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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胜利之路并不平坦。正如李德哈特所总结的:大战略关注的目标是战后之和平,而非战场上之胜利。对一国而言,只要战后之和平胜于战前,无论多大的军事失败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掩盖大战略失败的致命伤害。“假使你只是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的精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

对1942年后的丘吉尔而言,军事胜利的意义已经不大,要由军事胜利进而谋得政治胜利,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胜利。但是,一个误算,使得英国之前辛苦积累的战略资源,几乎尽付东流。 这个误算,就是大英帝国的远东战略布局。如前文所述,这个布局本身非常高明,而且是早在张伯伦内阁之前就已经付诸行动了。其实质在于,通过对新加坡的强化,达到将远东冲突限制在马六甲海峡以东的战略效果。如果这个构想实现,英国就等于处在一个独善其身的位置上,让美中去承担抗日主力的责任,英国则休养生息,待德国屈服后,再挥师东进,收复失地。 但是,这个布局确实建立在一个完全落伍的军事学说基础上。该学说严重低估了航空兵对海战的影响,更严重低估了日军在热带地区复杂地形上的战术创新能力。以新加坡要塞而论,其过于注重对海防御,却在防空上乏善可陈,更完全没有料到日本能够快速穿越马来半岛,从内陆方向前来进攻。结果就是,日军确实大部分兵力被中、苏、美三国所牵制,可即便如此,有限的日本南洋远征军,仍在短短5个月内,以风云席卷之势横扫东南亚。日军不仅鲸吞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大片欧洲殖民地,更将战刀深入海峡以西。“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香港、新加坡、缅甸的丧失,使得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统治土崩瓦解。英国的陆上力量被迫退守印度,海上力量则远遁非洲东海岸。在这种态势下,日本不仅带来了作为宣传品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带来了货真价实的“白种殖民者不可畏”的现身说法。

这个事实,直接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殖民地、自治领的离心趋势。当英国无法只靠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强敌时,就陷入了一种政治上的进退两难局面:要想打败强敌,必须全面动员。可此种动员一旦启动,必将激发殖民地、自治领的觉醒。在此之前,英国之所以能用极少数文官统治大片殖民地,正在于英国能做到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和极高明的均势外交,实现“大英帝国治下的全球和平”。在这种和平中,英国提供公共安全和集体福利,各殖民地、自治领则安享和平。后者只需提供经济和资源助力,一旦战争胜利,即可分得战争红利。 但是,像一战和二战这种全面战争,争的是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红利可分,各殖民地、自治领又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去捍卫英伦三岛的社稷宗庙,这就不免出现“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了。 这一点与法国马其诺防线战略的失误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军事学说的滞后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战略与军事行动的密切互动。正是这种互动,加剧了大英帝国内部的离心力趋势,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塑造终战态势和战后格局的能力。风雨飘摇之中,丘吉尔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艰难局面。进入1944年后,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胜利已成铁板钉钉之势。随着军事战场的转暖,大英帝国面临的政治形势却日趋寒冷。

战争愈是临近结束,美国与苏联的力量越来越强,英国的战略困境愈大。可以预见,随着德意日的败亡,最终等待英国的,必是美苏主宰下的两极格局。当罗斯福明确提出,战后世界事务应以美英苏中四强协商解决时,丘吉尔就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个提议貌似要维持一个多极化的战后世界,实则不然。这个四强格局的核心其实是美苏,其他如英、中,都是依附在美国之下的次级力量。换言之,罗斯福的战后世界,其实是一个美国占优势的两极世界,而美国的优势又来自英、中两国的追随。为了确保这种追随,罗斯福不仅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更标举四大自由,这等于鼓动殖民地造反。 在丘吉尔看来,这不啻是将大英帝国降级到与中国等同的位置上,甚至还不如当年希特勒为之预留的位次尊荣。如果结局如此,大英帝国真不知为何要打二战。 以丘吉尔之性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的目标在于形成美苏英三足鼎立之格局,进而以美英特殊关系来平衡苏俄势力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其反制的手段则为:

⑴在欧洲事务上联美制苏,竭力限制苏联向东、中欧的扩张。

⑵在全球事务上联苏制美,形成三强之间的平衡

⑶扶植法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以平衡中国的影响,从而形成苏-美中-英法的三边平衡。

⑷丘吉尔更深知,单靠法国尚不足以达成前述目标。故而,越是临近战争结束,丘吉尔越是急于将德国纳入英国的权力框架之内。其追求之目标,在于形成一个英国主导的大欧洲,从而真正与美苏鼎足而立。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丘吉尔一方面不断深化英美关系,多次与罗斯福展开高层会晤,另一方面又在苏德战争后,建立英苏间的高层外交直通车,并直飞莫斯科,与斯大林大谈战后势力范围划分问题。战争后期,丘吉尔极力谋求一个亲英的波兰政府,又一再谋求抢在苏军前进入柏林。在希特勒自杀、邓尼茨组建新政府后,丘吉尔又迅速承认该政府之合法性,并准备在共同抗苏的旗帜下,重组德国。所有这些貌似互相矛盾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而奋斗。 但是,这个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其失败原因与当初张伯伦的失败如出一辙:目标与能力之间的鸿沟过大,一味用外交谋略填补,实力有不逮。除非苏美两国均为外交低能国,否则,此种努力很难成功。

而罗斯福、斯大林皆为权力外交的高手,自然不会入瓮。何况两国皆意在全球霸权,自然希望竞争对手越少越好。因而,罗斯福、斯大林虽然均对丘吉尔礼遇有加,但二者之合作实远胜于各自与丘吉尔之合作。此一趋势,愈接近战争后期,愈发明显。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牺牲中国和东欧若干小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出兵远东,其实是美苏之间关于欧业大陆事务的第一次战略性协商。丘吉尔虽得以参与此次高峰会议,实则英国是被摒弃于决策圈之外的,这与没有参会的中国可谓五十步笑百步。罗斯福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会前与丘吉尔私谈。

此后,无论是以色列建国问题,还是殖民地独立问题、苏伊士运河收回问题,美苏都是站在英国的对立面上,且两国所用之意识形态口号虽不同,但最终目的皆在于鼓动殖民地独立,从而肢解大英帝国。于是,丘吉尔心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免让位于美苏主导的“楚汉争霸”了。 而丘吉尔个人的悲剧来得还要更早一些。英国人民早就厌倦了大战,希望能尽早享受胜利,丘吉尔却要带着他们继续参与大国博弈,这就不免再度站在了人心、舆情的对立面上。所以,欧洲战场刚刚终战,丘吉尔就被选下台去。他以《胜利与悲剧》作为其二战回忆录最后一卷的书名,真是形象至极。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并未就此退出大国舞台。一旦两极格局成为必然,大英帝国解体亦成为必然,丘吉尔就本着战略理性退而求其次,开始为英国在这新世界中谋取一个相对最佳的位置。既然现在的形势是只能当“副官”,那就让英国去当这世界上最荣光、最具实惠的“副官”。于是,英美特殊关系开始逐渐由战时的对等合作,演变为美主英从。直到今天,英国的基本外交方针仍不出这一范围,正所谓曲终而奏雅。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国中,从来没有哪个帝国在衰落中仍能如此平缓地退场,并占据一个绝佳的舞台,坐观新选手们续唱新曲。个中原委,值得国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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