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重新理解全球化的定义 它意味着资本主义

编者按:据英国《卫报》消息,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作家,画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于2017年1月2日在法国病逝,享年90岁。约翰·伯格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视觉艺术欣赏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改变了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

而就在两个月之前,约翰·伯格刚刚度过了他90岁的生日。

翻译:肃慎猫、吴颍

11月5日,是约翰·伯格的90岁生日。我带了一书包书,来到巴黎看望他。这些书都是近来各大出版社为庆祝他的生日而出版的:一系列艺术史、文集《肖像》,以及非常契合他90 岁生日的《风景》,书中描述了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们,包括布莱希特、瓦尔特·本雅明和罗莎·卢森堡女士。还有不久前刚刚由企鹅图书出版的文集《虚构症》,以及由众多作家共同献给伯格的生日礼《一瓶野花》。

表达对约翰·伯格生日祝福的,当然少不了纪录片《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这部纪录片在几年前拍摄,由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1960 年11 月5 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演员、制作人、编剧)和英国电影人柯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专门为约翰·伯格九十大寿而制作。祝福者数不胜数,这不仅说明了这个被爱戴的男人的魅力值之大,更表明了在祝福的背后,有多少人曾受过他的恩惠和启迪,有多少人曾被伯格深深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伯格现在居住在离巴黎7 英里远的小城安东尼,与他的老友奈拉(Nella Bielski,俄罗斯演员、作家)为伴。伯格和奈拉一起为我开了门,而后我们便一起吃午餐了。奈拉在席间告诉我:“你要了解约翰,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不太喜欢谈论他自己。”我递给伯格《一瓶野花》的样书,他满脸惊喜地捧着这本书,他仔细地看着书的封面,“这是梅丽娜的画像,我的孙女。”说着,他起身拿出一幅油画,那是梅丽娜更小些时候的画像,大约才13 岁。(伯格有卡亚、杰克布和伊夫三个孩子以及五个孙子、孙女。)他将那幅画像立在我们身旁,仿佛要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如果你问我我是谁”,伯格盯着画像中的梅丽娜双眸说,“我会通过这双眼睛看清自己。”梅丽娜的眼睛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安静,仿佛可以洞悉一切,又仿佛是整个世界。

在这个时刻,我正经历着两件幸事:第一,伯格的话提醒我,他依然是那个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的他;第二,有一名作家被祝福了。伯格极力赞扬为他孙女创作这幅画的画家,“帮我拿一张卡片。”他用他有些颤抖、沧桑而温柔的手写下画家的名字:Jules Linglin。“他终有一天会被世人知晓的。”他说着,把卡片递给了我。

我无法得知,从他的孙女儿眼中看到的他是什么样的,但眼前的他,瘦小,脸庞因此愈发显得突出,在刀削斧砍的脸上有着蓝眼睛和浓密的白色毛发。由于我最近刚刚看完《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那四集电视系列片里,伯格给我的印象早就先入为主了—— 44 年前,他常常皱着眉,眼光犀利而严肃,好像一直在否定自己和这个世界。这种印象根深在我脑海里,大概是因为那四集片子的影响力太大。伯格不会因为世俗的压力而缄默,他一直大胆而真诚地诉说着,正如他说,“传统画像描刻的女人们总是以一种迎合男人的姿态存在,却看不见她们自己。”

与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史诗级系列片《文明》(1969 年)不同,《观看之道》没有恢宏的基调。在每一集里,伯格都穿着他时髦的印着几何图案的米色T恤衫,让人感到他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片子结尾时掷地有声地说道:“我所呈现的,我所说的,都需要你们用自己的实践去检验。”这也是他所有作品想要告诉人们的吧。

对我来说,伯格永远都是那个写出《婚礼》的作者,这是一本感人肺腑的、积极乐观的——这一点的确很让人意外——关于艾滋病的小说,而在虚构之中又有着现实的影子。因为就在伯格刚刚开始写作这本书后不久,他的儿媳就被检测出HIV阳性。1995 年,在我任布克奖评委的时候,在所有入围的141 部作品之中,我最希望这本书能够获奖,虽然它可能注定更加默默无闻——因为它没有获奖。1972 年,伯格慷慨地将获得布克奖一半的奖金赠与了黑豹党(肃慎猫译注:黑豹党是一个在1966 年至1982 年活跃的一个美国组织,成员是由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另外他们也主要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那一年,他的后现代小说《G》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这本小说是关于一个意大利花花公子在政治上觉醒的故事。伯格一辈子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没有加入任何共产党),他不赞成布克集团(肃慎猫译注:即布克奖背后的赞助商)的历史委员会在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契约关系。另一半奖金被他用来和摄影师让·摩尔一起筹备新书《第七人:欧洲农业季节工人》(1975),这本书讲的是关于欧洲的民工——在成书之后,伯格说民工成为了他最想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1972 年的布克奖颁奖仪式上,有一位黑豹党的成员也和他一起出席了宴会,并且一个劲儿的建议他“保持冷静”。

此时此刻,伯格正在看《虚构症》的样书,这本书是他文章和画作的集合。(他曾在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师从亨利·摩尔,在得到《新政治家》的工作之前,他一直在学校教书。)他的手在纸上写写画画,我原以为他只是随手涂鸦,后来才看到他写的是:“再见,蛋卷……”差点忘记了他是一个十分幽默的人。我很好奇,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倾听的,比起其他的倾听者,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午餐过后,我们开始围绕洋蓟和格鲁吉亚菜讨论起来,这让奈拉联想到了伯格的美国妻子,贝弗利·班克罗夫特(Beverly Bancroft,伊夫的母亲,2013 年去世),她生前是花园中的能手。听到奈拉这样说,我想起《昆西四季》里,伯格让蒂尔达·斯文顿的双胞胎妹妹采覆盆子的片段,原来只因这是贝弗利生前所爱。伯格还让两姐妹与贝弗利的相片合影,她们去了,带了一篮覆盆子。“你们开心的话,她也会开心的。”伯格对两姐妹说。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奈拉在一旁向我低声说道,她已经把她巴黎的房子叫“斯宾诺莎宾馆”,取自伯格最喜欢的17世纪的哲学家。他的书《班托的素描簿》的灵感就来自于斯宾诺莎,他的日常工作是磨镜片。就像他的英雄,伯格不太愿意区分物质的与精神的。他告诉我,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

午饭过后,我们来到了他的书房,那是一个堆满了画作、充满阳光的地方,大大的玻璃窗外便是满目的绿树。不过,但严重的关节炎让他难以舒服地坐在沙发上。作为作家,伯格有一种特殊的天赋,那就是让复杂的想法简单化。我记得他关于摄像的名言之一:“如果拍出来效果不好,那就靠近一些……”他的眼光细致独到,永远充满新鲜的见解,例如他曾说的——“奶牛走路的姿势看起来犹如穿了高跟鞋。”读他的作品如同站在一扇窗前,一扇类似于他书房的窗前,透明、敞亮、清晰,丝毫没有遮掩和障碍。“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一个好奇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众人都在一艘船上,那我应该是那个坐着最平凡工作的人,可能在锅炉房烧锅炉,可能负责升降船杆,总之,我不是领航者。而辨清航向,也并非只是领航者的事情。”

伯格出生在伦敦北部的斯托克纽因顿。他的父亲,斯坦利(Stanley),是一个匈牙利流亡分子,一路从的里雅斯德港(在意大利东北部),经过利物浦,到达伦敦。他父亲的一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很大,在战时,斯坦利是部队的步兵长官,还被授予过军功十字勋章。斯坦利也热爱绘画,并自学成才。他还是一位严肃的父亲。当他发现儿子正偷偷看《尤利西斯》的时候,他二话不说没收并充公了。在《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里,伯格指导蒂尔达照着他父亲的样子,将苹果切成四瓣然后削皮,并在影片中回忆他父亲期望伯格成为律师、医生的过往。我想,他该是想念这位严格的父亲的。

伯格的母亲,米里亚姆,则是伦敦南部伯蒙德西人。她曾是妇女争取选举权团体(20 世纪初)的成员,“她神秘、不太爱说话”,这是伯格自己对母亲的评价。但是,对于伯格有朝一日能成为大作家的期盼,她却从来不会掩饰。伯格倾向于避免谈起他的寄宿学校,牛津的圣爱德华公学,曾经有一次他提起了这个学校,并使用了“精神错乱”这样的字眼,他说那里“虐待狂,折磨,欺凌……完全是恶魔的所在,是一个小小的极权系统”。他在六岁那年被送到那里,十六岁的时候从那里逃走。是不是正是在校生活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呢? “在那之前我就知道了,”伯格回答道,“那时候我大约五岁。”然后他不再开口,而是等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好像渔夫在等待大鱼上钩:“我的妈妈为了能赚钱送我上学,她烤饼干,甜点,巧克力去卖。我很少能见到她,因为她总是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工作。但是有一次我也在厨房里,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想要买两条巧克力。妈妈装好了巧克力递给他,然后报出了价格,那个年轻人说‘哦,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多钱,它们对我来说太贵了’,于是他就离开了,也没有买任何的巧克力。这件事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惊。它困扰着我。我并没有批判什么。我没有批判我的妈妈也没有批判这位贫穷的年轻人。”伯格顿了顿,继续道,“我想我当时正在等待卡尔·马克思的出现,”然后他开怀大笑。

在《虚构症》里他写道,在上小学之前,有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家庭女教师,每当他哭泣的时候,就要把他关进一间“哭泣专用衣柜”(家庭教师取的名字),眼泪便被吓得流不出来。有时候,母亲会上楼看看他学习情况,并给他端来一盒刚刚做好的巧克力乳糖作为“认真学习”的奖励,他也不敢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学校并没有给我很多冲击,只是向我证实了我很早前便感觉到的东西——人生艰难,而我只能忍受。”

1944 年,他加入了一个反对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委员会的阵营,并成为了下士。那期间,他常常和工人阶级新兵待在一起,为他们给家里写信。在某种意义上,他这一生都在做这同一件事:讲述他人的故事,以免他们匿迹于世。他曾在和苏珊·桑塔格的一次谈话中说:“有时候,一个故事就是一场救命的手术。”在纪录片《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里,他说:“如果我是个讲故事的人,只因我时刻在倾听。对我来说,讲故事的人如同穿越边境的走私犯。”

1975 年,他在讲述迁徙故事的书《第七人:欧洲农业季节工人》中,着重描写了作家的“抢救”作用。伯格在前言中说:“要从现实的和历史的角度,去概括一个越境工人的一生以及他周围的世间种种,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从当下出发并坚定不移地发掘这个世界的政治现实。描写的对象或许是欧洲,但其意义却是全世界,而其主旨则是‘不自由’”。如今,前往欧洲各国的难民已经不受严格限制,伯格是否认为这是第一世界无法抉择的失败呢?当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思考良久——“我相信,不同民族之间,相似永远大于差异。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总被蒙蔽,看不清这个事实。”

约翰·伯格(2009年)

伯格是如何看待英国脱欧的呢?他斜倚在沙发上,承认自己一直很喜欢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欧洲人。而后,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向我解释:“我们似乎要回过头来重新理解全球化的定义,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组织已经抛弃旧道,变成了投机者;政客们也失去了做决策的能力——我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政客;国家也似乎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同时,他在最新的著作《风景》中也写到:如今的政治演说中,已经鲜见“视野”这个词。对于“脱欧”,他其实早已通过搬去法国表达了他的抗议。

我们谈到,一个人如何将一个异域国度看作自己的家,如何做到像爱一个熟悉面庞一样,爱一片陌生的风景。对于伯格来说,他爱的是上萨瓦(法国东部省省会)。“这是一片我居住了几十年的土地,它给了我新生。在这里,我曾如一个农民那样劳作。这样说似乎有些夸大,但至少,我和他们一样努力耕耘,和他们同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片土地就是我的能量之源,我的满足抑或不适,都来源于此。我爱这里,并非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是我留下了活着的印记。”

他解释说:“人与劳动的关系常常被人们淡忘,而我时刻提醒自己记得。16 岁时,我去了一个煤场做工,进入矿井的第一天,我就被那群挖煤工人深深震撼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尊敬,”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就是尊敬。尊敬分为两种,一种是礼仪上的——例如在你走进一个勋爵住宅的时候必须表达的;另一种则完全不同,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敬畏之感,让人颤抖。”他还说,“这或许对别人不适用,但对我来说,当我回顾往昔,我仍旧觉得从未上大学是一件幸运事。虽然很多人劝我去,但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大学教育会束缚你思考的方式,很幸运我没有。”

伯格——考虑到他和工农阶级的关系的确很亲密——在法语中是“牧羊人”的意思。那么法国人会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吗?“我的作品在法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的书在西班牙、拉丁美洲反而卖的不错,但是最近,很奇怪的是,我在土耳其和意大利也开始火了。”他也没有干过与自己的姓氏(牧羊人)相符的工作,除了“我有的时候会帮助发情的母羊找找公羊什么的”。我对他说,这可算不上是“牧羊”,这种事儿应该还有别的称呼。伯格大笑起来。他是个行动派:直到几个月之前(他大概是全世界最潇洒的耄耋)他还在骑摩托车。内拉告诉我说他们希望不久之后伯格还能继续骑摩托车和游泳。伯格很热衷于游泳,在《虚构症》(2016)一书中,他妙笔生花描写了关于游泳的民主——人们卸下重重外套的包装,奋力游动。“当你游泳的时候,”伯格说,“你几乎是失重的,那种失重的感觉会和思想失重有一些共同点。” 在《本托的素描本》(2011)一书中,也有一段精彩的、关于游泳的描写,这本书讲了他与一个柬埔寨女人在巴黎共享一个游泳池时产生的友谊。她给了他一幅鸟儿的画,他一直保存着那画,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什么是无家可归。

在90 岁即将来临之际,伯格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视角开始有了一点点变化,虽然,他指出,技术已经改变了年轻一代欣赏艺术的方式。随后,他承认,对于他对写作的狂热来说:“长久以来,我一直为写作而着迷,因为它就像是轻声细语——私密的,旖旎的,暧昧的,令人玩味的……”但是他看待问题的视角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他相信人不可能两次看见同一张照片:“我第二次看到古瓦德(Grünewald)的《耶稣受难像》(Isenheim Altarpiece)是在一次恐怖袭击之后——还是同样一幅画,可我看到了不同的内容。”对于伯格来说,某些画家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那么喜欢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而是更欣赏维拉斯奎兹(Velázquez):“当人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喜欢戏剧性的东西,令人刺激的,波澜壮阔的——而这些特点,维拉斯奎兹都不具备。”

作为一个作家,伯格总有一种“化虚无为实在”的天赋。“在你的作品中,你好像能够重现那些已经失去的回忆和故人。”“是的,他们一直都在。”我告诉他我看了他在《风景》中的一篇文章有多么感动,他写道,他十分怀念的一位新西兰老师——肯,这个老师对他影响颇深。跟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是肯告诉他:“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应该想象你在洗一副牌”,这个建议他一直遵循。肯还教了他一些现在没用但可能将来有用武之地的技巧,比如怎么进一个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酒吧:“不要回头,不要迟疑不决,相信自己其实比其他人更有谱。”肯还反对自怜。“当我顾影自怜时,那股自怜就会变成一团对自己的怒气,在肯的影响下,我一直这样,就算步入老年也依旧如此。”

伯格老年时最了不起的力量是他活在当下的能力:“我很早就一直培养自己这点——这是一个困境——因为它是对各种规定与预言、后果与原因的逃避“。当下也是理解他的思想的关键。在《观看之道》中,伯格指出绘画作品应该展现出它们被绘制的那一刻。他指出了大声朗读的秘密,他说这是“拒绝朝前看,而留在当下”。然后他说,一个故事可以让它的聆听者“留在永恒的此刻”。他同样也写过关于时间轮回的故事。难到他觉得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这种轮回也适用吗?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方法,能够让人们返老还童,重新抓住青春的尾巴?

“时间是循环的,当我看到梅丽娜的肖像的时候,我就是那么想的。”伯格建议我给这幅画拍一张照片。于是我们把这幅画搬到了阳光下,将它放在一把椅子上。我说《卫报》需要给他拍一张照片来配这次的采访稿,伯格孩子气般笑嘻嘻地问道:“我们能不能用这幅画代替呀?”

回到家里,我才发现我忘记问伯格他要怎么过今年的生日。我于是发短信问他,他立刻回了:“到了90岁,我是满心感激的,在这个年纪,还有一群朋友想着为我庆生。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了,明天应该是安静的、平稳的。这一天,应该和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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