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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第二厅是1946年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新成立的国防部所属的一个部门。它是在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的基础上扩大改组而成的。由于军令部第二厅是国防部第二厅的前身,两者在人事上和业务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把军令部第二厅的概况较详尽地写述出来。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大本营,以原参谋本部为基础,扩大成立大本营的第一部掌管作战。第一部设一、二、三3个厅,分掌作战、情报、人事与陆大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不到半年时间,国民政府丢失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和华北、沿海各省的大片疆土。直到1938年撤退到武汉后,才急急忙忙建立战时体制,将大本营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军令部系原大本营的第一部,部之下仍设三个厅:第一厅掌管作战;第二厅掌管情报;第三厅掌管总务-人事、会计和陆大教育等。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作为掌管战略情报的军令部的第二厅,是抗日战争期间最高的军事情报机构。它与第一、三厅一样,既是部长的幕僚,又区别于第一、三等厅,还是执行的机构,直接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搜集。正由于这个特殊情况,第二厅自成立起,就与军统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军令部第二厅的成立和军统的渗入 军令部第二厅首任厅长是徐培根上将。厅本部设四个处。第一处处长吴石中将,主管日本情报;第二处处长郗永绥(郗恩绥中将),主管国际情报;第三处处长郑介民中将(同时兼任军统局书记长),主管国内情报;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少将(同时兼任军统局电讯处长)主管情报电讯。正由于军令部第二厅不仅是部长的幕僚,还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执行机构,所以除了厅本部四个处以外,还需要在全国各地和国外设置面很广的外勤组织。

军令部第二厅是在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时仓促成立的。它既无人员,又无机器。要在短时问内建立起自己的谍报网谈何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凭借外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戴笠拥有一整套搜集敌情的必要手段。

军令部第二厅成立之初,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非常需要戴笠军统局的帮助才能支撑场面。而戴笠是蒋介石手下最大的情报首领,如今插手军令部,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军令部第二厅成立的第一天,戴笠就把大批军统特工塞进了该厅。

军令部第二厅的第一、二两处虽是新建的机构,但是第一处可以利用各野战部队的谍报机构搜集日敌情报,第二处可以利用各驻外的武官处搜集国际情报,并在这些基础上再图发展。唯独第三、四两处,在国内情报和情报通讯方面是有头无肢,无人无机,无法展开工作。厅长徐培根对此束手无策,戴笠就乘机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和魏大铭分掌军令部第二厅的第三、第四两个处的工作。

蒋介石便让郑介民、魏大铭率领一批人进入军令部第二厅。按规定,在军令部担任参谋以上的人员,必须具有军籍。郑介民是黄埔军校二期出身,当然不成问题;魏大铭则不合格,但由于蒋介石的亲自批示,还是照样担任第二厅第四处处长之职。从此,军令部第二厅的国内情报和情报电讯两项业务,自始至终牢牢地控制在军统手中,从未易手,这是蒋介石的需要。反之,蒋介石却不容许军统组织再去抢占对日、对苏以及一般的国际情报业务地盘,而是利用其他的派系力量去搞,以此来制约军统势力的过分扩张。

二、军令部第二厅历任厅长

徐培根上将(1938年4月-1939年9月)、杨宣诚中将(1939年10月-1942年12月)、郑介民中将(1943年-1946年)

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机构

1、中苏特种情报合作所

2、中苏特种情报合作电台

3、监督电台(专门监听己方部队机构)

4、通讯总台

通讯总台是第二厅谍报通讯的中心,负责与外派的分台之间的联络事宜。总所各谍报分台的派遣,除少数独立分台外,一般均配合谍报组工作,故其分布情况大致和谍报组的布置情况相一致。其分台的数量,随着国内外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增加。在抗战结束前夕,按地区说,可以分为蒋管区、敌占区和国外三大类。

5、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

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汪政,系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早年担任过军统局湖北省站的通讯员。学员毕业后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6、通讯人员训练班

班主任由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兼任。该班毕业学员均分发在通讯总所工作,有的在总所担任报务或机务工作,有的外派建立谍报分台。

7、电讯总队

8、通讯总所

通讯总所主持第二厅谍报电台的组织和派遣,并负责通讯总所重庆的总台与驻外各地派遣的分台之间通讯联络事宜。总所的工作由第四处第十四科负责指挥。总所的前身是第二厅的通讯总台。自1940年起,第二厅派往外地的分台逐渐增加,为适应负责组派电台的任务,1940年在重庆的复兴关附近大坪新村成立军令部第二厅通讯总所。首任总所长由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兼任,副总所长由金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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