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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于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8期

伸向广交会的贼手

文 东方明

1957年,我国开始举办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鉴于当时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属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宜在春、秋两季成交,同时考虑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客商的抗寒抗热能力各异,主办部门决定将春、秋两次交易会的地点设在广州,时间定于广州平均气温21.9摄氏度的4、5月间和23﹒1摄氏度的10、11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给这一年两届的贸易盛会定了个简称:广交会。

有这样一种说法:“又革”期间,中国只有两件事没有中断,一是研制原子弹,二是举办广交会。后者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坚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本文所披露的案件,就发生于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期间……

一、四起扒窃案

1967年的第二十一届广交会,是历届广交会中最为特殊的一届。其特殊性在于:一是中共中央特地下达了一个要求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的文件;二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广州,做两个对立造反派的工作,以确保广交会顺利进行;三是该届广交会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于5月15日方才开幕。

开幕后的第三天上午,来自新加坡的客商李名申因在下榻的红风饭店会客,未能搭乘广交会秘书处安排的接送车辆,便在会客结束后大约十时许离开红风饭店,自行前往位于起义路的广交会陈列馆。当时广州市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仅拥有六十余辆出租车,所以李先生要想打的是很有一些难度的。他在红风饭店门前的马路边站了大约二十分钟,方才等到了一辆车。

途中经过东风中药店时,李名申让司机停一下,他要去药店购买珍珠粉带回新加坡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他很快就选定了礼品,准备交钱时,意外发生了:李名申发现他的鲨鱼皮公文包里已经没了钱包!仔细一看,皮包外侧底部边缘被划开了一道十来厘米的裂口!

当时,中药店的店堂里仅有李名申一名顾客,几个营业员都在柜台内侧,完全没有跟李名申接触的可能。所以,包括失主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者都认为失窃之事跟中药店方面无关。中药店的负责人老包也没征求失主的意见,立刻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打电话报警,同时通知那辆在门口等候的出租车不要离开,请司机下车到药店店堂喝茶休息。

尽管当时的公检法处于被“砸烂”阶段,但是,越秀分局得知失主是广交会外籍客商后,还是立刻指派两名刑警迅速赶到东风中药店。刑警在询问过失主、司机和药店营业员等人后,对司机以及出租车进行了搜查,排除了李名申在上车之后遭窃的可能,断定他是在其下榻的红风饭店前等车时遭窃的。红风饭店也属于越秀区范围,所以这个案子还得越秀分局受理。

李名申失窃的钱包里有人民币三百二十元、美钞五百八十元,以及进出广交会陈列馆的进馆证等物。这些钱款按照当时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标准,已经属于“数额巨大”,该案由此也应列入“重大案件”范围,加上失主的特殊身份,所以越秀分局军管组即刻将该案情况上报市局军管会。军管会自是非常重视,立刻通知承担安保任务的广交会保卫办公室加强防范,并决定抽调政治可靠、精通刑侦业务的骨干刑警组建专案组着手侦查。

大大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刚刚组建起来的专案组还没开始工作,又接连发生了三起跟李名申失窃案相似的案件!

第一起:失主蒋休疾,香港商人,经营中药材。蒋先生是广交会的老客商了,早在1956年还没有“广交会”这个称谓时,他就参加了由外贸部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后,一年两届趟趟赴会。因此,蒋休疾是相当熟悉广州以及广交会诸般情况的。这天上午蒋休疾的安排是去看望一位广州当地的老朋友。老朋友家住三元桥,离蒋休疾下榻的红风饭店只有五站路。他知道在广州打车相当难,所以就选择了坐公交车。在公交车站候车时,他的钱包就不翼而飞了,钱包里有人民币四百五十元、港币一千二百元和照片、名片、广交会进馆证等。

第二起:失主是个法国中年妇女,名叫拉伊萨,服装原料供应商,此次是来中国采购全棉布料的。上午她也没去展馆,而是跟一位前来采访广交会的法国记者朋友相约准备去越秀山游览。她坐在红风饭店大堂里的沙发上等候记者朋友过来,边等边翻阅报纸。一会儿,朋友到了,她收起报纸时,忽然发现放在旁边茶几上的坤包拉链被拉开了,钱包是放在坤包的内夹袋里的,夹袋有拉链,因此没被窃;可是,那个放着项链和戒指的小首饰盒却没了!

第三起:失主是日本商人中村行二,他是来广交会采购农副产品的。这位有着一个典型日本姓名且操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年男子,其实是中国台湾人氏,早年随父母移居东京,后来就加入了日本国籍,据说曾当过日本刑警。按说当过刑警的人再不济也应具备起码的防盗意识,但中村先生这次不知怎么弄的,在红风饭店附近的一家书店购买红色塑料封面的小本本《毛主席语录》时,发现钱包没了。他很清楚地记得,在走出饭店大门掏手帕时顺手摸过一下口袋,那时候钱包还在。在四个失主里,中村的损失是最小的,他的钱包里只有百来元人民币和广交会进馆证。但在当时的广州,这笔钱钞也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一季度的薪水了。

接二连三的偷窃案件,而且都是针对广交会客商的,这当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市公安局军管会于是下令:撤销刚成立的越秀分局专案组,由市局刑侦处牵头,派遣市局刑警与原越秀分局专案组成员联合组建新的专案组,全力侦办这四起盗窃案件。

联合专案组一共有十一名刑警,由解放军侦察连连长转业的市局刑警刘大风、越秀分局刑警王守磊分任正副组长,考虑到失主中有外宾,还为专案组配备了一名从市局外事科临时借调的英语翻译。刘、王见面后,两人先对案情进行了初步分析。王守磊是专门对付扒手的老刑警,不知有多少扒手栽在他手里。以其丰富的反扒经验判断,从发案时间、地点推算,这四起案件并非一个人作得了的,至少得两三个人。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相当扒窃经验的扒手团伙作的案。刘大风、王守磊商量下来,决定专案组全体出动,先分别去走访四个失主。本文转载于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8期

伸向广交会的贼手

文 东方明

1957年,我国开始举办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鉴于当时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属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宜在春、秋两季成交,同时考虑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客商的抗寒抗热能力各异,主办部门决定将春、秋两次交易会的地点设在广州,时间定于广州平均气温21.9摄氏度的4、5月间和23﹒1摄氏度的10、11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给这一年两届的贸易盛会定了个简称:广交会。

有这样一种说法:“又革”期间,中国只有两件事没有中断,一是研制原子弹,二是举办广交会。后者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坚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本文所披露的案件,就发生于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期间……

一、四起扒窃案

1967年的第二十一届广交会,是历届广交会中最为特殊的一届。其特殊性在于:一是中共中央特地下达了一个要求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的文件;二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广州,做两个对立造反派的工作,以确保广交会顺利进行;三是该届广交会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于5月15日方才开幕。

开幕后的第三天上午,来自新加坡的客商李名申因在下榻的红风饭店会客,未能搭乘广交会秘书处安排的接送车辆,便在会客结束后大约十时许离开红风饭店,自行前往位于起义路的广交会陈列馆。当时广州市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仅拥有六十余辆出租车,所以李先生要想打的是很有一些难度的。他在红风饭店门前的马路边站了大约二十分钟,方才等到了一辆车。

途中经过东风中药店时,李名申让司机停一下,他要去药店购买珍珠粉带回新加坡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他很快就选定了礼品,准备交钱时,意外发生了:李名申发现他的鲨鱼皮公文包里已经没了钱包!仔细一看,皮包外侧底部边缘被划开了一道十来厘米的裂口!

当时,中药店的店堂里仅有李名申一名顾客,几个营业员都在柜台内侧,完全没有跟李名申接触的可能。所以,包括失主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者都认为失窃之事跟中药店方面无关。中药店的负责人老包也没征求失主的意见,立刻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打电话报警,同时通知那辆在门口等候的出租车不要离开,请司机下车到药店店堂喝茶休息。

尽管当时的公检法处于被“砸烂”阶段,但是,越秀分局得知失主是广交会外籍客商后,还是立刻指派两名刑警迅速赶到东风中药店。刑警在询问过失主、司机和药店营业员等人后,对司机以及出租车进行了搜查,排除了李名申在上车之后遭窃的可能,断定他是在其下榻的红风饭店前等车时遭窃的。红风饭店也属于越秀区范围,所以这个案子还得越秀分局受理。

李名申失窃的钱包里有人民币三百二十元、美钞五百八十元,以及进出广交会陈列馆的进馆证等物。这些钱款按照当时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标准,已经属于“数额巨大”,该案由此也应列入“重大案件”范围,加上失主的特殊身份,所以越秀分局军管组即刻将该案情况上报市局军管会。军管会自是非常重视,立刻通知承担安保任务的广交会保卫办公室加强防范,并决定抽调政治可靠、精通刑侦业务的骨干刑警组建专案组着手侦查。

大大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刚刚组建起来的专案组还没开始工作,又接连发生了三起跟李名申失窃案相似的案件!

第一起:失主蒋休疾,香港商人,经营中药材。蒋先生是广交会的老客商了,早在1956年还没有“广交会”这个称谓时,他就参加了由外贸部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后,一年两届趟趟赴会。因此,蒋休疾是相当熟悉广州以及广交会诸般情况的。这天上午蒋休疾的安排是去看望一位广州当地的老朋友。老朋友家住三元桥,离蒋休疾下榻的红风饭店只有五站路。他知道在广州打车相当难,所以就选择了坐公交车。在公交车站候车时,他的钱包就不翼而飞了,钱包里有人民币四百五十元、港币一千二百元和照片、名片、广交会进馆证等。

第二起:失主是个法国中年妇女,名叫拉伊萨,服装原料供应商,此次是来中国采购全棉布料的。上午她也没去展馆,而是跟一位前来采访广交会的法国记者朋友相约准备去越秀山游览。她坐在红风饭店大堂里的沙发上等候记者朋友过来,边等边翻阅报纸。一会儿,朋友到了,她收起报纸时,忽然发现放在旁边茶几上的坤包拉链被拉开了,钱包是放在坤包的内夹袋里的,夹袋有拉链,因此没被窃;可是,那个放着项链和戒指的小首饰盒却没了!

第三起:失主是日本商人中村行二,他是来广交会采购农副产品的。这位有着一个典型日本姓名且操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年男子,其实是中国台湾人氏,早年随父母移居东京,后来就加入了日本国籍,据说曾当过日本刑警。按说当过刑警的人再不济也应具备起码的防盗意识,但中村先生这次不知怎么弄的,在红风饭店附近的一家书店购买红色塑料封面的小本本《毛主席语录》时,发现钱包没了。他很清楚地记得,在走出饭店大门掏手帕时顺手摸过一下口袋,那时候钱包还在。在四个失主里,中村的损失是最小的,他的钱包里只有百来元人民币和广交会进馆证。但在当时的广州,这笔钱钞也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一季度的薪水了。

接二连三的偷窃案件,而且都是针对广交会客商的,这当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市公安局军管会于是下令:撤销刚成立的越秀分局专案组,由市局刑侦处牵头,派遣市局刑警与原越秀分局专案组成员联合组建新的专案组,全力侦办这四起盗窃案件。

联合专案组一共有十一名刑警,由解放军侦察连连长转业的市局刑警刘大风、越秀分局刑警王守磊分任正副组长,考虑到失主中有外宾,还为专案组配备了一名从市局外事科临时借调的英语翻译。刘、王见面后,两人先对案情进行了初步分析。王守磊是专门对付扒手的老刑警,不知有多少扒手栽在他手里。以其丰富的反扒经验判断,从发案时间、地点推算,这四起案件并非一个人作得了的,至少得两三个人。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相当扒窃经验的扒手团伙作的案。刘大风、王守磊商量下来,决定专案组全体出动,先分别去走访四个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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