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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11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于1929年到上海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同年与进步同学一起建立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1930年因散发反战传单被日本驻沪领事馆逮捕关押9天。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回国,因加入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发表进步文章,遭警视厅逮捕,后因身份未暴露出狱。1934年被大连“满铁”总部调查部录用。1938年被日本“中派遣军”特务部借调去上海分析中国问题,乘机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并成为党员。他提供的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对中国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大贡献。1942年被“特高课”逮捕押回国,1944年被判死刑,未及执行便迎来日本投降。战前他积极参加了日共重建,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1973年病逝。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曾有一批日本革命志士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中共党员的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就是突出代表。他在隐蔽战线做出了中央称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为了信仰,舍生忘死和临危慷慨凛然的气概连敌手也为之惊叹。

18岁到上海,进入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任教的同文书院,受到革命启蒙

身为日本人却参加中国共青团,因革命活动两次被关押,认识尾崎秀实后投身情报工作

1929年夏,中西功这个18岁的日本青年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此时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办起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中西功进入的同文书院,正好由中共党员、不久前刚留日归来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王学文主持教学。

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中西功,到沪后发现周围的中国人常用异常眼光看着他们,开始认为是“人”对“皇国”的固有敌意。经过王学文老师讲解,再认真了解历史,他才知道这是日本的侵华政策造成的。再联系中日两国社会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中西功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学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沪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把他关押了9天,释放后还勒令停学一年。

初次入狱,使中西功更认清了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决心以革命来推翻它。1931年初,他加入中国共青团,并担任了书院的团支部组织委员。翌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令日籍学生参战,中西功马上以“撤出侵沪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他们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他结识了以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尾崎秀实,从而开始了他人生传奇的一幕。

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他因参加了无产阶级研究所,被警视厅侦破后遭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获释。此时尾崎已打入上层,将中西功介绍到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满铁总社调查部”。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1938年日本“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通”却乘机从事了相反的工作。

利用在日军特务部的条件,四年间向延安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看到这些简直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做了详细记录

由于准确发出日本南进的情报及袭击美国的时间,“中共谍报团案”震动日本军部和政府

中西功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已成为中共党员的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成为正式党员。此后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有些行家说,看到这些情报,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并做了记录,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做出了极高评价。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其实中西功对此情报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两个月,佐尔格、尾崎便被捕,近卫内阁受此案牵连倒台,日本决策层对南进尚未最后拍板。此时中西功冒着极大危险返回东京并到“满铁”探到绝密材料,得知了南进决策已定并了解到准确日期,报告了延安并转苏联,才接续完成了佐尔格、尾崎的事业。

尾崎秀实被捕,与之关系极密切的中西功显然要受追查,当时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区。中西功却相信尾崎不会供出自己,又考虑到这一岗位他人难以替代,便以高度责任感在半年内迟迟未走。日本“特高课”通过追寻线索,终于在1942年夏秋逮捕了中西功和其他中日情报人员20余人,其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

受中国革命教育后,站到反本国侵略一边。冒生命危险提供情报,只为信仰不要钱

一个日本人,在本国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站在中国一边,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年乃至今天都不能不为人赞叹。能出现这种奇迹,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正义性的感召力,使真正了解这一事业的日本青年也投身其中。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本意是想以此控制中国。许多日侨受军国主义影响而抱有“大和民族优秀”的错误观念,不过也有一些人来华后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中西功就学的上海同文书院,曾被人认为是日本人培养文化特务的场所,然而因马克思主义学者王学文在那里任教,结果以先进的思想教育出十几名日本进步青年,使他们加入了共青团,有几人回国后还成为日共的领导干部,进入隐蔽战线的人更成为特殊英杰。

中西功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却认为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在东京法庭上,他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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