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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飞岸:美国政治制度出现寡头化趋势)

美国各州选举人于当地时间19日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往这个环节只是“走过场”,但今年据说会有一些选举人“反水”,因此引起舆论关注。

其实,选举人投票后2016年美国大选才算真正完结。但今年的选举是一场美式自由民主的拥趸和美国多数精英阶层不愿意看到的大选,因为它“太民粹化”。无论是桑德斯那样的左翼民粹,还是特朗普那样的右翼民粹,在精英阶层看来都是对美国民主的挑战。而且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美国,欧洲的民主也遭遇同样的境遇。那么,什么是民粹主义,它从哪里挑战了民主呢?

民粹主义又被译为平民主义,它的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利益为由反对精英。在精英阶层看来,民粹主义就是“多数的暴政”。但在大众那里,民粹主义事实上是民主在制度外的延伸,是对民主制度回应性失败的一种反映。

所以,英国民粹主义研究专家保罗·塔格特评价说:“民粹主义发生于代议制民主失灵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国民粹主义的出现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危机,如果人们只是简单地去反对民粹,而不去反思自由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那么民粹主义不仅不会在反对中消解,反而会在反对中愈加激进化,甚至导致美国民主的崩溃。

美国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精英民主制度,因为它把民主看做选拔精英的手段(即“经自由竞争达到好的精英治理”),而不是通向民众直接治理的工具。这次美国大选暴露出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它的精英性质,而在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断裂。

自由民主之所以被一些人看作一种能够通往精英治理的手段,是因为他们认为竞争性选举为精英治理提供了一种反馈性的机制,这种反馈性就是如果精英治理的不好,那么它会面临着下台的威胁。这种由竞争性选举搭建的反馈性机制被视为民主的核心环节,也是将自由民主模式的精英政治称作民主政治的原因。自由民主理论家们认为,其他精英政治没有建立这种反馈性机制,所以是不民主的。但这种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逻辑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但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即它用形式逻辑替代了实质逻辑。

他们所说的反馈性机制的民主性,体现于保证精英回应人民诉求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并非天然存在于竞争性选举的形式之中,即仅仅由人民选出统治者并不能保证统治者就能回应人民的诉求,因为公共政策制定环节是在公众审议之外的暗箱中操作的,只有输出的政策平等地回应了各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的诉求,这个反馈性机制的民主性才能最终成立。

但事实情况是,大量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受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非常大,大到民选政府事实上很少去回应社会中最大多数选民的诉求。因为与强势集团相比,多数选民的组织性弱,且缺乏金钱,官员们为人民谋福利无利可图。所以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的切身感受是,政府只代表1%的有钱有势者,而99%的普通民众并没有被代表,美国民主出现了精英与大众的脱节,出现了寡头化的倾向。

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被自由民主理论家建构为一个现代民主概念和模式之前,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选举一直被看做是非民主性质的政治选拔方式。亚里士多德说:“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对此,孟德斯鸠也有同样的看法:“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而贵族制和寡头制的区别则在于同样是少数精英统治,贵族制的少数精英能够维护公共利益,而寡头制的少数精英仅仅维护少数精英集团的私利。

代议制民主的倡导者之所以把选举看作是新型的民主模式,无疑他们对选举保证贵族制的公共性持有乐观的态度。但美国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远见,单纯的选举制度必然蜕变为寡头政治,这次美国民众的民粹主义表现正是基于他们对这种蜕变的不满,他们期望恢复代议制民主理想中的公共政治,期望民选代表能够看到他们的需求,回应他们的诉求。

遗憾的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改变金钱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给多数选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因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持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它是一个由有钱人设计的通过重重制衡和分权,压制多数民众力量的非民主政体。在现有制度设计下,若想保证这一非民主政体的贵族性质,即它为公众利益考虑的公益性质,事实上只能寄托于统治精英的道德良知,而美国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实践反复告诫人们的一个道理是,良知和道德是靠不住的,所以美国的政治制度总是会出现寡头化的趋势。

从2016年的美国来看,站出来反对这一制度寡头化的正是精英眼中的民粹主义暴徒们,但这些暴徒们选出来的代表——特朗普,如果不愿或者不能推动美国的******,那这一由精英操纵的民主游戏就还得玩下去,直到民众无法忍受,开始真正意义的制度外反抗为止。(作者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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