、胶州公园、漕宝路4号桥、马家角1号等地。首先学好兵器基本原理等知识,才能进入下一步训练。对于探照灯这个现代化的新兵种,全团上下一窍不通,干部都习惯于冲锋炸碉堡的战斗生活,要他们坐下来学电工原理、光学、探照灯战术等,既不习惯又很吃力。对于刚出校门的军大学生,有文化、肯学习,但是缺少战斗部队的生活经历。根据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和苏军的授课计划,我们在第一阶段进行共同科目的训练,然后按专业分类进行兵器原理和操作保养的基本知识学习,最后按编制序列由苏军带训。8月11日,各训练点正式开训。专业科目由苏军任教员,翻译是从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借来的学员,他们初通俄语,但对军事术语,兵器知识都不太懂。语言障碍给教学带来不少的困难,有时为了一个名词,教员边讲边做手势,累的满头大汗,翻译也跟着急出汗来;学员听课费劲,额上也是汗珠直冒,还闹出不少笑话。当时的教学条件很差,房子是临时搭建的草棚,用芦席做挡风墙;桌子、凳子都是在木桩上钉的一块窄板条;有时棚外下大雨,棚内下小雨。这些困难没有难住一心想尽快掌握现代兵器的指战员。苏军按正规化大纲教学,学员没有书本,全靠自己记笔记,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听、记,课余时间抓紧复习。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同志在熄灯后仍在记忆背诵,相互问答。他们平均每天要学习10-12个小时。因而许多同志在口试中能达到五分的成绩,获得教员的好评。经过20多天的紧张学习,干部学会了基本的指挥程序和兵器的概要知识。尔后,转入苏军对等编制的带训阶段。人员分别按团指挥所、2个营部、6个连部编好,一个指挥连开赴苏军灯团各个驻防点;团部在江湾五角场,一营(辖1、2、3连)驻浦东张家湾、东沟、金桥、塘桥;二营(辖4、5、6连)驻仙霞路、漕宝路4号桥、国权路一带,每个连四个排(3个探照灯排、一个指挥排),每个排2部雷达灯,2部跟踪灯。雷达站每个站8-9人,跟踪灯每站5人,各排间隔6-8公里。面对部队高度分散的情况,我们及时组织纪律教育和尊重苏军的教育,加强了党团组织生活和各级的汇报制度,规定了与苏军共处的有关纪律和请示报告制度。苏军官兵一对一地教我们指挥和操作,还介绍有关作战经验,他们热心教练,严格要求,精心传授。平时除了吃、住(苏军享受专家待遇)不在一起外,与我们同操作、同执勤、同娱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一个多月的手把手帮教,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经过各级考核验收,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大家都能单独操作了。在这期间,各级领导非常关心探照灯团的建设。建团之后,苏军曾提出:每个排建立俱乐部,配齐文体器材;每个排配一台收音机;每个营配一台电影放音机等等。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我们没有及时解决,他们就直接向陈毅司令员提出。有一天,陈毅同志把吴瑞生、蔡子悟叫去,指示说:对苏军的要求要解决一点,一点不解决是不好的,有困难可向上级打报告。回来后,我们向上海防司打了一个报告,得到了部分解决。1950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陈毅同志在苏军顾问和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兼上海防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仙霞路报务训练队询问和观看了学员的学习情况;10月和11月,陈毅同志又两次到上海江湾五角场探照灯团指挥所,前一次他听取了苏军探照灯团团长对培训工作的报告,后一次他观看了我团进行的实兵演习。他两次检查,对训练成绩表示满意。1950年下旬,上级命令我们调十部跟踪灯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配合放焰火,有一部灯设在景山。一天,中央书记处任弼时同志视察阵地,给大家很大鼓舞。1950年10月17日,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正式接收苏军探照灯团全部装备,并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上海防空副司令员王智涛、上海防司参谋长黄径琛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一仪式。吴瑞生、蔡子悟在移交书上签了字。我们共接收PAH-150型雷达灯36部(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援苏物资)苏制3-15-4b型跟踪探照灯36部,莫斯脱-2型环视雷达一部,以及其他通讯装备等,外加苏军列入移交的两只军犬。签字仪式结束,双方军人热烈握手,祝两国军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相处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有的还激动的流下了热泪。没有几天,苏军探照灯团人员乘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国。从签字移交开始,我们正式担负起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

三、鉴于防空作战任务的紧迫和不间断性,我们暂时仍按原苏军的部署进行战斗值班,以排为单位(4个灯站在一个驻地),以上海为中心组成照射区。配合高射炮和歼击机部队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为了解决部队分散后的干部缺额问题,我们从华东军大来的学员中选拔了一批同志担任排长、站长。为了进一步巩固操作技术,提高战斗力,全团开展了一场“有机必练”的大练兵活动。就是说,只要空中有过航飞机通过,就抓紧时机练兵,部队每晚有三分之一的灯站处于一等战备状态,如有敌情通报,则全体人员各就各位,处于临战状态。多数号手是站着工作的,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第二天,无论补睡觉的或准备当晚值通宵班的,遇到有过航飞机,都立即按“警报”进入阵地操作练习。我训练飞机加上民航班机,每天进过阵地上空的架次数量不少,我们都把它视为训练的最好时机。到时不顾疲劳,人人上阵。即使没有过航飞机,白天大家就对着地物目标和云彩、夜间就利用星星和灯光进行苦练,还常常进行开灯协同演练。有时白天遇到连集中开会,临时接到上级指挥所有关飞行预报的通知,连长就宣布回阵地演练。为了及时赶回阵地,有的要跑出几公里才有公共汽车,下车后,大家都跑步奔向各自的岗位。通过这样的勤学苦练,部队的照射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巩固并消化了苏军所教授的技能,又从中摸索了自己的体会,从而使整个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到了年底和1951年初,上级为了扩建兄弟灯团,不断从我团抽调兵器和人员,支援兄弟部队,为了弥补兵器的不足,团党委决定从两个方面解决:一方面做好现有装备的维护保养;另一方面修旧利废,充实部队。当时,上海郊区还残留一批日军遗弃的探照灯,长期风吹雨淋,几乎成了废铁。然而这些“废物”在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眼里,却视之为宝。苏联专家回国后,全团的技术保障工作落到我团30名大学生的肩上。他们提出建议:把废弃的日式探照灯修复使用。团党委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上级机关并为团修理所充实了工具设备。于是几十部日式废灯从四面八方拖到团修理所。经过日夜奋战,拼拼凑凑,修修补补,机械部分很快装好了,但是作为主要部件的反射镜因镀银层大部脱落而无法使用,这一难题不解决,便会前功尽弃。而要电镀直径150厘米的反射镜,在当时没有一家电镀厂能够完成。早先也曾请教过苏联专家,他们说只有专门的军工厂才能干。大家怀着一腔魏国争气的豪情群策群力,先从小面积开始,经过多次失败,在黄同祥、马达樟、殷平成等同志的苦心试验下,终于取得了成功,光学性能达到了规定的指标,使20多部废灯复活,装备了部队。我们团因此很快扩建了第三营。有人称赞说:“几个大学生抵得上一个兵工厂”。由于苏军移交的零配件有限,每年都要进口,往往一头大肥猪的代价仅能换回几只真空管,尤其是当时雷达上用的真空管,主要靠进口有时供货不及时,还要影响战备。技术员冉新生建议,逐步用国产关代替进口货。我们支持了这个有远见的建议。但是,国产管在性能上与进口管差别较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改装线路。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取得了用国产866管代替昂贵的进口VU-111管的成功。不久,我们又将全部雷达上的真空管改为国产货,节省了大量外汇。并通过改装,使原来探照灯雷达的发现距离从25公里提高到35公里。以后还在全国兄弟团中介绍了这一做法。由于在短期内全国扩建了5个探照灯团,我们团的兵器和人员支援兄弟团的建设,人员需不断调整。我们团自己兵器的更换和新连队的组建,加上保卫目标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原来以排位单位的部署已不适应空、炮协同作战的要求。为了确保上海的防空万无一失,经上级批准改为单灯部署,扩大照射区,在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水网地带交通不便的困难,用船运、吊装等方式,顺利地完成了单灯部署的任务。这个部署的方式成了探照灯部队的基本展开方式。在这期间,虽然有过空情,但很快被我们发现,致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从而保卫了上海市的夜空安全。自1950年10月17日担负上海空防作战后,我们团于1951年3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探照灯第121团”。1951年9月3日,我们团召开首届庆功会,总结工作,表彰大练兵和科研工作中的有功人员,全团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91人(其中一等功1人,二等功2人),9月27日,从1、2营抽调人员组建第七连,赴南京担负防空作战任务;1952年4月24日,以6连为主,其他营充实,组成“新6连”赴朝作战。同年6月,我们团7连又入朝参战。两个连队在抗美援朝期间共照中敌机324架次,配合兄弟部队兵种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5架,直接照落敌机2架。1952年12月,我们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探照灯第421团”。1957年空防合并时,我们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控队对空探照灯兵第一团”。

1990年5月

注:本文摘录于空军政治部编写的《蓝天火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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