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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资本下乡大背景下的一个集体经济胚胎

我在东北做大豆调研的时候,意外发现有一个合作社,似乎可能成为一个集体经济,因此想把这个案例提出来讨论。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80年代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所拥有的一些条件,在今天新的集体经济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条件。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认识,就是80年代家庭承包的优势已经发挥殆尽,在生产方式上必须走规模经营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接下来的问题是,规模经营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经营。

在提倡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在2010年提出要“两个覆盖”,即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规模经营,一个是全村土地的覆盖,另一个是全村农户的覆盖。实现覆盖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规模化的模式就出现了,由不同的经营主体带头。这些经营主体在中央文件里都提到过。一是资本下乡的经营主体。以前资本下乡往往是单个龙头企业做某一部分的加工来和农业对接,但是我最近看到的资本下乡的方式有所改变。现在不是单个企业,而是集团,整个资本运作量是非常大的,这种资本下乡在不断推动规模化。二是大户、专业户经营的方式,或者由大户带头的合作社。三是村干部带头组建合作社,这是当地政府的要求。以上是当地走向规模化的三种模式。三种经营主体中,当地政府更想推哪一种,更容易推哪一种呢?对政府官员的考核还有招商引资这一条,因此资本下乡对政府的考核是最有帮助的,但是也有一些干部说,我们现在的三种经营主体,应该是哪个合适就搞哪个。还有些干部是比较偏向合作社的。基层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就是不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认为家庭农场和大户都是少数人控制的,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还有干部认为家庭农场和原来的一些地主差不多,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这一观点的干部退休之后又被大户返聘做顾问。我想讲的案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没有必然性,可以说它是一个奇葩。

我想讲的是和煦村,成立的合作社叫和煦合作社,这是在干部领办的推动下成立的,带头人是一个“70后”的书记,其背景也挺有意思。他和其他同辈的能人不一样,我们前面讲到能人的问题,他同辈的能人我也访谈过,很多都是所谓的合作社的带头人,或所谓的种田大户,往往都先富。该村有29000亩土地,大约2900人,人均10亩地左右,有7个屯,930来户,常年在外的有500多人,以户外出的有200多户。在村领导带头下,2012年开始连片种植3000亩,和大趋势是一样的,不种大豆了,改种玉米。生产费用由社员预先支出,是265元。当年的效益非常好,亩效728元(纯收益),比周围农村自己种地的亩效,高出200元左右。到了2013年,合作社扩展到4个屯,14400亩土地,入社的农户是428户,社员预先交了300元。2013年和煦合作社亩效是530元。

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我们知道所谓的规模经济很多是虚的东西。这个村我去过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可以随便拜访农户,农户之间可以当着我的面争论合作起来到底好不好,应该走什么道路——其实道路之争的问题在农民中间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和煦村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转换,碰到的问题是如何使大家联合起来。30年来农民散惯了,刚开始连片的时候,有些老农民说,我自己种了这么多年,现在入社了能赶上我自己种地么?一些家里有老人的,就不希望连片;一些地多的人家也不希望连片,他们实际的地比账面的地要多,这些人家在这些年耕种的过程中,占了边上很多其他的地,那么他们认为加入合作社以后按照账面上的地来分配收益,他们会吃亏的。不管怎么说,村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大会开了七八次,小会开了10多次,有的时候还要上门做工作,如此终于使得大家连片经营。

然而农村集体经营面临一些负能量,负能量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得到解决,如村民和干部之间的不信任。为解决这个问题,合作社领导采取的方式是生产决策完全公开透明,从买种子到请机械到销售,每一步都由村民民主监督。比如说买种子,合作社是让村民先去市场看,你们要买什么种子,看中哪家农资店,村民代表能谈到什么价钱,村民先行,干部不参与,全部谈好之后,合作社带头人再到村民指定的农资店去谈,把价格再往下压一压。合作社做事会非常小心,非常讲究策略。谈完之后过去买种子,交钱,拉货,领导人不参与,钱你们带着,货你们去拉,最后发票你们拿回来。卖粮食也是一样的。要村民代表说什么时候该卖,什么价钱卖,要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不是说这个价钱,领导认为够好了,再不卖就要跌了,农民说还不行,还希望等更好价钱,那就没有办法,要吃亏就一起吃亏,吸取教训。所以合作社到目前做得非常好,在当地成为和煦模式。

和煦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区影响力,这个规模化使得农民真正受益。合作社以屯为单位核算,这和公社时期有点像,也就是按照原来生产队的规模,并没有把它放在整个合作社结算。在合作社里,合作社的主要干部也就是村里的书记、村长和会计,他们三个没有收一点管理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无偿奉献。屯干部是有一些报酬的,一亩地两块钱。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合作社是集体经营了,但它没有一点集体资产和集体积累,也就是它还没有合作社应有的公积金、公益金。为什么没有?这又涉及我们改革三十多年积累的负能量,老百姓信不着干部,觉得把钱全部分了最好。钱全部拿到我手里,你需要钱,我可以从里面往外拿,我拿到手里,我托底。那么干部怎么看?他们认为既然老百姓要这样,就只能都给他们,希望几年之后能说服。合作社现在看起来运作很好,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个是农机的问题。上万亩的运作是要请大农机的,可是因为合作社没有集体资产,这些大农机全部要到外面雇。雇农机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关系问题。农闲的时候,这些机器都闲置,农忙的时候,这些机器又不够用,大家就要去抢农机,这时候就要求人,托关系。合作社也需要找关系才能请到农机。为了推动合作社规模经营,黑龙江省有一个千万元农机合作社的项目,需要合作社出400万元,省里匹配600万元,最后给置备一套价值千万元的大型农机具。有了农机之后,合作社就能和规模经营完全接上。400万元谁来出?普通老百姓出不起,村里大户不愿意拿。合作社领导和我一起算了笔账,要千万元农机合作社运营有效的话,大概需要30000亩作业面积,整个合作社有14000亩地,因此除了耕种合作社自己的地,还要去外面代耕。假设有30000亩地,减去各种作业费用、折旧等,一年能够拿到100万元收益,也不错。100万元分给出了400万元的出资人,他们一年收益40万元。我们可能觉得不错啊,但是当地信用社存款利息是8厘多,民间的存款利息是一分,所以大户们一算,存起来也能拿到40万元,还没有风险,而投资给合作社还有风险,所以大户们不愿意出这400万元。合作社完全没有固定资产,完全要老百姓贡献,这就有困难。贫富分化就变成这样一个影响合作社发展的瓶颈问题。

合作社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自己没有加工,因此卖粮难。玉米收获以后需要脱水才能卖,不脱水的玉米储藏期非常短。粮商会利用你没有脱水能力来压价,没有加工,合作社就没有市场谈判权。

第三个问题是抗风险能力。和煦村周围基本上都有大公司大农企来包地,资本下乡给农民的地租是400元一年,一包5年。在这种情况下,和煦模式只能赢不能输。它每年成绩好,农民就能跟着走,一旦做砸了,能否合作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合作社要承担所有合作的风险。我碰到一个农民,他虽然觉得合作好,但是他说:“一旦和煦一年歉收,干部能陪你么?现在种地和毛主席时代不一样了。”人民公社时期种地有灾有难,上面能补贴,能保住你吃饭,可是现在种地亏了干部是赔不起的。在一个小范围,以一个孤岛之力怎么能够抵抗风险呢?因此在合作社内部就出现争论:单干好?合作好?还是干脆把地给资本下乡,反正省心出去打工好?

我总结一下和煦的成就。第一,老百姓增收了,比把土地转包给资本经营要好得多。第二,完成了从个体经营向集体经营的转变,而且规模经营的好处、协作的好处都给了百姓。第三,尽管它存在的时间还比较短,但和煦模式的出现开始有了带动效应,周围其他的村也想要效仿。当然村干部领办合作社的也不是和煦一家,而且干部领办也不一定成功,当时开始试验的时候,还有别的村,但没有成功。和煦的意义就在于它让周围的农民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和煦的存在就是当地的旗帜,这样的话,资本下乡就不能一家独大,形成完全垄断的势态。

然而,今天集体经营的生存环境已经和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资本下乡已成包围势态。集团化企业进入农业可以在全产业链里获取利润,而合作社只能靠生产这一环节获取收益,这是不平等的竞争。和煦合作社已经有了一个小胚胎,可能从集体经营成长为集体经济,可是整个大环境是资本下乡的,这样这个胚芽能否成长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牵涉的就是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卢晖临:今天的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生存并壮大?

上面报告的案例,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有兴趣了解,譬如土地是否参与分配,劳动投入怎么算;但初步判断,还很难说它是一个集体,顶多是一个因利益而暂时结成的经营组合。它所面临的困难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存活过的集体制度的潜力。刚才讲到这个合作社在资金合作方面的困难,它没有任何集体资产,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原因是大家对干部不信任,这个困难让我们看到集体制度终结带来的恶果:历经30年的摸索,付出沉重代价才艰苦积蓄下来的资源、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在80年代丧失殆尽。

即便这个合作社能够解决资金难题,它要想进一步发展,仍然会面临与80年代、90年代初不一样的严苛环境。80年代南街村能够利用农产品加工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而今天的合作社面对大资本主导的市场结构,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从农业走向工业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徐俊忠教授刚才说到,人民公社制度规划的农村发展一定包含了工业,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不发展是当时历史条件、国家重工业战略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今天农村工业发展不了,恰恰是缺少了组织和制度的框架。这个案例能让我们反过来思考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度潜力。

有关市场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一些“明星村”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这些“明星村”的研究似乎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为集体经济村庄提供了机会。这个问题该怎么看?集体经济村庄像一艘艘航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打造的航船,它们和过去的航船不一样,不属于某个船长或者船主,而属于船上的所有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航船上的人一定齐心协力,在领导人清廉能干、制度设计明辨责任和权利的情况下,航船往往获得前进的动力,如周家庄;但在领导人不能服众、制度设计中大锅饭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航船更可能因内耗而停滞不前,如实行承包制之前的小岗村。最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航船基本上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海域或河道航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对农村索取的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外部环境还是非常友善的。而随着承包制的实行,集体经济瓦解,与之前的航船相比,独立经营的农户如同一片片小舢板,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勉力支撑。而少数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则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抢得市场竞争的先发优势,其中一些“明星村”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然而对于这些一时风光的“明星村”来说,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随时可能遭遇灭顶的风浪和倾覆的暗礁,外部不再是友善的环境,不做大做强就意味着可能由兴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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