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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待发的抗日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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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皂旭

亲历者说

见到伍皂旭老人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老人91岁,正坐在松蒲博爱护养中心的门前晒着太阳。工作人员只是低声喊了一声伍大爷,老人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继而毫不费力地站起身,带着记者向活动室走去。

记者注意到,老人的胸前挂着一枚勋章,“这是军区前两年发给我的,这说明我是没问题的。”一句话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经人介绍,记者才明白,原来老人是当年随傅作义部起义的老兵,后又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 但在文革中老人受到不少迫害,所以他对这枚勋章的意义非常看重。

谈话开始后,记者明显地感觉到,这位九旬老人对当年那段烽火岁月的怀念和对自己传奇经历的自豪。

老人的回忆是从邓铁梅开始的。

与邓铁梅共同战斗的日子

邓铁梅,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竖旗抗日,组建东北抗日自卫军,与辽宁境内其他抗日队伍遥相呼应,多次打击日伪军,令百姓广为称道。而伍皂旭当年就是邓铁梅的警卫员之一。

“我是本溪连山关人,说起来与邓铁梅算是老乡。我原来姓陈,叫陈书仕。‘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凤城上中学,事变发生后,书就没法念了,当时觉得日本人太可恨,就想找个机会和他们干,正好赶上原来当凤城警察局局长的邓铁梅宣布抗日了,我就找到了邓的队伍也参加了。进了部队,邓铁梅就让我当他的警卫员。

“我还记得是邓铁梅教我开的枪,他给我配的是双枪,那叫德国大镜面,就是常说的盒子炮,特好使。我当时就是揣着双枪,保护着邓铁梅。

“邓铁梅这人可厉害,个子不高,还有个外号叫邓豁牙子。他可真能打,枪法也准,抬手一枪肯定打中目标。日本人特别恨他,为啥呢,一方面他的队伍大,真和日本人干,另外还有个事:有一次日本人想和他谈判,意思是引诱他让他别打了,他也假装同意谈判,结果他把前来谈判的5个日本挺大的官都给活埋了。这日本人能不恨他吗,可这也真给我们提气啊。能不拼命打吗?”

不经意间,记者注意到老人的脸上多了两行泪。

“唉,可是毕竟咱们的枪不行啊,时间一长,日本人的武器,还有坦克什么的我们就顶不住了。后来我们就都分开了,化整为零地和日本人干。再后来到了1934年,我就听说邓铁梅被人出卖了,日本人抓了他。后来就杀了他,听说是在沈阳坐电椅死的,真可惜了。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能想起他来。”

勇斗“特务营长”

老人的回忆中,对一件事记忆得特别深刻,那就是在关键时刻,他的力挽狂澜,使得一个营近千人没有被诱骗投敌。老人在回忆此事时依稀还可以看到当年的风采。

“那时候好像是1933年,北京的抗日救国会派一个姓徐的人来,到我们这儿当了营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他是个日本特务,特意混到北京,然后到我们这来的。

“当时邓铁梅就挺怀疑他的,就派我到他身边给他当勤务员,其实也是为了监视他。果然,在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这个家伙带着他管的一个营出发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他要把队伍带到哪去,就只好服从命令跟着走。后来我们走到距离大孤山还有五里地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因为当时大孤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那里的日本人特别多。

“那个营长在大孤山附近命令大家休息时就露出本来面目了,他让大家跟他投降,还许愿跟他过去的都能当官,不愿去的发路费回家。我一看这不是要瓦解我们的队伍吗,这还行?我就暗中观察战士们的举动,同时自己想着办法。

“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在部队里我们有一个三十六友,就是36个人结拜了,我是老疙瘩,而在这个营里有不少都是我的兄弟。其中我四哥就在私下里悄悄跟我说,这不行啊,咱不能投降啊。我也告诉他,你们就都听我的吧。我明白战士们的想法了。于是我趁那个营长不注意,我就把他枪给下了,别忘了,我那可是双枪啊。不过,那时我也小,而且不知道那个营长是日本特务,所以也没处理他,就把他放了,我寻思都处了挺长时间的,哪好下手。要是知道他是特务,我肯定毙了他。

“不过他也没跑了,不久以后,这小子又回来了,这下好了,他被邓铁梅抓住下令枪毙了。这事以后,邓铁梅大大地夸了我一顿。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呢。”

回忆这件往事,伍皂旭是自豪的,就连我们这些听众们的心情也是轻松的,但随后老人讲述的经历绝对是惊心动魄的。

双枪斗伪军

1934年,邓铁梅所率的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伍皂旭和几十名战友继续寻找抗日武装,并坚持战斗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但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之下,各路义勇军均告失败,伍皂旭和战友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先躲进黑龙江的深山之中,再慢慢寻找机会。于是,一段更为艰险的经历开始了。

“我在辽宁这一片打出了名,日本人悬赏40块大洋买我的人头,我觉得自己还真值钱,那时候1毛钱能买10个大饼,40块大洋够一家生活好长一阵子了。我就是那时候改的名,改姓伍了。

“后来我们就跑到了黑龙江的一面坡(今尚志县)的山里躲了起来,那时挺苦,没有吃的,就在山上打野物吃,冬天打野猪,那时候野猪肉当饭,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小米当菜。在那待了有一年多,觉得还是得出来,日本人不停地抓我们,我们的人也经常有受不了就当了叛徒的,所以我们就都从山里出来分开走了,就在那我还遇了一把险。

“那是一个夏天,我揣着那两枝盒子炮,在一座山间的小道穿了出来,可刚一上大道,我就吓了一跳,远处的一棵大树底下,躺了20多个伪军。这下我可为难了,我一个人,他们20多把长枪呢,我想我打了那么长时间日本人了都没死,不能死在这啊。想了半天,我看见旁边的菜地里有个老太太摘了一筐豆角,我就上去把她的豆角筐借来了,我把双枪往豆角堆里一埋,挎着筐就过去了。

“那边的伪军们当时都在那乘凉呢,他们的枪也都架在一起,根本就没注意我,可就在我马上就要过去时,伪军的一个小头目把我叫住了,对我一阵审问,后来他非要检查豆角筐,我一看,没法了,只好来硬的了,我一下子把筐里的双枪一掏,一下就把他镇住了,那些伪军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就过去把他们的枪栓全卸了,然后往筐里一装,押着那个头就走,直到出了山,我才把他放了。”

自那以后,伍皂旭一直在寻找机会参加抗日队伍,在此期间,他又加入马占山的部队,辗转到新疆等地。直至后来他又参加国民党部队,负责通讯工作,解放战争中他随部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又为东北野战军的通讯工作做出贡献。解放后,伍皂旭复员被分配到沈阳工作,文革中受到迫害,后经平反。

当记者向老人告别时,伍皂旭正在认真地看着自己胸前的勋章,眼神里充满了对当年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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