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次国际警务合作

人们一般知道,中国的国际警务合作始于1984年。那年的9月5日,中国被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接纳为成员国。在这之前,中国对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是除联合国以外,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组织并不了解。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就是协助成员国侦查罪犯。执法方式是发出国际通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国际通缉令”。根据左上角国际刑警徽的颜色,通缉令分为红、蓝、绿、黄、黑五种通缉类型。红色通缉令当于逮捕证,任何成员国收到此通告后,应对被通缉的人实施逮捕并羁押,直至将其引渡或通过其他途径转交给申请国;蓝色的是要求成员国警方对涉案嫌疑人予以查明;绿色的提醒各国警方预防惯犯。黄色的失踪人员的信息;黑色的是要求识别死者身份。使用最多的是“红色通缉令”,被通缉者是应立即绳之以法的在逃犯。

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创立于1914年4月。

所以,当我拿起这份发自美国纽约中街二百四十号警察署的国际通缉令时,意识到它比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整整老了十岁。它诞生于1913年5月5日,距今102年。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历史虽然可以追述到1914年4月摩纳哥的“第一次国际刑警大会”,然而大会闭幕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会所形成的所有决议还未得到实施就夭折了。一战结束后的1923年9月,第二次国际刑警大会在维也纳举行。这次大会被世界公认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立时间。因为此次大会后,这个组织在打击国际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之初的十年内,共协助各成员国捕获了三千多名犯罪嫌疑人。



从这份美国纽约警察署的通缉令的内容看,级别绝对够得上红色了,并且连格式都与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相近:“本年五月三日晚十一钟四十五分,诗立阳尼约翰在纽约城内枪杀巡警剔耳、黑内二名及居民梨邹一名。此犯祖籍义大利,久侨纽约,受洗赐名奥类习头,然人皆称为翰类诗立德,习业裁缝,能用手织机。逸犯诗立阳尼约翰容貌如下:国籍美国,祖籍义国,年二十一岁,身高五英尺一寸又四分之三,身重一百磅,体柔发黑,密而长,向后梳。睛兰色,皮极粗而色深黄,行凶时着灰色条纹布衣服,戴硬领及领带,冠黑色大帽,着黑鞋,一九零三年至一九零五年及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皆因盗窃监于Houseof Refuge及Sing SingPrison二监,交接之人恒为好斗者及娼妓等,常到球房、戏园内之酒馆及义国娼家等处,应住于义人开设之酒店及公寓。此犯约由美国或加那大口岸登轮逃往欧洲、古巴、西印度、墨西哥或南美洲等处。敦请各处警察官吏于离港之船、达到火车留心侦察,如承缉获,请电示,当派警官一员携带公文前往,电费奉缴。”

该通缉令的签发日期是1913年5月5日。而三天前,也就是1913年5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刚刚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而美国纽约警察的“对口单位”,京师警察厅也才开张四个月。

在美国,凡袭击、伤害和杀害警察的行为,有一个独立的罪名——袭警罪,这个罪名适用于死刑,何况是枪杀了两名警察,外加一名居民。所以,美籍意大利人诗立阳尼约翰枪杀警察案,算得上是一起特大案件了,美国警察上天入地也要把他抓住法办。当年还没有一个类似国际刑警组织的机构,通缉令只能通过使馆转交。纽约警察署的通缉令便由美国使馆转到中国警察头子赵秉钧手上。赵秉钧遂命京师警察厅以及中国口岸城市警察协办。

赵秉钧是如何看待这个跨国通缉令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秉钧当时无心帮助美国警察抓罪犯,他自身尚且难保。通缉令到达北京前夕,他正身陷代袁世凯谋害宋教仁漩涡。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请辞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官职务。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加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欲爆发,因而准赵秉钧辞去国务总理和内务总长官之职,降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警察厅。

内务总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步兵统领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长加上武警总队司令员再加上卫戍部队司令员。赵秉钧官职降了很多,却还替袁世凯把持着警察大权。袁世凯这样做也许是人尽其才吧。袁世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警察史上的一个奠基人物,赵秉钧则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1901年,赵秉钧被袁世凯委以创办中国巡警的重任,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开始替袁世凯经营警务,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功勋建树深得袁世凯的信任。

然而赵秉钧成也袁世凯,亡也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应夔丞越狱后由上海潜往北京,袁世凯令军政执法处派人处死应夔丞灭口。捕风捉影的报纸把屎盆子扣在赵秉钧头上。赵秉钧为洗清自己,动用手中的警察权,发电缉凶,全城搜捕杀手。并对袁世凯有抱怨之词。不久,赵秉钧莫名其妙被毒死。传言系袁世凯痛下毒手。

国际通缉犯诗立阳尼约翰的下场如何,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开始国际警务合作的时间应该大大往前推。至少,中国的警察外交从民国初年就已经有了。1923年的第二次国际刑警大会,就曾邀请中华民国参加,中华民国也派代表前往了。不知何故,中国代表在大会结束后才到达维也纳。中华民国建立于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各派军阀相互混战,政权频繁交替并立,哪个总统也做不长久。笔者无能力查找民国初年的中国是否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只知台湾政府于1961年以“中华民国”名义申请加入其中。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时,台湾政府退出了国际刑警组织。

就算当时的中国还没被接纳为成员国,按照惯例,国际刑警大会通常会邀请非成员国参会。国际刑警组织是西方创办的,他们对当时中国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很是欢迎。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一直是英美两国的主张,在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后,袁世凯顺利当上了总统,英美两国欢心鼓舞,袁世凯当总统可以保证英美的在华利益。而本来反对袁世凯上台的日俄两国,在英美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宣布支持袁世凯。当年的中国正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也不愿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成为国际通缉令的禁区。何况,第二次国际刑警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发生的“临城劫车案”及大地震惊了国际。

1923年5月6日凌晨,山东峄县抱犊岗的土匪孙美瑶率众匪,折毁了津浦线临城至沙沟之间的铁轨,拦劫了国际联运京沪快车,并将包括39名英、美、法、意和墨西哥旅客在内的70多人绑架,其间还打死了一名英国人。孙美瑶制造这起案件的目的,是为他的哥哥孙美珠报仇。孙美珠在与北洋军冲突中丧命。

案发后,英、意、法、比、美5国公使连续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抗议,限北京政府3日内解决人质问题,否则将每隔24小时要求加赔款若干。美国甚至提出向中国出兵,日本报纸亦挑唆各国组织联军共管中国铁路。令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大惊失色,急与山东督军田中玉会商对策,一面派人与土匪谈判,一面派兵围攻抱犊岗,解救人质。最后孙美瑶同意受招抚,释放了所有人质。孙美瑶被收编变身北洋军军官。不久,孙美瑶被诱杀,部下被北洋军消灭。

警察与国家一样古老,通缉令也与警察同龄。在中国,通缉令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名将伍子胥卷入一场政治斗争,其亲属尽数被杀,伍子胥脱逃。为了追杀伍子胥,楚平王命人制作了伍子胥的画像,张贴到全国各地,悬赏捉拿。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也较著名的通缉令。

而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通缉令,是1973年甘肃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这是由朝廷丞相与御史府共同签署的文件,记述了汉宣帝刘询甘露二年(公元前五十二年),张掖郡地方执行朝廷通缉在逃要犯命令的情况,一个名字叫做“外人”的畏罪潜逃者被通缉。通缉令的前半部分介绍了通缉犯的姓名、性别、形貌、犯罪事实等基本情况,后半部分责令详加侦察询问。

从古至今,沧海桑田,人间巨变,通缉令制度却一直延续。并且中外概莫能外。可见犯罪现象与人类社会共生,警察与犯罪相伴,并将恒久共生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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