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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彼此为邻,同属发展中国家,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佛教东传、扎根中土,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

在近代史上,两国都有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共同经历。可惜,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边界未定、达赖喇嘛、1962年边界战争等)和现实政治中的不同利益(联合国入常问题、国家战略对冲等),使两国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今年6月以来,中印边境狼烟再起。洞朗(Doklam)地区的严重对峙,成为国际舆论的聚焦重点,双方立场互不相让,外交表述相当强硬,国际社会对此忧心忡忡。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本文中不谈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缘起和中印两国孰优孰劣,而是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去分析双方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中印这次严重对峙,有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印度总理莫迪想转移国内视线,譬如,经济增速放缓、商品与服务税改革带来的问题,7月总统大选、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等。笔者认为,这些国内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要在双方不同的、甚至互为对立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去寻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 “一带一路”与 “东进政策”的对冲。印度明确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侵犯了克什米尔主权问题,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该计划严重压缩了印度的战略空间。

长期以来,新德里一直视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马尔代夫和不丹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区、附属国、保护国。如今,中国在海外的建设速度和“双赢”理念、正在使印度的这些邻国逐渐转向中国,印度几乎所有的对外拓展途径都被堵住。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印度的海港虽然很多,但严重缺乏深水港。中国却在短短两年内帮助斯里兰卡建成了汉班托特和科伦坡两大深水港。前者离印度洋主航道仅10海里,据说印度70%的货物都要通过这个深水港运往海外。在尼泊尔,中国在遇到大地震的情况下,依然按期完成援建一所警察学校的工程;反观印度,它已经承诺尼泊尔建立警校25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动工。

最近,中国还加紧改善与不丹的关系,准备与其签订边境条约和建立外交关系。在印度看来,所有这些都无异于是在挖它的墙脚,心里因此非常不爽。

为了抵消中国在南亚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处于战略焦虑状态中的印度于2014年推出“东进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该政策的前身是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东望政策” (Look East Policy)。从“东望”到“东进”,新德里完成了国家战略的调整,它的目标范围从周边国家扩大至东盟(亚细安)、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国家。不仅如此,印度还模仿“丝绸之路”的构思推出所谓的“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工程。

从国家大战略角度看,中国西向的“一带一路”与印度东向的“行动政策”项背而行,目标对冲,互补性差,结果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因而不容易彼此兼容和对接。

第二,印度感觉被中国掐住了脖子。中印这次对峙的洞朗地区,位于中国与不丹之间的地带,本身是片不毛之地,但战略意义却非常重要。站在这儿能够俯瞰整个印度东北的七个邦和北部的几个主要邦,谁在这里占据上风,就等于扼住了印度“鸡之颈”,中国在这里加紧基建,对印度来说是致命的。

印度军事专家甚至认为,这里是印度唯一能向中国发起进攻的据点,其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在综合了各种因素之后,印度这次是经过推演,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因为它再不做的话,将失去这个重要的战略地段,对周边的小国也将失去影响力。

第三,莫迪上台后对华政策趋于强硬。这位喜欢瑜伽、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总理于2014年上位后,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军费开支,外交上基本确立了“依靠美国,联合俄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并取得不少具体成果。譬如,与美签订四个军事后勤保障协议、把F16战斗机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购买22架“捕食者”无人机、加强与以色列的军火贸易、6月23日与俄罗斯签订加深军事合作协议。

不久前,印度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在伊朗、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国中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来应对与中国、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

由于印度主流精英的反华立场50多年来基本未变,媒体舆论对华不友好的也居多,因此,印度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在国内赢得了大量的支持。美国、日本等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把印度视作牵制中国的一张牌,这无疑助长了印度铤而走险的态度。

第四,中印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中印历史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充满争议的边界线。当年的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要确保印度北部的安全,仅靠喜马拉雅山这个天险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西藏变成缓冲区。因此,蚕食和分裂西藏成为英属印度的基本策略。在1913年召开的西拉姆会议上,以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印藏分界线,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也成为后来边界冲突的根源。

其次,1959年第14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并延续至今。第三,1962年的那场边界战争。当时,印度输了战争,却占领了土地;中国赢了战争,却输了底子。用中国军旅作家金辉的话来说:“胜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但印度的主流精英阶层和民众却一直视那场战争的结果为“耻辱”,他们认为自己失败不是因为实力不够,而是因为中国突袭了他们,因此,心里一直不服气,天天嚷嚷着要寻找机会再战雪耻。

中印现实矛盾主要包括:一、印度认为中国是唯一阻挠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断了它的一流世界大国梦。二、印度认为中国崛起后的对外发展对它非常不利,严重压缩了它的战略空间。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中印之间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和进行真诚的合作。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相处,两个彼此为邻的新兴大国是否能同时和平崛起,也就成了令双方历届领导头痛的命题。

眼下,中印边界冲突还看不到任何降温的迹象,但笔者认为,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性不大,最起码在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召开前,还不至于动真枪真炮。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可持续的发展,就离不开和平的环境。基于这个认识,笔者相信眼下的问题最终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

但是,命运难卜,世事难料。在70年前的印巴分治前夜,坚决反对以分裂国土作为独立代价的圣雄甘地曾建议,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应该有足够的胸襟让少数派的穆斯林领袖默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 )出任独立后的印度总理。可惜,他的仁者胸怀对印度的国运,非但未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甚至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唐朝初期诗人骆宾王在《在狱咏蝉》中曾给后人留下著名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确,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中,理性的声音有时候会显得非常低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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