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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两天的G7峰会在日本民众的抗议声中闭幕。也为奥巴马访问广岛的议程所冲淡。尽管如此,日本以东道主之利,依然最大限度地消费G7峰会,将东海和南海问题纳入峰会公报。包括7个富国的俱乐部,已经异化为意识形态化的江湖,失却了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本来意义。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当下,G7峰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导向作用,应该让位于G20峰会。

再过3个多月,在中国美丽的江南城市杭州,将举办G20峰会。这个包括G7成员以及其他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全球经济体制机制,将聚焦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本次G20峰会的主题是“共同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4个“I”不仅精准定位了全球经济面临的“新平庸”困境,也是让全球经济走出后危机窘况的答案。当然,找出问题和指明方向,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沉疴痼疾一下子就能解决。

毕竟,全球化是个庞大的利益系统,复杂纠结的博弈充溢其中,使得市场的普遍理性和实践的利益个性不同步。加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市场环境、法治基础和经济治理存在差异,G20给出的建议和思路也只能起到阶段性的市场促进作用。但是,从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的3个“I”--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实(Implementation)与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forgrowth),到杭州G20峰会的4个“I”,G20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延续性。

虽然西方社会对G20峰会的看法有了改变,伴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复苏通道,G20峰会似乎失去了利用价值。但是相比G7峰会重启小圈子并且不断混搭争议性的政治议题,G20峰会的主题从未失焦过。也许包括G20成员在内所有国家都有一个郁闷的问题,从华尔街开始的这轮危机周期,为何前所未有的漫长?替代失效G7机制的G20峰会,为何未能让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颓势?

全球化是大方向,但各主权国家(集团)存在着各自的市场利益。这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但越是复杂,越需要稳健、耐心且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机制去协调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这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G20峰会的机制存在,全球经济或陷入更加紊乱的状态中。更要者,从G7到G20,象征着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危机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现在变成了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共同治理。IMF增加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投票权,AIIB成为和WBG一样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和G20机制一样,都是这个危机周期的成果。

危机周期带来的全球经济疲软令人不安,但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秩序调整却是好消息。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的更加均衡,全球经济秩序更为公平。

作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7峰会已被证明为无效机制。G20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虽然未能让全球市场走出危途,但其存在对全球市场确乎发挥了引领作用。因而,不管G7成员承认与否,G7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已经让位于G20。除非,全球经济秩序再退回到危机前西方世界主导的模式。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而,G7峰会才会从经济主题扩大为政治层面,只有这种“更新”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有趣的是,G7的“存在感”是靠中国来支撑的,无论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隐喻,还是对中国产能过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都是G7峰会关切的对象。这也折射了G7集体有意识的焦虑,对全球经济新秩序引领者中国的焦虑。即如日银理事、富士通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早川英男所言,“中国虽然没有参加峰会,但却是‘幕后主角’。”

然而,相比日本G7峰会,中国作为G20峰会的东道主,不会对G7对华的那些政治焦虑纳入议题,并通过更广泛的G20机制进行反制。G20峰会,依然会聚焦全球经济这个焦点课题,围绕4个“I"集中与会各国智慧,为全球化指明正确方向,为全球经济走出颓势提供可能的实践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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