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香港乱象与“一国两制”再平衡

香港近年来屡屡泛起的反中、“港独”乱象,根源深远,不易剥离归纳为单一缘由。对最近某些死硬而无脑的“港独”人士的立法会丑恶表演,中央政府不得不采用人大释法的果断措施应对,暂时阻止了“港独”潮流的泛滥,但难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弊,而且海外势力指导支持下的小丑表演,花样层出不穷,难以根除恶根,也不宜随时进行释法。反对港独的任务继续牵扯着特区政府的极大精力,香港社会分化状态也将延续下去,甚至恶化。

全国最高立法机构被迫对香港一地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过程,作出详细法律解释,这件事本身就是香港特区成立至今动乱不已的象征。香港回归之际《明报》周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极有见地指出,当时的抗中主要派别“民主党”中,律师云集,以穷纠法律去挑战中央政府,必然诉讼不止,中央政府要密切注意法律方面的漏洞被钻,也就是要更多地以法律方式对付回归后的香港局势。那些“民主党”内的法律界人士,日后更加组成专业的反对派别“公民党”,也就是香港人所称的“大状党”。

《基本法》早已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义务,但属于框架性法律文件,具有两个不可避免的特点,一是当时立法的环境,国家希望平稳回归过渡,赢得国际声誉,参与立法人士基于“一国两制”原则,不宜过多干预,放权于香港人自理城内事务,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外交大事,连香港驻军都是在力争之后才定下来的。立法人士过分相信了香港人的治理能力,自信爱国爱港是主流,中央信任的人士会主持大局,直到五十年定限如期到来。

这种期望和态度表现在《基本法》中,就是约束反制手段十分有限,太多放权于香港特区,包括主动豁免的法定义务(税收、服兵役等),隐然之中把“两制”提高到“一国”之上,更把香港人提高到中国公民之上,特权单立,难免滋生出无尽的优越感。中央政府把香港事务尽量推给特区政府,到出现麻烦纠纷时,无法措手,受制于“两制”而只能间接地发声发力,隔靴搔痒,反面效果就是表现出香港不受中央政府主导的特性。

《基本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把一些原本应该写进去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条款,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自行立法,结果导致极为缺乏约束力,让香港人自行挑选适合他们利益的条款立法,而拒绝就国家利益方面事关重要的条款立法,令有关条文流于形式。香港特区至今未就二十三条立法,贻害无穷,是为今日各种乱象群生的根源。之前二十三条立法活动展开时,反对派群起攻之,煽动港人反对所谓“暴政”,多次大规模游行,其反对《基本法》之意向,本身就是日后“占中”和反中“港独”的先兆,正是必须在香港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原意所在,所以他们对此疯狂表演,歇斯底里,不遗余力。

这正是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应该表明态度、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在当时的立法会中,原本是有依靠多数通过二十三条立法的机会的。但是部分香港人的短视和对“两制”的过分妄想,令香港取得了对抗大陆和中央政府的一次胜利。某个香港资本家和财富精英聚集的政党,不顾大局,缺乏国家观念,震慑于街头示威的戾气,龟缩而退。该党负责人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原本就不适合于搞政治,把政党当作自己富人圈子的俱乐部,看到游行和某些暴民行径就胆寒,自行作出不支持立法的决定,令二十三条不得通过。

这个政党的怯懦行动,充分表现了任由香港人选用滥用《基本法》的恶劣后果,至今特区政府都惧怕因二十三条而起的麻烦,不愿正面应对,连提都不愿意提起。如此退缩软弱之态,反而让反对派抓住痛脚,日益嚣张,明知没有二十三条,他们的各种挑战中央、鼓吹“港独”的非法行径,都可以在香港大举行之,特区和中央政府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那些现有的刑事检控,避重就轻,伤不到他们的皮毛。那个在关键时刻退缩的政党,犯下历史性错误,却并没有因为讨好某些港人势力而获益,反而逐步被推到政治边缘,更失去中央政府的信任。他们的行为再次清楚地表明,香港人对国家统一和整体利益的觉悟认识,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必须要有实际约束手段,才会真正在“两制”下掌握大局。

香港“两制”的实施过程,反衬出特区政府内在的软弱无能特性。港人治理的效率,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掌握的,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或工具,关键在于其上的决策机构。我们所说的治理效率,原先体现在港英当局时期,总督大权在握,说一不二,本地华人的公务员队伍,只需执行就是,出了事由英国人官员去对付搪塞,基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绝对权威,即使不满意,港人也无可奈何,绝对不敢上街冲府,让中环瘫痪。当时作为彭定康得力副手的陈方安生女士,似乎精明果断过人,其实不过是秉承英国主子的意志行事,一旦英国人离开,她的各种胡言乱语、脑筋打结的言行,让人大开眼界,匪夷所思。

香港的公务员系统似乎具有非常高的效率,但实际上,离开英国人或者具体的权威,这些公务员们和精英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马上陷入左右为难、缩手缩脚的境地。笔者所认识的英国高阶人士,对回归前后的港人同僚或部下,嗤之以鼻,知道他们做不了决定,整个一个部门都只听一个英国人的号令,只顾去做就是了,而没有了英国人做主导和裁决,这些港人能不内哄就不错了。

而回归之后的许多重大决定,必须由特区政府做出,无法推脱,中央政府又不插手,让他们非常地不习惯,十分惧怕要由自己单独面对做出决定的后果,畏畏缩缩,知难而避而退。一些港人也一反港英时期顾及身家的惯例,突然胆粗起来,动辄上街阻门,要死要活,吓得毫无主见的特区官员只有逃避,上面又没有英国人上司兜着,所以怕被辱骂而得过且过,宁可不出事而熬到退休吃长俸,也不愿做出几件实事,更谈不上勇于任事。所以人们所说的香港公务员系统行政效率下跌,潜在原因在此,他们所擅长的是尽量循规蹈矩,萧规曹随,而不是做出必要改革和具体实绩。

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无可避免地遇到充满惰性和不确定性的公务员系统带来的的牵累,难以成事,继任特首曾荫权来自公务员系统,其施政特点恰如其分,不离公务员传统,守成尚可,开创不足。到了梁振英特首,非商非公务员,更接近于西方类型的政治人物,也有实际办事的见解,却因为没有那两大系统的背景和援手,经常处于被围攻的境地。香港在长期的殖民环境中,没有培育政治人物和政治家的条件,商人和公务员,都无法取代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人士,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勉强现在在香港搞政治的这些人,对“一国两制”和国家利益会有深刻的认识,挺身而出,承担重任。

回归后中央驻港机构的任务原本极为简单,在特区政府之外联系港人,并且成为特区向中央要求额外权益的渠道,基本目的是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驻港机构的重点转向了特区政府、社会精英和财经商界,而不是那些回归前多年来北盼中央、反抗港英当局、现在又被称为“亲中”的众多民间团体。

象曾钰成等原先就坚持升国旗、唱国歌、助回归的人士及团体,遭受冷遇,日后组成民建联,被特区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支持者,却处于政坛上的边缘。那些大商家和学界精英最为获益,在大陆投资收地,讲学成风,获得人大政协位子,似乎成了协助中央政府治港的主力。但是象董建华这样的真正爱国者,在财经商界中不会是多数,谋取商业利益者更多。

这在“占中”动乱中就清楚地表现出来,那些在内地投资和大赚特赚的商家,极少出来讲话,即使发言,也是模棱两可,不愿明确表示反对“占中”的态度,更有借香港动乱之机,大举从内地撤资,转投海外的。面对今年泛起的“港独”潮流,商界人士继续沿用“中国好,香港好”这样谁都不得罪的折衷语言,对“港独”人士来说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好,也不愿意“两制”下的香港好,只有捣乱一途,所以商界人士的表态,大多不着边际,说说而已(香港厂商会此次明确反“港独”,表现可嘉)。

回归以来依靠公务员系统(未经改造的)和财经商界的做法,目前看来效果是负大于正,他们并非真心全力地支持特区政府按照“一国两制”行政,至少是搞不了政治的,形不成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原先可以依靠的那些抗英劳工阶层,已经被疏远,迫使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支持特区政府。所以到了关键时刻,特区政府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经常拿不到足够票数通过条例,而循规蹈矩的公务员们只不过是推一下就动一下,不少还是暗中的反对派人士。如此一来,“港人治港”变成了多方势力的乱斗,缺乏方向,自然更谈不上管制权威。

香港精英阶层对本地乱象的解读分析,同样是值得怀疑的。这不仅因为他们采用的主要是西方价值话语体系,跳不出惯例旧习的限制,更谈不上在国家利益上与中央政府同步。在“港独”风波初起的时候,香港精英们的反应是不以为意,甚至告诫国内人士不要过度注意和解读,不知是自己糊涂,还是替那些所谓的本土派开脱。不止一位所谓“建制派”人士对“港独”行动和舆论传播,轻描淡写,以致在选举期间涌现出大量公开的“港独”言论,到了许多港人都不以为异的地步。

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宣誓丑闻,香港精英们,无论是中间派还是“建制派”,都毫无准备,束手无策,看着“港独”小丑在台上放肆表演,而立法会主席居然允许重新宣誓,迫使中央政府释法。如此种种,香港精英们对香港局势的认识和判断,显得相当隔离和麻木,反而不如关心中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内地民众。

“港独”就是滋生在这样的土壤上,多方面的交互作用,历史背景和人为因素,延续到今日,让中央机构和特区政府疲于奔命,按下葫芦瓢起来,为了个简单的宣誓仪式,就要劳动人大出来专门释法,别无选择,显得局面失控了,应该令人警醒了。那些拿香港“特殊”性和国际“关切”为理由的推脱言论,在2016年之后,再也难以蒙混过关了。

香港号称法治地方,那么就应该亡羊补牢,主动补齐法律上的多处不足,增加约束条款,而不是临时释法。同时应该增加香港对国家的义务付出,不再是当年鼓励香港人到内地投资,因而豁免其税务责任,而要采取更为有效直接的做法。在《基本法》方面,不能再任由某些港人故意选择自己获益的条款立法,却忽视强调香港承担国家义务的条款。在二十三条上,不能再任由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能拖就拖,应该明确规定,参选下一位特首的人士,都要公开声明,二十三条立法是其首要任务,任期内必须完成,向中央政府汇报,而且立法内容必须符合国家安全利益要求和《基本法》的本意。某位意图出任下届特首的人士,还在漫谈希望社会不要撕裂,避开“港独”思潮,立场含混,试图取悦所有人,显然是在步当年那位废掉二十三条的政党人士的后尘。

香港回归之初,维护稳定繁荣是个相当重要的任务,为此之后多年内,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是予取予求,不惜让利,认可特区政府直接到北京游说,并出面指示广东地方给以配合。香港之特,获利匪浅,而实际上香港对大陆经济贡献最力的时期,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不仅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要背靠大陆,进入新世纪后,基本上是在利用大陆经济发展提供的庞大机会,甚至囤积土地生财,而香港各大学中,如何充分及时利用中国入世出现的投资机会的课程,比比皆是。

香港在本身经济不景时,又致力于说动中央政府,陆续放开和鼓励内地地区人们到香港一游,以刺激香港消费额回升。不提香港当地对游客潮的一些负面反应,就以香港享受的特殊待遇而言,到了回归二十年之际,已经不切实际,急需换脑筋,让中央政府丢掉勉强维持香港经济繁荣和收入增加这样一个沉重负担,完全不讨好,是没有必要的短期行为。

中央政府今后应该要求香港开放门户和机会对等,鼓励资金人员流入香港,对港资到内地和内资到香港,给以同样鼓励和平等对待,以加强两地一体化进程,打掉特区之“特”,为日后构成广深港大区域经济体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而不是让近邻广东背上香港这个包袱。对香港地产物业的投资,不仅仅是让那些内地巨头富豪去买豪宅,成为香港报纸炫富头条新闻,而是允许有资金和条件的人士去投资房地产,以促进广深港之间的资金流通,令两地社会和民间关系更加融合,地位平等。

香港乱象之下,“港独”受到保护和纵容,源于施政不力,立法不及,加上完全放弃教育舆论领域。中央和香港急需转换管治思路,改变香港之“特”,着重于再平衡“一国”和“两制”,没有“一国”,哪里会有“两制”?所以应该明确《基本法》条文,规范“港人自治”范围,打破“港独”、“自决”的虚妄。最近大演“港独”恶剧者,不过是在缩短所谓“自治”的时间,自促其死,断然打破“一国两制”的自然后果,就是中央全面着手管治香港,五十年归零,难怪力图抓牢香港作为反中基地的彭定康,对此荒唐愚蠢冒失的港人逆子,也急火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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