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和平状态下的“游击队”——《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

《北平无战事》的题目充满了张力。北平有没有战事?我想,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会认为,北平有战事。只不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就是党国的反贪腐。

作为一部准历史剧,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的故事背景。其实,平津战役只是剧中的一个次要背景,而故事的主要背景乃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贪腐行动。国民党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先生的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的几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处境: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这三段话分别说明了三点:第一、党国国家能力的孱弱。作为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党能力。而国民党的政党/国家能力已然弱化,无法担负起救国使命;第二、国民党的党员已然不再拥有(或者从来没有)信仰。作为党国灵魂的三民主义早已悬空,党员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治人堕落成了经济人;第三、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的阙如。由于群众基础的脆弱,“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国民党”已然名不副实。而这三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贪腐。而《北平无战事》恰恰就是对贪腐的“战事”。

众所周知,“打老虎”一语的发明者其实是蒋经国(即剧中的“建丰同志”)。1948年,38岁的蒋经国在上海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即《北平无战事》中的“铁血救国会”,在父亲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清查党内腐败和奸商投机的行动。《北平无战事》的故事便由此衍生。“铁血救国会”有什么特点?“铁血救国会”又何以可能?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铁血救国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一个由蒋经国(建丰同志)临时集结的青年小组。它的活动常常逸出了党国的法律之外,是一种以突破体制的形式维护体制的非常行动。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德国伟大的政治法学家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施米特认为,战争中的游击队常常是歼敌最多的有生力量,而游击队的特点就是“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游击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正规军的有限性:僵化、笨重、中庸。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事中,“铁血救国会”正是这样一支政治而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北平的战事是反贪腐, “铁血救国会”的游击也不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是如何其沧与方步亭谈笑时说的那样:“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辛弃疾也是当时的游击队,而张安国恰恰是自己阵营中的败类。正是因为辛弃疾的游击队员的身份,才使得他可以不经层层审批便砍了张安国。可以想象,一旦做了宋朝官员,辛弃疾便再也无法伸展铁拳了。

“铁血救国会”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党国制度自身的有限性。制度是僵化的教条的,具有惰性和滞后性。而反贪腐已迫在眉睫,一两年太久,只争朝夕。“铁血救国会”逸出制度反腐,其实是在为党国争取机会。可以说,当时的党国已经等不起了。正如《北平无战事》中何其沧感叹的那样,“没有钱就跟美国人要,要来了援助就拼命地贪”“让人瞧不起啊”,只要美国人对党国“瞧不起”,那么,只要司徒雷登一不高兴,美国的援助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党国的生活资料将要断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已然进入了“紧急状态”。但制度维护的是常态的国家,当党国的贪腐已然成为了常态,制度维护的恰恰就是贪腐。制度对美国人的“瞧不起”无能为力,对紧急状态之下的众叛“亲”离更是鞭长莫及。所以,反贪腐不得不突破体制行非常之事。电视剧中“建丰同志”对梁经纶的期许是谭嗣同一样的人物。我们知道谭嗣同是变法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制宪者。而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认为,一切宪制的源头都是反宪制的。变法和制宪都意味着突破固有宪制,对宪制实行再造,固有的成法在这里不再重要。当然,人微言轻的梁经纶并不具备制度上的立法权,但却扮演了司法者的角色。我们可以联想到施米特区分了“立法型政府”与“司法型政府”,前者以一切宪法和法律为施政标准,后者则可以在具体的个案中便宜行事,因时制宜,在每一个个案中自我立法。施米特欣赏的乃是后者,因为施米特的理论针对的乃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魏玛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培育出了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施米特面对的是一个国家能力阙如的弱政府,这个政府有着完备的宪制,却唯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来实现它。这和《北平无战事》中的国民党何其相似乃尔。制度的有效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制度必须依靠主权者拥有的强国家能力来启动,才能实现自身。但如前所述,党国的国家能力已然弱爆。党国的弱势使得体制内的框架已然无法有效打击贪腐,以至不得不剑走偏锋,通过逸出体制来挽救体制。制度是一个悖论,它要实现自身就必须突破自身,然而党国已没有能力让制度突破自身。正如施米特的“宪法的守护者”理论:单有宪法是不够的,必须在宪法之外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宪法的守护者”,来保证宪法的实施。所以“铁血救国会”便充当了这样一个“宪法的守护者”。我们不禁想起德国大文豪莱辛在《智者纳旦》中的经典台词:“完美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所以共济会是必要的。”

但如果说“铁血救国会”的意义仅仅在于便宜从事,那么它显然撑不起这样一出救国悲歌。“铁血救国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让党国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东西——信仰。正如岳峙先生那篇当红影评《一个三民主义者的幻灭》中所说:“梁经纶是有自己的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而且,他对三民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是只是空洞的官方宣传。他加入铁血救国会,并不是为了挽救党国,而是为了挽救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救国救民。在这个意义上,梁经纶虽然也有国民党党内组织关系,但本质上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当然,比梁经纶“更有”信仰的恐怕就是“建丰同志”以及他的父亲了。信仰是政治性的,信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人。而党国里的大官小官已经完全堕落为经济人了。铁血反贪意味着使经济人变回政治人,使党国官员们拾回哪怕一点的信仰和忠诚。这是一种“灵魂对肉体的僭政”(阿兰·布鲁姆语),然而又是一种必要的僭政。在词典里,“僭”的解释是不合法,但施米特告诉我们,比合法性更高的是正当性,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以正当性对抗合法性。制度的准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正当性,它维护的是消极的合法,却不能开出积极的正当。正是制度的消极性使得党国贪腐横生。“铁血救国会”不按制度出牌的行动,恰恰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制度”上,那就是三民主义——党国的正当性基础。施米特区分了“绝对宪法”与“相对宪法”。如果说,党国1946年由张君劢先生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是“相对宪法”,那么,由孙中山先生定下的三民主义则是“绝对宪法”。基于此,梁经纶(其实是建丰同志)甚至不惜与共产党联合打击党国的腐败。梁经纶在曾可达与徐铁英面前论述共产党与三民主义之亲缘关系的那一段慷慨陈词,想必大家言犹在耳。在梁经纶看来,共产党与党国虽然分属不同的法统,但毋宁说共享了同一种正当性: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历史上,“建丰同志”曾在赣南搞共产而不惜与大蒋公断绝父子关系,而大蒋公到了台湾便实行土改。毛泽东也后悔建国后未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号)与共产党分田地异曲同工的,是曾可达擅卖军粮给北平的老百姓,这也导致了曾可达被处分而自杀的悲剧性结局。“铁血救国会”并不只是“铁血”,它的终极目的乃是救国,而救国便是救民,“铁血”也温柔。由此看来,“铁血救国会”不仅有勇,而且有仁。正如梁经纶在那段慷慨陈词中所说的:“不要再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梁经纶身上最具张力的“双重身份”,在此也不难解释:这其实是对同一个灵魂的不同肉身的选择,选择任何一个都同样正当,然而对另一个却又是不公平的。但毕竟只有有灵魂的人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徐铁英、马汉山这些行尸走肉们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铁血救国会”为什么要和一个啥也不懂的傻小子方孟敖合作,何况方孟敖还有可能是共产党。在“铁血救国会”看来,方孟敖身上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纯净。方孟敖虽然啥也不懂,但就如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方孟敖意味着一种无限可能性,向一切党国急需的美德开放。与之相反的是党国让人泄气的现实性:每个人都被死死铆在了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上,荒淫无耻、吊儿郎当。每个人都试图多捞一点,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丝毫不顾党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政治人都变成了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人。而方孟敖的信仰虽然是模糊的,但却是坚韧的,因为他有热情。热情不是信仰,却是信仰的力量源泉。这一热情有可能是崔中实点燃的,但其实早已根植于方孟敖美好的天性之中。相比于梁经纶阴郁的成熟,曾可达偏执的忠诚,王蒲忱类似于“平庸的邪恶”的党棍气质,方孟敖让人感受到了希望和活力。党国需要的正是方孟敖这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因为党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党内的社鼠螬虫们。可惜方孟敖的美德与“铁血救国会”的政治担当一样,已无法挽救党国。即便打掉了杜月笙儿子这一类的“老虎”,也无奈党国的遍地苍蝇。道德精英到头来只是为自己立法,却无法为党国换血。美好的可能性终究敌不过残酷的现实性。由政治人堕落为经济人容易,由经济人上升为政治人,难呐!!!重建人心秩序的弥赛亚使命,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