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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大门被敲开了,杂七杂八的外侨社团很快就涌入了这个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城市,从流亡贵族和政客,到中下层难民,从身家清白的学者商人,到卑鄙下流的社会渣滓,各色人物纷至沓来。

1940年7月,一位特殊的女客款款步入外滩和平饭店(今天的锦江饭店)的大堂,这位自称印度公主的苏玛里(Sumaire )一掷千金,在上海滩最昂贵的酒店长租下了一间套房。芳龄22岁的美女苏玛里,号称印度公主,真实身份却始终成谜。她举止优雅,风姿卓绝,社交生活充满丑闻,这一切令她立刻成为上海滩的焦点。

苏玛里享受着大上海繁忙而惬意的夜生活,体验着移植自西方上流社会的闲适。但是上海还有它霓虹灯下的另一面——作为中国最大、最国际化也是最危险的城市,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上海更适合成为秘密间谍战的发生地了。上海的富庶和鱼龙混杂使其成为野蛮的经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阴谋、暗杀的战场。

二十四层地狱

当时的上海仿佛是陷于战事的西方世界的缩影,同时又成为了欧洲难民的远东避难所。这里聚集了各种身份复杂的人,从而汇集成别具一格的场景——“白”俄与“红”俄将他们相互之间的刻骨仇恨从母国带入上海,远在异国他乡却仍厮杀不休;德国商人在德国花园总会(German Garden Club)忠实地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却沮丧地发现,在上海他们的人数已被逃离纳粹迫害的数千名说德语的“非雅利安人”( non-Aryan)难民超过;高高在上的不列颠“上海居留民”( Shanghailander)与富有的塞法迪(Baghdadi )犹太大亨们擦肩而过;韩国黑帮、菲律宾音乐家、赌场老千、扒手和各类诈骗犯在上海也如鱼得水。不同国籍的娼妓在国际大饭店(Park Hotel)、新城饭店( Metropole )、和平饭店( Cathay ) 等地勾引游客,或者在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风月场所勾引各国海员和军人。

极力保持优雅姿态的上流社会社交圈和下层的劳苦大众,奢华与赤贫,虚荣与污秽在上海的土壤里共生共存。在仙乐斯夜总会(Giro' s night-club),这个城市第一个装配空调的高级社交场所,英国大班、青红帮大佬与其妻子或情人一起在午夜翩翩起舞。门外,身着制服的俄国门卫,身上佩戴着从虹口市场论打买来的假徽章,自封为前沙皇将军,不时驱赶阴魂不散的残疾乞丐。在其他一些中下等的舞厅、酒吧和“会所”,白俄“舞娘”和中国“歌女”们成排地站在门口招揽生意。据统计,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每十三个妇女中就有一个以卖淫为生。

泛滥于整座城市的暴力已经成为顽疾。政治刺杀、帮派火并、情敌决斗充斥着各个角落,法租界的一条巷道(今溪口路)因为频繁出现外国军官和水手斗殴,鹅卵石的道路变得血迹斑斑,整条小巷被称为“血巷”。“上帝呀,是谁让上海变成了一座罪恶之城?”一名美国传教士如是说。有一个中国记者曾写到:“四十八层摩天大楼组成了上海,大楼的下面却是二十四层地狱。”

苏玛里“公主”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流亡的苏玛里“公主”。她究竟是谁?她真是印度公主吗?她为什么来到上海?

苏玛里公主让我们想起张爱玲笔下的萨黑荑妮公主,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写道“一群洋绅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漆黑的长发,结成双股大辫,高高盘在头上。那印度女人,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形,直开到腰际……她的脸色黄而油润,像飞了金的观音菩萨,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里躲着妖魔。古典型的直鼻子,只是太尖,太薄一点。粉红的厚重的小嘴唇,仿佛肿着似的。”

和《倾城之恋》里的“公主”一样,苏玛里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不同背景的人,除了社交场里最常出没的意大利驻守士兵、流亡的英美小姐、剧院里正当红的舞蹈演员,一群来自非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等加入了苏玛里的圈子。这其中有堕胎医生、妓院老板、敲诈勒索的老手阿尔伯特•冯•米奥里尼“医生”(Dr Albert von Miorini ),诈骗专家、毒品贩子、江湖郎中赫尔曼•厄本(Hermann Erben ),还有阴险的法裔美国记者、杂牌飞行员伊莱尔•德贝里埃( Hilaire de Berrier )。根据上海警方的记录,除了有日常职业外,这些人还是低级特工,通常为出价高的主顾提供服务。

《倾城之恋》里的萨黑荑妮公主“别看架子搭得十足。在外面招摇,说是克力希纳•柯兰姆帕王公的亲生女……其实,不能回国倒是真的,其余的,可没有人能够证实”。 苏玛里“公主”的身份倒是有人能够证实,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仍由英国人控制,他们当然不会对任何突然出现的社交名媛视而不见,于是派出侦探麦孔(McKeown)全面调查苏玛里的底细。根据麦孔的报告,她的确是印度帕蒂亚拉邦末代土邦主(Maharajah of Patiala)的家族成员,据帕蒂亚拉邦土邦主的回答,她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她有可能是我的女儿,因为我一共有23个女儿。”于是,麦孔最后总结到:“她是帕蒂亚拉邦末代土邦主的侄女,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情妇。”苏玛里“公主”曾经嫁给印度国家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但不久后离异。有传言说她是女同性恋者,而这完全与印度传统背离,因此被土邦家族驱逐。麦孔将调查报告做了绝密封存,副本交给上海的英国情报机构代表哈利•斯特普托(Harry Steptoe),同时,苏玛里和她周围的人继续受到英国情报机构的监视。

苏玛里20岁的时候,曾在巴黎做过埃尔沙•斯基亚帕雷利(Elsa Schiaparelli)的时装模特,作为与可可•香奈儿齐名的时尚大师,斯基亚帕雷利用她的影响力帮助苏玛里打入了西方上流社会。事实上,苏玛里的外貌和身材并不符合人们对时装模特普遍的审美观——脸不够小巧精致,鼻子有些塌,身高也和其他模特有相当差距,但她身上充盈的东方神秘气质,举止的优雅,让她在社交场的明争暗斗中战无不胜,男人们只要见过她一面,鲜有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者,连酒店大堂的男侍者也对这位女客人过目不忘。

当然,苏玛里之所以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决不仅仅因为她可疑的身份和层出不穷的花边新闻,环绕在她身边的人物,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她的朋友——米奥里尼医生、厄本医生和德贝里埃统统都是轴心国的间谍。

苏玛里和她的圈子只是众多的亲日派政治阴谋团体之一。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多面人“尤金•皮克船长”,此人拥有多重身份,行为乖张莫测。“皮克船长”也只是他的众多名头之一,和“欧万斯先生”、“科林治医生”这样的称谓实质上并无大异。

多面人皮克船长

“皮克船长”原名艾夫根尼•科耶夫尼科夫,1899(一说190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一个哥萨克陆军上校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后来他自称曾11次被德军俘虏但每次都成功越狱。1919年至1922年间他在莫斯科陆军军官学校和音乐与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供职于苏联驻阿富汗和土耳其大使馆,任陆军武官。1925年,皮克随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工作。1927年,他将共产国际的机要情报出卖给英国情报组织,据说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共产国际的行动在中国失败。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将皮克提供的情报以备忘录的形式呈报给英国外交部,同时附加评论到:“此情报虽然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准确,但极其接近真相,可信度相当高。”因此这份情报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下发到英属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

而皮克绝对不是个忠于英国王室的国家特工。这个兜售情报的多面间谍在向英国政府收取了丰厚的报酬后,又瞄准了山姆大叔的腰包,与美国财政部长的第一桩情报交易,他就轻松赚到了2000美元。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皮克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他既是远东大剧院的老板,也是戏剧、歌剧和芭蕾舞演员。在那段风光的时间里,他最为人熟知的名字当属尤金•霍文斯,这是他的艺名,也是他无数个名字中风头最劲的一个。他的朋友这样形容他:“(他)长着一张典型的蒙古利亚脸,光头,戴着黑帽子,头上有烧伤的疤痕,酷爱伏特加,酒量了得,注重衣着打扮,经常随身带一把镶珍珠的左轮手枪。”有传言说他头上的伤疤是在他背叛共产国际后被共产党人殴打留下的,无论如何,他与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决裂已经公开,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彻底 脱离了最初的政治战线。

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中形容他一方面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优秀的语言学家;出色的演员;文笔流畅的作家”,另一方面是个“能力极强的谋杀犯、特工、叛徒和军火走私贩。”

在上海这座充满机会的城市,显然如鱼得水。情报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看家本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把打探情报的能力用在了获利的刀刃上,靠多渠道买卖情报和敲诈勒索,皮克最终大富大贵。江湖传言向来甚嚣尘上,当年一个同性恋的美国法官先是被“皮克船长”勒索巨款,不久后就横尸黄浦江。中统和军统其实并没有对皮克这等嚣张的角色视而不见,杜月笙和黄金荣也和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大佬有理不清的矛盾,租界巡捕房里的英国人也无法一忍再忍,于是以伪造罪、敲诈罪、逼良为娼罪等等皮克被一次次送进监狱。“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皮克在法庭上被宣布有罪时,在场的人想到的就是这句古老的中国俗语。不过,上帝的审判迟迟没能来到,因为这个狡猾的流氓大亨又抓住了新的机会——日本人。

1937年秋天,“八•一三”事变后,英、法、美、意驻军与日本协定划分在上海的驻军范围。皮克开始为日本海军情报局的上海办事处工作,他聚集了一批外国人,专门从事针对英美等国的反间谍行动,搜罗了大批西方情报提供给日本人。

1940年,皮克在日本度假期间结识了日本军官大谷稻穗中佐,此人后来成为海军情报局驻上海的总负责人,同时也是皮克的幕后老板。日本投降后,大谷稻穗在纽伦堡审判中交代了他和皮克的间谍行动,并称:“他(皮克)之所以这样做(充当间谍),是因为对苏联共产党强烈的憎恨。” 据他形容,每次皮克提起苏共,两眼就流露出难以言状的仇恨,面部扭曲,情绪激动,如同舞台上一个完全入戏的角色。当然,没有人知道皮克背叛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导火索是什么,但是一切仇恨都不是没有来由的,一切倒戈也不是朝夕间的心血来潮,也许皮克此人注定就是一个带着无数张面孔的演员,倒在西线战场上的俄罗斯士兵是他,将苏联共产党人送入日本法西斯魔爪的也是他;在上海舞台上表演《胡桃夹子》的是他,操纵黑社会打手绑架良民走私军火的也是他。

且看他的手下笼络的是一些什么人——长号手内森•拉比(真实身份是芝加哥黑帮的职业杀手)、上海滩上最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头目、俄国前海军官员迪波特(皮克的忠实随从)、敲诈勒索的老手弗拉基米尔(日本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线人),还有十几朵掩人耳目的俄国交际花。皮克的地下情报集团总共40几人,这帮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只要有利所图,任何人都可以被他们收买和出卖。

暗战渐酣

以上只是上海这个远东地区最大的情报市场的缩影。日本军队全面占领上海后,这座城市的头面人物们大多拥有双重或多重身份,是地位显赫的政客,也是阴暗凶残的罪犯,是凛然正气的警察,也是黑帮堂会的马仔,是舞台上红得发紫的明星,也是精明狡诈的美女间谍。每个人都在战争的泥潭中奋力追求、躲避,发达或者堕落。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对英美宣战。一小时后,中国时间12月8日清晨4点,日军向美军驻守在上海黄埔江上的 “威克”号(USS Wake)和 “北特烈”(HMS Peterel)号劝降,负责劝降的就是皮克的日本后台大谷稻穗中佐。“威克”号成为二战中唯一向日军投降的美军军舰,后被日本海军征用,改名“多多良”号(Tatara Maru)。而另一艘军舰“北特烈”号的舰长斯坦福•波金霍恩少校当场拒绝,于是被日军击沉,成为在上海黄埔江上唯一被击沉的外国军舰。舰上18名船员,6人殉职,多人重伤,3名获救上岸,其中2人被捕,仅一人士官詹姆士•卡宁在逃。日军向英国政府驻上海联络处施压,英方负责人休•科勒只好三番四次发布公告,劝降卡宁。但卡宁化名“崔斯先生”,一直潜藏于上海。又有人传说他辗转逃到了重庆,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和国民党政府合作,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

苏玛里的朋友迈米奥里尼“医生”发达了起来,为了储财,他订做了一块金砖,谁知道这种露富的行为引起了德国人的警觉,他被怀疑同时向蒋介石政府出售轴心国的情报,不久,奥里尼“医生”暴毙在上海一家医院。后来发现他生前曾一度钻研中国的毒药,死后尸体又由纳粹集中营的法医解剖。这一切不由得人们怀疑此人的死与盖世太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那块沉甸甸的金砖,随后也不翼而飞了。

另一个重要人物——赫尔曼•厄本“医生”,和轴心国的蜜月则较为长久。他曾在浦东的难民营当了两年多卧底,为日本宪兵搜集情报。

皮克本来被判杀人,即将服刑,但依靠大谷稻穗这个强硬的后台,他在珍珠港事变前一个月就被释放,开始为日本海军情报处服务。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上海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沦陷期。

1943年4月,皮克和苏玛里这个两个外国间谍团体突然结成了联盟,联盟是以苏玛里和日本人高见守彦的联姻完成的,这场婚礼仿佛德、日轴心国盟约在上海的缩小版。高见守彦像苏玛里一样炮制了自己“欧洲伯爵”的贵族身份,事实上他是出生在纽约的日裔医生,持有美、日双重国籍。而新娘子苏玛里“公主”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重婚者,因为她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印度丈夫正式离婚。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上海国际大饭店公开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来宾囊括了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和政界要人,德国、日本高官,俄国逃亡贵族、汪精卫政府要员,统统盛装出席,一派“大东亚共荣”的景象。

但是,这段建立在阴谋与暗战之上的婚姻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很快走向破裂。婚礼后不久,高见守彦接到日本军部的命令,跟随皮克去菲律宾执行任务,其间,苏玛里发现他另有情妇,同时敏锐地嗅到战事的变数,于是将日本军部发放的薪金和家属津贴全都装到了自己的口袋。1945年初,她另结新欢,和法国记者罗杰•皮埃尔建立了暧昧关系。

间谍的末日

1945年9月以前的上海,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但战争发展的方向显然不可逆转,日本的统治已经接近崩溃。苏玛里私人酒会的宾客名单,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陌生的美国名字。她多次公开宣布自己被高见守彦的背叛深深伤害,同时频频与帕蒂亚拉邦的印度家人联络,请求他们给予自己经济支援,要脱离上海“这座悲惨的城市”。二战结束后,她的行踪已经不可知,1946年时有人曾见过她,这个命运多舛的“公主殿下”称自己准备嫁给一个美军军官并移民美国。这是关于她的最后消息,此后,这个上海滩著名的社交皇后销声匿迹。

而“尤金•皮克船长”也没有善始善终,他拒绝了自己的“上司”和“恩人”大谷稻穗从日本军部私自挪用了一百万日元,拒绝了在日本经营俄国俱乐部的邀请,转投了美国人的怀抱。在这条变色龙的职业生涯末了,他还是被美国政府遣送回了上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不过这个情报场上的老油条轻易就利用美军反谍队重获自由。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撤退前夜,皮克逃到台湾,并打算继续以共产党问题专家的身份取得蒋介石政府的一官半职,但最后在台湾政府的内讧中失势,被关押于台北监狱。

这些外国特工在上海的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影响整场战争的进程。但在列强角逐的上海滩,这些人代表了轴心国在上海和远东地区的所作所为,这些多重间谍绝不是在舞台上简单的跑龙套。在沦陷中的上海,日本人利用这些外国情报组织,和西方以及中国的种种政治、社会力量周旋,梦想依靠这些多重身份,社交广泛的“公主”、“船长”、“专家”、“医生”控制上海,取得各西方协约国的让步和妥协。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之前,这样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在这些情报间谍的“帮助”下,日本人越来越地收紧了对这座城市的索套。接下来的四年占领期内,高压和辖制无处不在,上海成为远东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8月英军正式撤离上海,原英国占领区被日军及万国商团接管,同时一大批英国警官被作为“政治犯”逮捕,关押在上海的海防路兵营。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这些地下“同僚”们开始见风使舵以至迅速倒戈。蒋介石政府留在上海的地下武装针对日本人及其合作者发动了多次暴力恐怖活动(锄奸),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一直在与之较量,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上海最终摆脱了白色恐怖和阴暗的沦陷。

历史的一页早已翻过,从和平饭店望向黄浦江,外滩已不再是英法领事馆和日本宪兵部进行拉锯战的场所。无论是公开的对抗,还是复杂的地下斗争,所有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都被战争的洪流冲洗得干干净净。那场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国际性质的上海秘密战,连同显赫一时的人物们,终归流失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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