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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周大同社会,荒唐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中国从无奴隶社会

从小到大,历史教科书关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几千年历史,给出了一些社会科学一般的总结。根据一种线性演进历史学模型,把我们的几千年历史,分为五个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个阶段。

实际上,首先,社会科学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科学的。其次,历史也不是以线性演进的,更不是螺旋上升的。第三,我们现在学的历史,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结论看,几乎全都是错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五种形态和阶段的划分,针对的只是欧洲社会,他从来没说过也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但是,我们的学者们,却一厢情愿的,把这套东西搬过来,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了一番。食洋不化到了可笑的地步。

这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国家,以西方的思想、文化、历史,来套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现象,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为什么我们会推翻并虚无化本民族的历史呢,它背后反映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而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站在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与标准,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切,这就是殖民地史学。

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后,我们国家的殖民地史学,出现了三次以夷变夏的浪潮。洋务运动,开始以西方的视角来打量自己,怀疑自己。它使得我们的文人们,失去了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第一人称。

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人,完成了身份切换,以第一人称思考西方文明,以第二人称思考华夏文明。到了建国后,情况更糟糕,中国的文人们,打量和思考本民族的文化,开始换成了第三人称,文化出现了彻底的断裂。至此,殖民地学术体系的大厦竣工封顶。

本文将彻底推翻殖民地史学,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新审视华夏文明史,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奴隶社会这种东西。把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奴隶社会,这种观点和结论,无耻至极。不知道我们的当代学者们,到底有没有看过四书五经,哪怕是通读过一遍也行。如果能通读过一遍先秦典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夏商周三代和奴隶两个字联系起来。

在儒家的思想中,三代是中国社会第二美好的时候。第一美好的时候,则是三代之前的三皇时期。而我们的当代历史研究,则认为三皇时期,是比奴隶社会更差劲的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的定义是什么,它是指以奴隶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形态。按照这个标准来说,中国社会,从未出现奴隶社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耕农劳动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形态。

而且,中国的自耕农为劳动者主体的社会,从伏羲开始起,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以血统宗族为基础建立国家,二是在生产劳动上,以国有制和公有制为基石,建立社会伦理和生产关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家庭。

也就是说,孔子所怀念的那个曾经的美好社会,在《礼记》中所阐述的大同社会,并不是孔子所发明的,而是古代自古以来就有的,它的存在时期,长达几千年。

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从淳朴美好的大同社会开始的。而不是从愚昧的原始社会开始的,更不是从野蛮的奴隶社会开始的。

我们来看看孔子在《礼记·礼运》一篇中,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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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indent]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志向在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怎么样的呢。孔子接着阐述了什么是曾经的夏商周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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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indent]

大同社会失去之后,天下就变成了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大同社会是天下有道故而天下为公,小康社会是天下无道故而天下为家。孔子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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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indent]

大道隐没,天下为私,而不复为公,小康社会,就成了天下的次优选项。但是在孔子的时代,连小康社会也成了一种奢望。因为小康社会的核心,就是礼乐文明,礼崩乐坏了,那小康社会就不复存在。

在儒家的另一本经典《公羊春秋》里面,讲了天下三世循环的思想,这三种社会形态分别是据乱世,升平市和太平世。太平世,对应的是大同。升平世对应的是小康。据乱世对应的是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上,会出现礼崩乐坏这种演变呢。借用当前比较喜闻乐见的语汇来描述,把大同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大同社会的终结,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共产主义社会。

困扰我国当代殖民地学术界的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为了寻找这个答案,那些蠢得跟猪一样的殖民地学术工作者穷经皓首的到处瞎琢磨,最后却一无所获。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超级繁荣和发达的时期。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农业资本家,因为太过于发达,以至于强大到可以篡夺王权的地步。吕不韦,可以拿很多国家做生意筹码,把很多国家玩弄于鼓掌之上,可见当时的市场经济有多么发达。

为什么孔子会在春秋时期出现,为什么《资治通鉴》要从三家分晋开始写,因为春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那之后,中国从大同社会结束,或者说,从共产主义社会,退化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业资本家,和吕不韦这样的金融资本家们,控制了整个中国。

大道既隐,天下大乱。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农业资本家,和以商贾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们,为了争夺私利,互相讨伐。整个天下,进入了人头翻滚模式。

二、秦汉对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反击,秦之后的中国社会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

我们刚才论述了中国历史,大同社会终结,从共产主义退化到资本主义。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在三代封建时期,土地都归属于国有,受封者,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不能买卖土地。而且,天子可以强制回收王公贵族们的土地,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所谓的封建,就是分邦建国。分封国土多少的标准,是以爵位为依据。周朝的爵位制度,共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资本。从所拥有的土地资本看来,周王室是个巨无霸的国有企业。其他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下属乡镇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向周王室纳税。周王室统治天下的保证,一个是礼仪,第二个军事威慑和讨伐。

后来为什么那些乡镇企业,会反过来推翻了周王室呢。第一,有周王室国有企业自己经营不善的原因。第二是体制问题,周王室要不停的分封新的王族成员后代,那么属于中央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到周平王迁都时,已经从最开始的千里,变成了不足六百里。第三,不对称的竞争。因为诸侯国等乡镇企业可以利用拓荒来增加土地供给,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劳动力流入。在农业文明时期,如果土地资本供给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增加,那么势必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强大。

这中间,有两场很重要的战争,一个是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第二个是周桓王时期,日渐衰弱的周王室,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维持和加强对诸侯的统治权,结果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周王畿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失去了军事霸权,那么要再强行回收诸侯国的土地就不太可能。同时,税收也成了个问题。没有武力的保证,税收显然就成了很缥缈的东西。于是,周王室越来越穷,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曾经跟诸侯国借钱。

失去了中央的武力钳制,也丧失了礼乐这种伦理约束,诸侯国这些农业资本家们,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战争。于是,共产主义社会,彻底被农业资本主义社会所摧毁。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和夏商两代相比,周朝的农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会这么的发达。以至于可以把共产主义彻底摧毁。一方面的原因,随着诸侯国的开疆拓土,耕地越来越多。更多的耕地,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那么人口也就会越来越多。同时,随着手工业的进步,生产效率也在提高。这就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空前发达。

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要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不步周朝后尘,导致央企被一群乡镇企业所打败呢。新帝国所面临的敌人,就是农业资本家,金融投机资本家。要避免重蹈周朝覆辙,短期看,要彻底铲除旧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长期看,只有废除分封制,以免未来再产生强大的诸侯国和地方豪强势力。

始皇帝的改革办法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巨大的央企,不再设立下属乡镇企业。而是把地方的经济问题,交给郡守和县令来负责。郡守就是省级分公司总经理,县令则是中央帝国的县级分公司总经理。三代的封建制,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分离。相比三代的封建制来说,秦朝的郡县制实现了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自耕农成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恢复了大同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郡守和县令,都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而只有对百姓的管理权,负责维护生产秩序,负责向地方征税,并上缴中央。

商鞅变法,便是国家资本,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和金融投机资本家的一次全方位沉重打击。秦朝为什么可以横扫六合,这次变法是根本。秦孝公死后,王公贵族所代表的农业资本家,发起反扑杀死了商鞅,商鞅以身殉道。

中国历史上,存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融投机资本家们,以吕不韦为代表,他们翻云覆雨,把天下兴亡,玩弄于鼓掌之上,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很多殖民地学术工作者,经常说市场经济是蛮夷文明传入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没这种东西。这都是不读书的人才会产生的文盲观点。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晋商,也不是微商,而是在战国时期,就达到了巅峰。

秦国灭亡,一方面是赵高毁秦。另一方面,则是农业资本家们的全国联动大反扑。被灭的六国旧贵族们,联合起来,推翻了秦朝。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赵高为什么要毁秦,因为始皇帝驾崩之后,他要直面蒙氏家族。他和蒙毅之间又存在着宿怨。

如果接班人是蒙家人所控制的扶苏,那么赵高必死无疑。而李斯呢,他的法家治国之策,又不被扶苏接受,如果扶苏成为接班人,那么李斯也得死。将相宠臣之间的三角制衡,在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失衡。当赵高和李斯联合起来的时候,蒙恬蒙毅,扶苏,就出局了。

这反映的一个问题是,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制衡,是关键的关键。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始皇帝身上,因为他居然用赵高,来作为近臣制衡李斯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蒙氏家族为代表的武官集团。始皇帝为什么喜欢赵高呢,因为赵高这个人,一是有才能,二是太会阿谀奉承了。始皇帝喜欢听人阿谀奉承他。按照秦律,赵高之前犯过死罪,蒙毅就该处死他。但是始皇帝却亲自赦免了赵高。这是赵高毁秦的祸根。

如果不是赵高毁秦在先,诛灭了秦朝宗室和文武重臣,寒了天下士人之心,六国的旧农业资本家们的反扑,并不能奈何秦朝。无罪杀人,而且是大规模的杀人,在中国历史上是赵高开的先河。

秦朝灭亡,被汉朝取代。汉朝面临的敌人,和秦朝一样,也是农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两大类。为了继续剿灭农业资本家,汉朝先灭了异姓王,又诛灭了刘姓诸侯国。从那之后,郡县制便深入人心。为了彻底剿灭金融资本家,汉武帝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现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说秦朝之前是奴隶制,这是没常识的文盲话。又说秦朝之后是封建制,这更是没常识的文盲话。秦朝之后,是郡县制,并不是封建制。建国后几十年以来,竟然没有一个学者站出来,质疑和反对这种可笑的文盲话,而且这种指鹿为马的谎言还大兴其道。可见,我们的文人学者们,如果不是智力有问题,那就可能是精神不正常吧。

在剿灭了帝国的敌人,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后,汉武帝的目光转向了帝国的第三个敌人,游侠。公孙弘上书,请诛豪强郭解,郭解被杀。随后很多游侠豪强皆被诛杀。从此游侠就退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

游侠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秦灭六国王公贵族,百姓失去依附,很多地方豪强充当人主,收养流离失所的百姓,渐渐就成了游侠这种新兴的地方豪强。游侠被汉武帝诛灭之后,中国社会也就不再怎么出现这个群体。当代社会,宣扬什么游侠精神,多么的粗鄙好笑。还说什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侠士文化,这又是多么的没常识的文盲话。

当代所谓的武侠文化,不过就是香港台湾那种没文化的地方,披着游侠外衣的黑帮文化和会道门文化罢了。大陆人,本来没有那么傻,也没有那么粗鄙,都是被港台那种垃圾地方的垃圾文化给污染了。

西汉的均田制,耕者有其田。这巩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农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但是西汉的均田制,有个问题,它允许土地交易。这就为后面的土地再次兼并,埋下了隐患。

三、帝国的新敌人,豪强死灰复燃,士族门阀所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兴起

被汉武帝剿灭的地方豪强,和官僚资本家,到了西汉中后期,死灰复燃。帝国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面对这样的大机构,自耕农相当于小散户,他们在资本和生产工具,人力方面,天然的处于劣势。竞争失败的自耕农,纷纷破产,沦为佃农,或者沦为流民。到了西汉晚期,流民泛滥,整个国家,变得民不聊生。

这时候,朝野上下,都纷纷呼唤有一个能够匡扶天下的圣人出现。王莽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人交口称赞的大圣人,就被全国人民选中了。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开始对帝国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全盘改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改革。王莽宣布,新朝实行王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先收归国有再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并且,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准买卖土地。

土地国有,不准买卖,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公有制制度。现在的人,一说起王莽,就说他穿越了,是个穿越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王莽不是穿越而是复古。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同社会。说王莽穿越的人,都是没怎么读过书的人。

王莽篡汉,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得手了呢,为什么士大夫和汉朝军队没有平叛锄奸呢。这跟汉儒的神棍化有关系。汉儒曲解了先秦儒,导致谶纬之学这种妖气冲天的异端大兴,当时的算命先生们说,天命已定,天下要改姓了。于是很多大臣和将军们,就都很温顺的接受天命。全国人民,欢天喜地的把王莽送上大位。

王莽自己呢,也是飘飘欲仙,真以为自己是圣人,就跟个神经病一样,还把自己当成孔子再世。可见,淫祀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全国人民自上而下的全部陷入了癫狂之中。汉儒的淫祀巫妖之风,后来悉数被佛教所窃取继承,对帝国的躯体发起更猛烈的毒害,这是后话,我们后面再说。

篡汉成功之后,轰轰烈烈的土改开始了。王莽对大地主和大官僚说,你们赶紧把土地分给流民。又对流民们说,你们赶紧去向大地主要地去。但问题是,大地主凭什么要平白无故的分地给失地流民呢,失地流民,靠什么手段来从大地主手里拿到地呢。王莽很幼稚的认为,土地革命这件事,靠人民自觉就能完成了。

土地革命这种事,历来都是需要铁血政策来实现,幼稚的王莽,却把它当成了儿戏。结果是,流民要不到土地,王莽得罪了流民。官僚资本家,地主豪强所代表的农业资本家们也埋怨,我们把你推上位,你为什么还要让流民来分我们的土地。于是王莽也得罪了这些人。土地革命推行不利,还把全天下的人民都得罪了。

原本大家兴高采烈的认为,选一个圣人,就可以匡扶已经糜烂的汉朝社会,结果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王莽当初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现在,王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仇敌。流民军开始起义,豪强们开始割据,天下大乱。愤怒的流民起义军,最后冲进了皇宫,把王莽给肢解了。

王莽死后,天下无主,出来平定天下的人,是光武帝。光武帝为什么能从一群流民军和豪强割据中脱颖而出呢,首先是他的个人素质太高,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只有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可以和他相比。而且,光武帝刘秀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所面临的困难是最大的,甚至比后来的刘备面临的困难还要大。

其次,光武帝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他先是和豪强流民军组成反王莽联盟。推翻王莽后,他又和豪强结成同盟关系,荡平了流民军。最后,又消灭了蜀陇两地的豪强割据。第三,光武帝除了特别会打仗之外,还特别的善于识人善用。

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那些地方豪强们,在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并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进行清算,也没有像西汉初年那样,对天下按人头均分给天下人。而是承认豪强们的既得利益。东汉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庄园制为主。这就为三国时期的天下群雄四起,埋下了伏笔。

东汉的豪强们,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样,越来越壮大,一当中央集权式微,那么他们就会走向春秋战国模式。到了东汉献帝时,为了平衡豪强,亡羊补牢一般,东汉推行了职田制。职田是什么呢,它是官员们的工资。皇帝把土地分封给官员,他们在这些土地上面,雇佣佃农劳作,劳动所得扣除税收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工资。

庄园制催生了门阀豪族,职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门阀们合在一起,导致中国的中国的土地兼并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极端的固化。

在九品中正制之前,中国社会的选拔公务员的机制,一个是乡里举贤,二是国家官学机构培养。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汉朝只是承古制。曹魏篡汉,推行九品中正制,企图打破东汉已经糜烂的社会结构,增加社会阶级流动性。

在阶级已经固化,士族门阀控制了朝政和全社会土地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怎么才能当上官呢,家世成了第一重要的考量,拼爹,就成了魏晋时期官员选拔的主旋律。虽然九品中正制,实现了对地方郡守一级权力的回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却走向了更不可救药的阶层固化。

曹魏篡汉没多久,很快,司马氏又篡了魏。对于司马氏来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想改变士族门阀控制朝政的问题。曹家能篡汉,司马家能篡魏,那其他士族门阀,同样可以如法炮制篡晋。

怎么防止这一天的到来呢,司马家的应对方法,就是复古走分封制,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一家人的手里,不相信外人。更荒唐的是,他们为了防止皇家血统流入其他家族,进而导致因为分封皇族,让权力旁落其他豪族之中,司马家选择近亲结婚繁殖后代。

晋朝复古实行分封制的后果,则是灾难一般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让帝国的精锐毁于一旦,导致胡人趁虚而入,最终造成了更惨烈的五胡乱华。在八王之乱之前,夷狄根本不足为惧。三国曹魏时期,随便一个地方豪强武装,都可以击败胡人军队。但是八王之乱之后,华夏对夷狄,开始从攻,转向了守。晋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司马家是千古罪人,全是一群弱智当皇帝。

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大乱世,是士族门阀政治,这种病态糜烂的社会土壤上,所绽放出来的一朵毒罂粟。天下无道之甚,莫过于此。魏晋南北朝的政权国祚越来越短,社会越来越乱。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豪族。上面走马灯一样换皇帝,下面的真正统治集团,却依然还是那些豪族。皇帝成了豪族们的傀儡。

所谓的君主立宪,所谓的民主政体,实质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很多没读过书的人,觉得这些东西多好一样,不过是中国早就玩剩的东西。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我们的历史来说,士族门阀政治,只意味着混乱和灾难。

以刘裕之雄才大略,他要统一天下,也不是做不到。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士族门阀们,不想改变旧格局,没人再对统一天下,匡扶天下这种事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至于天下有道无道,百姓疾苦,他们一概的漠不关心。

华夏的命运,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一场长达几百年醒不来的恶梦。在这样的困局中,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危机感和焦虑感,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有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全部沦丧。人漂泊在巨大的不安中,社会现实给不了他们安全感,那么势必又要从精神上找到安全感。怎么从精神上获得安全感呢,答案是淫祀。

两汉的淫祀巫妖之风,催生出来了王莽这种怪胎。士族门阀政治,则催生出来了一个比两汉淫祀更可怕的异端,佛教。佛教,就是两汉淫祀巫妖之习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两汉谶纬淫祀文化,孕育出来了王莽这种怪胎,南北朝的佛教巫毒文化,则孕育出来了梁武帝萧衍这种更可怕的怪胎。佛教是两汉淫祀文化的升级版,萧衍这个怪胎,则是王莽的升级版。

中国真有人崇信佛教吗,并不是。佛教的教义,让人内灭心外绝物,而那些佞佛之人,则是恰恰相反,内心比谁都狂野,对财富比谁都贪鄙。在黑暗的社会中,那些怕黑的人,怕死的人,怕穷的人,为奸而富怕失去财富的人,每个人都缺乏安全感,他们需要通过淫祀来给自己趋福避祸。而佛教,只是淫祀文化的一种集大成者。所以他们便选择了佛教。

长期的士族门阀政治,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在这种社会中,军事集团,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胡人在人口数量上天然的劣势,长期的战乱,导致他们耗光了男丁,不得已只能启用汉人当兵打仗。战争机器的控制权,再次转到北朝的汉族军事集团手里。

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代表,隋文帝杨坚推翻了鲜卑人,消灭了南陈。混乱了几百年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大一统。隋朝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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