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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4日,南京街头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全市的交通岗和守望岗上见不到一名警察,巡逻队也不见了,交通秩序一片混乱。这就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的南京警察罢岗事件。

天机泄露

1949年2月,南京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务主任李瑞甫,匆匆忙忙来到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的办公室(二人是中央警官学校同学)。一见面,李瑞甫就对刘海亭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叫保安警察队到国防部去领几百枝美式卡宾枪,总队队长唐精武想趁机会去领几枝布朗宁手枪,但国防部负责发武器的于广荫感到为难,不肯发给他。李瑞甫知道刘海亭与于广荫比较要好,所以前来求刘海亭帮忙疏通。刘海亭一口答应下来。不久,他们即多领了12枝布朗宁。

事成后,刘海亭好奇地问唐精武:“黄厅长领这么多卡宾枪干什么用,是不是想更新警察厅的装备?”不想唐精武压制不住得意的心情,透露了黄珍吾曾经叫他草拟的一个打游击的秘密计划。原来他们领取卡宾枪不是为了更新南京警察的装备,而是为了将来打游击用的。唐精武说:“我们在战场上恐怕不行了,南京早晚要丢掉。黄珍吾有一个设想,准备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因为一、那里三省交界,有空子可钻,有回旋的余地;二、该处山多,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三、四周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军用和粮草的补给不成问题;四、闽浙两省靠近海岸,既便于从国外接济武器弹药给养,又可在遭到围剿的时候,从海上逃跑。将来国民党大部队反攻时,可以从游击区向北挺进,捷足先取南京,争取首功。”听了唐精武的一席话,刘海亭恍然大悟。但唐精武却浑然不知,这个天大的机密从他口里泄出,却引来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

原来这位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的刘海亭,早在前一年(1948年)即由田竺僧介绍,参加了由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郭春涛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且在此以前,刘海亭早已通过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的田绥祥同志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胡勤业等人取得了联系。于是,大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在南京开展了民主革命的反蒋斗争。

此时,刘海亭得到这个消息后,不取怠慢,便马上告诉了田竺僧和胡勤业。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指示胡勤业,要刘海亭利用黄珍吾贪污疏散费的案件,发动全市警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粉碎黄珍吾建立游击据点的阴谋。

关于黄珍吾贪污疏散费问题的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南迁,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首先迁往广州。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有的愿意随同逃亡,有的则不愿逃跑。国民党政府为了安定人心,规定对准备逃迁的公务人员每人发给3个月薪水的“应变费”,作为安顿家属之用;对不愿南逃的公务人员也发给3个月薪水的疏散费,就地遣散。留在南京的公务人员为了团结自救,组织了“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到财政部去请愿,要求继续发给薪水,财政部不同意,便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国民党当局怕事情闹大,便一面宣布“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一面则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将疏散费由原定底薪的150倍,增加到280倍。但黄珍吾领到首都警察厅全体官警的疏散费以后,却扣押不发,企图贪污肥己。这是很容易引起众怒的事情,所以当时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指示刘海亭等人,要利用这一事件来挫败黄珍吾准备去闽浙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

巧设圈套

刘海亭得到指示后,想好了策略,立刻去找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的同学、时任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的马广运。马广运是刘海亭的挚友,也是民革成员。二人商量一番以后,决定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摸底活动。没有多久,他们即得知黄珍吾已将领到的武器弹药以及他的私人行李装上卡车,准备运往福建。经办这件事的是黄珍吾的亲信薛凤(特警大队长),卡车就停在延龄巷特警大队部内。恰巧,延龄巷属中区警察局的管辖范围。马广运查明了发车时刻,就在前一天夜里派人利用职务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卡车的轮胎弄坏了。

第二天拂晓,这辆汽车的司机匆匆钻进驾驶室,很快发动车子开走了,哪知卡车一出延龄巷就在大行宫街上抛了锚。大行宫是南京的热闹地区,此时天已大亮,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交通很快被阻塞。薛凤本来是想开卡车趁凌晨人少之际悄悄溜走的,但没想到“出师不利”,一下被困在闹市区。他见到装满武器的卡车成了行人注意的目标,十分恼火,向着满头大汗的司机大发雷霆,指责他临行前不加检查,以致出了这个大乱子。司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也憋了一肚子气。这时,马广运事先布置好的交通警察出现在卡车前,他指责司机,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妨碍车辆运行。这个司机正有一肚子气,当即和交警吵起来,于是交警行使职权,将卡车扣押,并拖到中区警察局处理。

此时,田绥祥指示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离开警察局,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和刘海亭二人到一位姓朱的朋友家去打麻将、吃饭。估计马、刘二人已远离了警察局,田绥祥又通知了在《南京人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志,以记者身份赶到中区警察局去采访。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第二天,《南京人报》以大标题登载了揭露黄珍吾的消息,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着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黄珍吾又气又急,悍然下令刑事警察的便衣特务,将《南京人报》报社捣毁查封,并勒令停刊,要该报在其他报纸上登载声明,予以更正,并向自己道歉。这即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捣毁《南京人报》事件。对此,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则花钱向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经过一番活动疏通,《南京人报》很快又得以复刊。田绥祥为了安全起见,也奉命带着家属离开了南京,转移到上海居住。

罢岗事件

黄珍吾开溜失风的消息发表后,首都警察厅全体警官义愤填膺,纷纷指出:“黄珍吾的金银都是从我们头上刮去的,领了我们的疏散费不发,却带着姨太太要逃跑,我们不能答应。”不少警官到清凉山的警察学校集会,有些人气愤地说:“黄珍吾再不发疏散费,我们就不上岗。” 这天晚上,刘海亭睡在局长室内,床边就是一个自动电话。刘海亭冒用东区警察局太平桥警察所值班人员的名义,给西区警察局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打电话:“你们那里怎样了?”对方被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刘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南区和东郊警察局的几个警察所都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罢岗了,黄珍吾不发疏散费,大家决不出勤上岗。”对方一听:“原来这样,那我们也罢岗。”于是那个值班人员又打电话给其他局、所,探问联系。这样,一夜之间几乎全市的警察局和警察所都知道了这件事,经过串联,决定以警察罢岗的行动来抗议黄珍吾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

于是,出现了全厅罢岗罢勤的局面,全南京市的交通岗和守望岗上见不到一名上岗的警察,巡逻队也不见了,交通秩序一片混乱,居民人心惶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小道消息不翼而飞,有的说共产党要进城了,有的说黄珍吾带着小老婆坐飞机跑了,各警察局局长也跑了。黄珍吾闻讯,惊恐万状,又怒又急,赶忙通知各警察局长,一面追查前晚电话来源和罢岗为首人员,一面要大家帮忙,稳住局势。各警察局长早就对黄珍吾的贪污心存不满,所以也不肯尽力安抚警察,对电话的来源则相互推诿指责。黄珍吾见事态有扩大的可能,忙集合全厅警官在大华戏院开会说:“疏散费,我们并未领到,因警察已编到战斗序列中去了,也就是军队了,军队不发,我们也无法,不过我会尽量帮大家去争取。”继而又威胁说:“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但台下仍是乱哄哄的,根本无人听他的话,不少人还高喊:“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是警员。”“我们要求发放疏散费!不发就不上岗!”

这时,警察厅督察处处长吴坚中见黄珍吾下不了台,便假装叫黄珍吾去接电话,实际上是在后台商量对策。经过紧急磋商,他们都感到疏散费不发实在是不行了。于是黄珍吾又重新回到台上,装出一副刚接到电话的样子,假惺惺地说:“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吵了,刚才接到上级的电话,领发疏散费的事情已经得到了批准,马上可以发给大家,各局可派会计到厅里来领。”

轰动全市的南京国民党警察罢岗事件,终于以黄珍吾的失败而结束了,这件事不仅迫使他吐出了已经吃到嘴里的一块肥肉,而且粉碎了他偷运武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原已装上卡车准备运走的枪支弹药,后来只好被迫发给了保安警察总队和各警察局。事后,黄珍吾余怒未消,抓了几个在大华戏院会场上吵闹的警察,诬陷他们为“故意捣乱的共产党”,以泄私愤,但对绝大多数警官,他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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