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由人民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已经面世。

这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由戴秉国前国务委员用在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积累的经验、感悟和智慧书就,倾注了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乡土的赤诚之心,对外交外事从业人员以及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公众来说,是一部珍贵的教科书。

这部回忆录,读起来既“近”又“远”。

“近”的是,戴秉国前国务委员在他事业巅峰期所属的那个十年间(2003-2012)践行的和平发展原则,持续、深刻影响着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可能轻易从中国的肌体上抹去。

和平发展的外交原则,在那个十年被戴秉国身体历行地落实到战略对话这个策略工具上。戴秉国用回忆录的大多数篇幅记述了他在外交部领导、国务委员任上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就朝核、台湾等问题作为中国特使穿梭各方之间的特殊经历。这些经历以大国关系、热点外交为基本框架,勾勒出中国外交在那个十年间逐步走向成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印迹。

引用戴秉国在回忆录中最提纲携领的话来讲,就是:“通过我们与主要大国间架起的战略沟通的桥梁,增进了我们与对话方的战略互信,或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发展方向、战略意图、政策走向等的认识,或减少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疑虑,他们的‘中国观’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从而积极影响了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推进了与对话方的战略合作,推动了重大外交难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和核心利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安宁与发展,改善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

那个十年的中国外交,前所未有地做到了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用世界的和平发展反哺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价值是已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中国今后需要保持的成果、坚守的方向。

对于正在引领、影响或参与中国完成大国和平崛起最后冲刺的人们来说,戴秉国回忆录记录的外交史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传承。在未来道路上,无论中国变得如何强大、自信,都需要像戴秉国在书中写道的那样,更加懂得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远”的是,戴秉国的文字一路从记忆深处走来。

开篇第一章,戴秉国回顾了他是怎样从深山走进城市、从大学走入机关、从青涩走向成熟——“这个时期对个人毅力和品格是严峻的考验”,“对于我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非常宝贵,它大大增进了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感情”。这样的情感对每一个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的人都是必备的前提,使我们知道每天付出的辛苦都是为了谁。

从1941年在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出生,“18岁那年”“走出大山”,到1966年进入外交部苏欧司,1973年结束在苏联长驻回国,到1995年奉调中联部,2003年回外交部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部长,2008年出任国务委员,再到“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跨越72年的不仅是个人的心路历程,更有个人背后的国家历程。

在回忆录中,戴秉国“漫漫长路再回首”,谈了他对长期参与对苏工作的体会。这份记忆十分沉重,承认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陷入“意识形态至上”的陷阱,中国正是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辟了外交工作新局面。戴秉国写道,凡事都要讲辩证法,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为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机会,在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后,我们又适时把改善同苏联关系提上了日程,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实际、更成熟、更完善。

戴秉国特别提醒我们,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这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当下中国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包括谋求与美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又何尝不是与那个时期在全力维持“大三角”平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谈一脉相承、异曲同工?面对当下中国外交基于国家实力变化和利益转换而必然要在不同大国对像之间产生的迟疑、困惑甚至摇摆,我们所要做的,不应是退回到某个年代,像一个身居超级大国夹缝的弱国那样左右逢迎,而是密切结合时代特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建立自己的支轴,做大国关系的运筹者、协调者、引导者。

戴秉国在书中提炼:“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外交”。他说他十分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讲话---“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精神难道不需要外交工作者深入领会并在现实外交方略中加以体现?

戴秉国不忘与读者分享他对前苏联解体的看法,并且写下他的告诫:“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长期保持一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切不可急躁冒进,也要不可取得一点成绩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丧失警惕性,成为下一个苏联。”这段话读起来发人深省,不仅适用于内政,也同样适用于外交。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生活泛物质化、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许多家国记忆正在远去,日益模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必要尽一份心意,让它们重新鲜活起来,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经验也好、教训也好。

2008年12月11日,刚出任国务委员不久的戴秉国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时,略带伤感地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初中同班的52个同学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六个兄弟姐妹中,生活在农村的三个也早于我而永远地走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真正繁荣富强起来的道路还很漫长,万里长征才走完了几步啊!”

年长者容易陷入回忆,身负领导责任的年长者却必须与身体和精神衰老的自然规律对抗,把更多心思放在为后人铺垫未来上。在回忆录的第156页,戴秉国发表了一张自己小孙女的满月照片。老人曾把这张照片拿给刚刚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看,意在提醒她“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繁荣幸福的未来”。戴秉国充满人情味的举动给“女强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即将卸去国务卿职务的她与戴秉国重逢时,还常主动提到。

这就是戴秉国的家国情怀,这样近、那么远,近到其宝贵经验仍然并将继续通过世间发生的事情得到印证,远到其眼光可以投向大多数寻常人目不所及的未来。

参加过戴秉国主持的外交对话的人都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主宾—无论是政要还是学者,面对他的气场和内涵,无一例外地长时间倾听,不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

戴秉国前国务委员选取战略对话作为回忆录的主题,用意深邃,为向后人传道授业确立了一个绝佳的角度。他在强调沟通的重要性:“根本目的是增进大国间的战略信任,促进彼此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增进彼此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造福于全人类”;“战略对话注重的是同对话伙伴的智慧、思想的战略沟通与交流”,“重在对话的战略性,特别是战略的针对性”,“要想找到战略共识,很重要的前提是,对话双方都能正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思想观念、方针政策、行为方式等,都力求适应这种变化”。

这又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情怀。“只要大家都不结盟、不争霸、不称霸,彼此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世界才会变得比较安宁,大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老百姓的日子才更好过。”“我不敢说,这些话我的那些对话伙伴们都听进去了,都相信我们说的了,但至少部分地听进去,部分地相信了。”戴秉国的“喋喋不休”是那个十年中国外交突出的、温情的标志符之一,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可能要被帖上理想主义的标签,但在全球化和大国政治复苏的今天却又显得非常现实。

在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不同国家间高度相互关联并可确保相互摧毁的今天,战争已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办法。存在战略矛盾和根本分歧的大国之间对话停摆,将是和平难以承受之奢,只会加剧敌意,加大误判和冲突风险。通过战略对话,各方克制住对抗的冲动和民粹的干扰,走出相互猜度的“黑箱”,在涉及核心、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坦诚相见,妥善制定方略和政策,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总有人想把大国关系拉回到结盟对抗的时代,也有一些国家行为体在现实国际政治中“身子虽进入21世纪,脑子仍停留在过去”,固守意识形态、集团阵营划线的旧逻辑,坚持用“零和”思维打量世界,人为地挖掘“修昔底德陷阱”。战略对话的一大作用,便是牵制他们的影响。(晓岸)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