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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第6集团军全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被歼灭,预示着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战场态势正在发生根本转变,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全球战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破灭。前线官兵在1942年初莫斯科会战苏军反攻阶段就感觉到了这个不可逆转、而为希特勒一再否认的变化。

为夺回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失去的战略主动权,挽回苏德战场颓势,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1943年夏初在库尔斯克地域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德军的计划中这是1943年夏季战局的决定性战役:“库尔斯克附近的胜利应成为全世界的火炬!”[1] 代号为“堡垒”的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消灭集结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综合各方情报,苏军总参谋部判断德军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迂回莫斯科。

在希特勒选定实施“堡垒”战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1943年4月苏德双方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如下:苏军有958000名官兵,火炮和迫击炮11965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20辆(门),作战飞机1130架;德军有700000名官兵,火炮和迫击炮6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辆(门),作战飞机1500架。

在整个东线的预备队中,苏军有官兵469000人,8360门火炮和迫击炮,9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87架作战飞机;德军有官兵60000人,600门火炮和迫击炮,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根本没有作战飞机。[2]

无论局部还是整体,苏军力量均占绝对优势。朱可夫元帅和苏军各方面军司令员对这一点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对于即将进行的库尔斯克会战,朱可夫元帅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以下设想:“我军为了先敌行动而于最近转入进攻是不妥当的。最好等到我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并打掉敌人的坦克后,再投入新锐预备队,转入全面进攻,以粉碎敌人的主要集团”。[3]

本文要探讨的是朱可夫元帅库尔斯克会战后发制人战略指导原则是怎样形成的。

苏军战争初期的惨剧,1941年西部和西南两个战略方向军队的覆灭以及1942年夏季战局西南方面军的惨败,是其特定历史时期战略方针、战略指导思想相互矛盾造成的。

一国的战略方针依据国家的政治格局制定,战略方针是军事机关制定战争计划的依据,决定着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列宁曾经告诫全党:“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我们说:为了防御敌人,需要有坚强的军队和巩固的后方……”。[4]他还指出:“……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5] 列宁的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苏联军队的任务是防御敌人,保卫世界上唯一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第二,国家周边态势极端严酷,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军队面临着两线作战、三面作战甚至被四面包围的危险。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也认为,红军“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可能侵略的防御工具,而且也能给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以决定性的援助”。[6]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俄共(布)第八次党代会为红军规定的任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苏联应当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1933-1938年是纳粹德国国防发展的全盛时期。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充分阐释的国家纲领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本应成为苏联的第一要务,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俄共(布)党内民主受到摧残,党和军队,特别是军队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清洗。在军事理论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成果被否定,作为大纵深战役突击力量的机械化军被解散。

国家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国家最高领导人宣称:“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进攻的军队”。[7]现代化的军队就是进攻的军队吗?1940年的法国军队被公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国家花巨资修建了被认为坚固无比、举世无双的马其诺防线。1940年,在德国的冲击下,法国不到一个月就亡国了。马其诺防线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

现代化的军队就是进攻的军队,这个提法显然违背军事逻辑。军队进攻或防御取决于国家的战略方针、战略计划或战场态势。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岂能消极等待帝国主义的进攻”是当时比较时髦的口号,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指导苏军开展军事学术的基础。1941年6月上旬,基辅特别军区接到总参谋部如下指示:“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军区所有集团军的所有防御部队和预备队必须做好准备,准备实施急促打击以粉碎敌人的集结,然后把军事行动转移到对方领土并占领有利的地区。”[2]第(110)如果军队实施指示中规定的行动,则“防御部队”的性质就有了根本变化。如果牵强地把上述指示的内容与“积极防御”联系在一起,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表述,叫做“假想防卫”,实质上属战略进攻范畴。指示的内容与斯大林1941年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招待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他说:“贯彻我们的防御路线,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来行动”。 [7] 第( 321 )斯大林没有向学员们指明进攻是在战略还是战役、战斗范畴,也没有指明进攻的方向和进攻的对象。后来有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述不乏以赞赏的口吻描述苏联为了扩大防御前地对波兰和芬兰的进攻,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进攻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在军事理论上与“积极防御”根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红军应当是进攻的军队的概念割裂了进攻和防御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形而上学地、孤立地看待客观事物。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想象严重违背军事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卫国战争第一阶段战略性战役连连失利,战争开始的三个月内三百余万士兵和军官被俘。

战争初期苏军以攻对攻的战略、1942年春将莫斯科战役的局部反攻发展为不自量力的全线进攻和1942年夏初在西南方向的战略进攻都是在总参谋部战略指导之外奉斯大林的“建议”、命令、指示实施的,给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最高统帅的“建议”、命令、指示无论是否违背军事学术,不管是否与战场实际达到基本一致,哪怕根据这些“建议”、命令、指示在战役中不能取得任何成果,都是不能违背的。当然,任何行动都会产生结果,只不过产生的结果不具有战略、战役指导直接追求的政治、军事意义罢了。总参谋部首长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知道这些“建议”、指示、命令的问题所在,明白它们不仅违反军事逻辑,而且会产生严重后果,但只能有一个选择——服从。对这类问题朱可夫是这样看的:“谁愿掉脑袋?就算我朱可夫,感到祖国面临危险,命令:‘展开’。人家马上向斯大林报告,追究起来:根据什么?根据危险。好吧,贝利亚,把他带到你的地下室去。”[8]

战后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的军事才能进行了评价:“在战争初期,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首先,那时他不明白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更何况是和德军那样富有经验而强大的敌人打仗。他的所有知识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很大的克制力和简单明了报告情况并提出建议的能力”。[8] 第(95)

以上这些因素是朱可夫元帅库尔斯克会战战略指导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关于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进行预先防御,什捷缅科将军是这样说的:“要立即发起进攻,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9] 什捷缅科将军所说的“能力”决不单指兵力和武器装备。关于双方力量已如前述。1943年4月前,库尔斯克突出部苏德双方兵力对比为1.8:1、火炮为3.2:1、坦克和自行火炮为1.3:1、作战飞机德军略占优势,为1:1.1。[2]-第 (167) 优势在苏军一方。

苏德战争第一阶段,苏军绝大多数高、中级军官无法正确理解和执行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制定的、比德军最高统帅部计划优秀得多的战略、战役计划。红军各军、兵种指挥员虽然在近两年的战争中积累了实战经验,但在战役、战略理论上仍然是门外汉。朱可夫说:“……,我国军队还没有学会在艰难条件下进行战争。如果说学会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擅长进行战术规模的交战”。他还总结道:“苏联军事科学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时期的交战中得出应有的结论”。[3] 第(223)而根据苏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军事理论的大讨论和对军事学术进行的阐释以及广泛开展的各类演习,结合德军在大战初期的战略性战役的具体表现,这个“应有的结论”实际上就是由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先提出,并经苏军充分论证的大纵深战役理论。这个成熟的理论在政治大清洗中被列为批判对象。

库尔斯克会战中起决定作用的苏军坦克集团军是1942年夏开始组建的,库尔斯克会战之前这些现代化军团徒有虚名。苏军集团军建制的坦克部队进行真正的装甲作战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反攻阶段,主要是对付武器装备落后、人员素质极差、缺乏斗志的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1943年春,在斯大林格勒地域消灭包围圈中的德军第6集团军时使用了坦克军,但那时被包围的德军已无装甲作战可言。所以苏军的坦克集团军一直没有得到过适合于这种编制的战略性战役的锻炼。在历次战斗中,苏军投入的坦克虽然比德军的坦克多得多,但德军娴熟的战术优势抵消了苏军的数量优势。

苏军的将军阶层,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三十年代中后期很多人还是尉级或校级军官,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指挥营、团级战术单位已经勉为其难,政治形势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他们推到中级甚至高级指挥员的岗位上,他们对战役、战略层次的交战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野战部队,军事院校也是如此。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当时是上校)还未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读了一年半)就被学院任命为教研室主任。不是巴格拉米扬当时有多么优秀,而是军队不得已而为之。反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军军级以上的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乎已是上校以上的军官,他们接受了优良的普鲁士传统军事思想的教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和西线严酷环境的战场经验,所不同的是他们效力于一个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度罢了。

什捷缅科将军认为“要立即发起进攻,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应该是指苏军中、下级指挥员在库尔斯克会战(主要是德军大规模装甲突击)这样的战略性战役中军事素养的欠缺。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军虽然武器装备和有生力量优于德军,又是在本土作战,占有天时、地利,但是,因中、下级指挥员的素养不及德军,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整体作战效能。

这是朱可夫元帅库尔斯克会战战略指导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普鲁士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认为,(与进攻相比)防御是一种比较有利的作战方式,他总结道:“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10]

虽然有时空的巨大差别,但朱可夫元帅对库尔斯克防御战役的本质认识与克劳塞维茨的防御作战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11]深入探索一切战争最基本的两种作战形式——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是毛泽东、克劳塞维茨、朱可夫等古今著名战略家、军事统帅掌握战争发展规律的必经途径。

研究防御理论,在于揭示出积极防御的本质,使战役战略指导者的战略思维主观符合客观,以积极的主观能动作用引导战争向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克劳塞维茨认为:“我们坚决主张必须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10]第(393)这里所说的“报复思想”与朱可夫“我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并打掉敌人的坦克后,再投入新锐预备队,转入全面进攻,以粉碎敌人的主要集团”是一个意思。

防御中的“报复”和“在防御中消耗敌人,……打掉敌人的坦克后,再投入新锐预备队,转入全面进攻”是“积极防御”理论的通俗表述。当然,并不是说朱可夫元帅认识到防御的优越性后就每战之前必先防御一番,这样认识问题是机械论的方法。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预先进行防御的决心,取决于库尔斯克地域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已判明的德军的战略、战役目的。

1943年春苏军用集结在库尔斯克的数个方面军向德军发起战略进攻是很危险的,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朱可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库尔斯克战略、战役设想时,希特勒还未确定是否进行他本人认为是冒险的这场战役。万一情报有误?万一判断不准确?德军从另一个方向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而苏军不能及时改变行动方向,这个后果不是最高副统帅朱可夫承担得了的。1972年,他对当时情形进行了回顾:“你们想想吧:如果德军指挥部在一个地区集中兵力,后来却突然选择另一个战区作为战场,如果这样,那该怎么办?”。[8] 第(205)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当然无法理解这段话的全部含义,何况是在政治思维截然不同的今天。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0]第(30)战争中,战略家、统帅和有政治头脑的军人不能不考虑政治对战争的基本要求和战争必须满足政治的需要这样一种关系。德军装甲部队欲从库尔斯克突出部对莫斯科进行突击,这是令斯大林非常担心的头等重要问题。德军达成战略企图会产生以下后果:战争必然成拉锯状态,战况的反复必定会沉重打击全国军民的士气;刚刚完成的战时经济体制承受不起这样的反复;同盟国会对能否打败德国产生疑虑,从而减少对苏联的支持。以上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反侵略战争无限延长,因战役处置不当引发的政治问题是朱可夫元帅在制定战略、战役计划时不得不考虑、不得不慎重对待的因素。

以上是朱可夫元帅库尔斯克会战战略指导的军事学术基础。最高副统帅朱可夫把军事斗争中的战略防御的普遍性和库尔斯克会战的特殊性进行了综合思考,他的建议得到最高统帅、总参谋部和大多数方面军司令员的赞同。可见,朱可夫关于库尔斯克会战的战略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主观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篇幅所限,我们不在更高层次上去进行论证。

苏德战争第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库尔斯克战略、战役指导的最终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初,在联共(布)的领导下,通过全国军民的不懈努力,苏军的武器装备在数量、质量上均超过了德军。同盟国的大力支持使军队的机动性有了显著提高。科涅夫元帅骄傲地说:“(库尔斯克会战)我们不但能防御,也能进攻”。[12]我们不能把朱可夫元帅先防御,待削弱敌人后再转入进攻的思维与一般中下级指挥员的作战思想等同起来。假如苏军无力进攻而进行防御,这样的防御理论没有军事学术价值。真是这样的话,还用得着朱可夫元帅向最高统帅提出建议吗?而这个建议当然就不会被认为是苏军军事学术的代表作,更不会赢得普遍赞誉。

1943年夏季,斯大林对战略、战役问题谨慎多了,没有了1941年夏秋和1942年春夏时期的沮丧,也没有了战争初期和莫斯科战役胜利后的盲目乐观。在战争指导方面少了许多武断,比较重视总参谋部和其它高级军事首长的意见了。由于战时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力量对轴心国的牵制以及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朱可夫元帅对战略、战役指导比战争前两年轻松了许多。1942年8月,朱可夫元帅被国防委员会任命为苏联最高副统帅。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最高统帅部和苏联人民对朱可夫元帅的极大信任和对他的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朱可夫元帅受命于危难时刻,他的言行体现了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在被紧急派往即将陷落的斯大林格勒之前,他和最高统帅之间有一个对话,朱可夫战后说到当时的情景:“最初我拒绝了这种任命,借口自己的性格,借口说我们将很难一起工作,但是斯大林说道:‘形势以死亡威胁着国家,应当用任何手段和任何牺牲来挽救国家,摆脱敌人,至于我们的性格——让我们以祖国的利益为重吧’。我说,时刻准备着为祖国服务。应当指出,从这时起,斯大林在组织战役的问题上几乎没有独自作出过决定,都要同我商量。”[8]第(170)朱可夫元帅没有辜负最高统帅部和其他高级军事首长对他的信任。

以上是朱可夫元帅确立库尔斯克战略、战役指导方针的政治基础。

朱可夫元帅库尔斯克会战战略指导思想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军人的战略思维和战争实践的最佳结合,这种结合的大背景是苏联战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条件。其政治条件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斯大林,贯穿于整个斯大林时代,而非苏德战争的产物;经济条件是全体苏联人民在联共(布)的领导下通过浴血奋斗取得的,是战争中国家重要活动的坚实的基础;那个时期苏联外交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同盟国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决心和国家领导人对战后苏联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的通盘考虑。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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