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发声明:从未参与南海仲裁案(图)

国际法院在其网站首页发布提示信息,声明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由常设仲裁法院下的一个特别仲裁庭做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机构,至始至终未曾参与该案。

国际法院发声明:从未参与南海仲裁案(图)

国际法院发声明:从未参与南海仲裁案(图)

联合国:南海仲裁庭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联合国官微7月13日发文,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内。这座建筑由非营利机构卡内基基金会为国际法院的前身常设国际法院建造。联合国因使用该建筑每年要向卡内基基金会捐款。和平宫另一“租客”是1899年建立的常设仲裁法院,不过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

仲裁庭与国际法院毫无关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并于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并答记者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看到,仲裁结果出来之后,有国家表示“这个仲裁裁决对当事双方都是有效的,都有约束力”,我想请问,中国如果不执行裁决,对他们来说是“违反国际法、将会损害国际声誉”,中方对此是怎么看的?

刘振民:关于这个仲裁裁决是否有约束力,中国政府已经表明立场,外交部声明已表明立场,这个声明是“没有约束力、无效、违法,中国不会承认,也不会执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中国外交部声明当中,以及今天发表的白皮书当中都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今天想重点就仲裁庭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国际法庭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目的就是要撕破仲裁庭的面纱。

第一,这个仲裁庭不是国际法庭,与位于海牙联合国系统的国际法院毫无关系,与位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有一定关系,但不是海洋法法庭一部分。与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PCA)也不是一个系统的,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常设仲裁法院为仲裁庭提供了秘书服务,仅此而已。这个仲裁庭在庭审的时候使用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大厅,仅此而已。仲裁庭绝不是国际法庭,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这个仲裁庭的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操作的结果。这个仲裁庭是由5名仲裁员组成,除了菲律宾自己指定的仲裁员,就是来自德国的沃尔夫鲁姆教授外,其他4名仲裁员是由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先生指定的,他是何其人也?他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现在还是,同时也是日本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恳谈会会长,他在协助安倍解除集体自卫权,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曾是日本驻美国大使。据各种消息证明,这个仲裁庭的组成完全是他操纵的,而且在后来仲裁庭的运作过程当中,他还在施加影响。

第三,这个仲裁庭的组成有很大的问题。媒体朋友也看到了,仲裁庭的五位仲裁员,四位来自欧洲,一位来自德国,一位来自法国,一位来自荷兰,一位来自波兰,都是欧盟成员。另外一位法官来自加纳,国际海洋法法庭最初成立的时候担任过庭长,但他长期居住欧洲。这样一个法庭有没有代表性?他们了解不了解亚洲文化?了解不了解南海问题?这是几十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1945年签订《联合国宪章》、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有一条说“国际法院的组成必须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国际海洋法法庭成立时也有这个要求。为什么呢?就是要确保以后的法庭有代表性、有权威性。国际法院有中国法官,国际海洋法法庭有中国法官,常设仲裁法院也有中国的仲裁员,我本人也是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我们中国有四位仲裁员。但是这个仲裁庭的五位法官没有一位来自亚洲,更不用说来自中国,他们了解亚洲吗?他们了解亚洲文化吗?他们了解南海问题吗?他们了解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吗?他们了解南海的历史吗?他们凭什么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第四,这个仲裁庭的运作很有意思,让国际法学界大跌眼镜,有些法官原来的观点使人相信他们会维护中国利益,但在仲裁庭运作过程当中,完全背弃了他们原来坚持的学术观点,这些法官是什么观点、什么立场,写学术文章的时候是一种观点,到了仲裁庭上是另一种观点,他们有没有一种既定立场?包括仲裁庭使用的证人,有一位证人在著作里讲“南沙群岛至少有12个海洋地形是岛屿,可以主张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但是到仲裁庭作证的时候却说“一个都没有”,哪有这样的专家?可悲的是,仲裁庭不做任何调查,不做任何辨别,就采信他的建议。这个仲裁庭是谁支持的?他们是挣钱的,谁支配他们?谁支付他们?是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这个体制跟国际海洋法法院完全不同。

国际法院的法官、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他们的酬金、薪水是由联合国支付的,目的是保证他们的独立性、公正性,这五名法官是挣钱的,挣的是菲律宾的钱,可能还有别人给他们的钱,不清楚,他们是有偿服务的。所以说,这个案子是公约生效以来第一个所谓依据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临时仲裁庭,但这个仲裁庭的运作出乎当年公约制定者们的期待和预料,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去年我也讲过一句话,这个仲裁案可能会成为国际法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这个仲裁庭的表现也证明,强制仲裁程序很难取得成功,这个仲裁庭是失败的。这样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能有效力吗?能有公信力吗?它能做到公正吗?有的国家说,这个裁决是有约束力的,有关当事方要执行,这是骗人的鬼话。这么没有公信力的裁决,谁会执行?

起底常设仲裁法庭:既不常设,亦非法庭,更无关公正

实质上常设仲裁法庭既非常设,亦非法庭。这一组织只有一个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起到各类仲裁案件的秘书处的作用,而仲裁委员会则是各个仲裁国在其所圈定的国际法专家名单中自主选择的,实质上参与案件仲裁的仲裁委员会是临时的,是就每个仲裁案的不同而临时设定的,并非常设的。如果仲裁国有要求,还可以成立特别仲裁委员会,而常设仲裁法庭则应当向这一特别委员会提供场所和人员上的便利。

可见仲裁委员会的组成是由国家决定的,常设仲裁法庭服从于国家的安排,其应当根据国家的意愿行事,并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进行裁决,不具有超主权的特征。

常设仲裁法庭的实践

由于常设仲裁法庭在设立初期只接受主权国家间的争端仲裁,所以于1900年创立到1932年之间,其只仲裁过二十起案件。很长一段时间内,其陷入了无案可理的窘境,其起到的作用仅仅为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供法官候选人名单。常设仲裁法庭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生存,逐渐将仲裁范围从国家间的争端扩展到了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国家与私营部门间的争端。

常设仲裁法庭并非专注于解决国家间主权争端的机构,其业务范围已经横跨到了调整国家与其他法人的范围中,涉及到了国际私法范围。如常设仲裁法庭于1935年仲裁了美国无线电公司提起的,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所签订的关于无线电通讯协议的争端。又如常设仲裁法庭在2012-17号案件(PCA Case No. 2012-17)对于美国某能源集团提起的针对加拿大政府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仲裁。

由此可见,常设仲裁法庭根本不是调整国家间关系,解决国家领土争端的专门机构。根据其自身的统计,近年以来,其参与的国家间争端的仲裁只有8起,而其参与的私营部门与国家间争端有73起,其参与其他有国家控制的实体(如国有企业)、国家或国际组织涉案的争端有34起。针对国家间争端的仲裁只占其业务量的7%,不由得让人对其仲裁的专业性与仲裁结果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仲裁的执行

由于国际仲裁是在争端当事国的共识之下提交给仲裁法庭的,那么出于国家在提交仲裁申请时的自愿原则,仲裁结果应当被执行,且仲裁结果应当被视作为最终裁决。但是具体到个案的执行中,则需要仲裁的参与方本着良好的意愿,自觉执行相关的结果。

但根据国际法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制定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The Model Rules on Arbitral Procedure)的第35条,如发生下列三种情况之一,则仲裁结果是无效的:仲裁庭越权、仲裁者的腐败与仲裁严重背离程序正义。当然如果仲裁结果违反了国际强行法和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仲裁结果也是无效的。国际法委员会是于1947年由联合国大会成立以促进国际法的编纂为目的的组织。其意见应当被视作国际社会针对国际法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仲裁庭的越权行为,知名的案例为美国与加拿大关于东北边界划分案。由美国与加拿大所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结果中无视美、加两国提出的边界线,而是自行划定了第三条边界线。这被公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越权行为,导致了该仲裁结果无效。这一案例充分说明仲裁应当充分尊重国家的意愿,仲裁委员会决不能无视国家的意愿,自行其是。

常设仲裁法庭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不同

经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应该已经清楚地发现,常设仲裁法庭并不具有固定的人员构成、并不是法庭,其仲裁和行动均应当遵照国家的意愿,其地位在国家之下而非国家之上。常设仲裁法庭是由1899年《公约》设立的,如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样,这些由特定公约设立的国际机构并非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其只能处理特定范围内,针对特定公约所提出的特定问题,并非普遍的国际司法机构。而仲裁这一第三方解决争端的机制则介乎外交谈判和国际法判决之间,其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仲裁远不及国际法院的判决来得庄重正式,仲裁在严格意义上也不是国际法裁决的一个部分,常设仲裁法庭远非国际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

同样是在海牙和平宫办公的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律地位就远高于常设仲裁法庭,其司法神圣性也远非常设仲裁法庭可比。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构。组成这一法院的15名法官任期九年。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国际法院的相关案件,一旦主权国家同意将相关争端交由国际法院裁决,那么国际法院的判决就必须得到执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四章,安理会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权力,这充分保证了国际法院的执行力及其判决的神圣性。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前身为国际联盟下属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正是由于常设国际法院于1922年的成立使得常设仲裁法庭受理案件大大降低。可见,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主要司法手段早已成为了国际法院的判决,而非常设仲裁法庭的仲裁。

同时国际法委员会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中,向各国建议,如发生诸如争端是否属于仲裁义务范围发生分歧等,可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请协助或请求国际法院的裁决。可见仲裁需要受到国际法司法裁判的约束,常设国际法庭应当服从于国际法院的裁判。

常设仲裁法庭的国际局的人员开支与运转经费由《公约》缔约国承担,但相关仲裁案件的开支及其仲裁委员会人员的工资则有提起仲裁的各方承担。而联合国国际法院的一切开支,包括法官的薪水均由联合国拨付,列入联合国的预算。

综合种种分析,我们发现,常设仲裁法庭至多是一个临时性的,具有一定法律地位的第三方解决争端机制。而这一机制从设立到运行,均需要得到国家的同意,并充分尊重国家的意愿,其国际法地位并不在国家之上,并非是一个能够获得国家所让渡的主权的超国家机构。仲裁其实是一种介于国家间双边谈判和国际司法之间的形式,其并不具有至高的国际司法地位。而由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存在,常设仲裁法庭现在已远非是一个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一般化的解决机制,其法律地位与裁决的神圣性也远远不及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庭在当今的国际司法实践中,更多地是辅助性地参与了涉及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国际私法案件中,其解决国际公法问题、处理国家间领土主权等争端的功能,早在一战后就被替代。常设仲裁法庭也因为其仲裁结果对于国家的执行能力弱,而不被视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良好机制。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法院则具有更强大的国际强行法保障,具有更稳定的人员构成,其裁决范围也更为专业,因此成为了国家间争端的主要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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