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友人双重身份的莫里循

莫里循是《泰晤士报》的驻华的首席记者,很久以前就来到过中国了。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人,大概有点信仰普世价值那一套的倾向。在原本的历史上,莫理循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曾叫过莫里循大街。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有到东北三省游历。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总的来说,莫里循是个有头脑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个帝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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