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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前的列强俱乐部中,日本是唯一一个非欧美、非白种人国家成员。同时,在二战前的东亚各国中,它又是第一个认清世界大势,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国家。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已经开始有人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形成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明确了利益线和主权线相辅相成的地缘政策。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却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这个漏洞从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二战中将日本引入灾难的深渊。

近代国家战略的变与不变

对欧美列强而言,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这种延续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结盟关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变革的一脉相承上。但是,对日本而言,二战与一战却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一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不同则在于,正如笔者在本系列《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意大利篇》中已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在一战前是德奥阵营的一员,开战后临机反水,加入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意大利本想再次成为一个战略砝码,但判断错误,越陷越深,最终被迫沦为德国的附庸。正是这种追求成为战略砝码、待价而沽的策略,形成了意大利的战时行为与战前行为的巨大反差。

日本则不然。一战前,日本是以日英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日本以德日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加入的是轴心国阵营。其战前规划和战时行动有高度的连贯性。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尺度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来,日英友好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支柱,而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则是希特勒崛起后的突发性事件。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不过,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审视这个转变,就会发现这变的背后恰恰是不变。

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如下认识的基础上:日本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匮乏、生产力滞后、社会结构落伍的后发国家。日本应本着“借力”原则奉行“搭车”战略,竭力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代理人,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成功地扫除了地区内的竞争者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标志着日本对地区外竞争者的胜利。再加上一战中对德宣战带来的巨大收益,日本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五强之一,其海军力量更入围世界三甲之列,标志着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巨大胜利。

但是,大英帝国在一战后步入了衰落期。德国虽然蒙受了一战的惨败,却在战后迅速实现了国家复兴。同时,美国竭力促成了日英同盟的终结(本系列美国篇会有具体阐述)。就此,日本军政界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大英帝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的时代里,德国将称雄欧洲,甚至称霸世界。但是,德国归根结底是一个陆权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很难像大英帝国那样迅速制霸七海,却很容易动摇欧洲列强的根基。既然如此,日本何不追随德国,充分利用德国崛起的机会,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呢?

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日本对强弱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从结局上看,日本的赌注显而易见地押错了方向。但是,跳开倒看历史的后见之明,要说清日本在二战中的大战略失误,却并不简单。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日本的判断可以说是一正一误。正确在于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判断,以及其对德国再崛起必然进一步削弱老牌殖民国家,从而为日本释放扩张机会的判断。错误则在于对德国国力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丧失了大局观:德国固然在崛起,苏联和美国也在崛起。伴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再加上其盟友法国的连带性衰落,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高度无序的状态。德、日、苏、美四强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中间还夹着一个不自量力想四两拨千斤的意大利,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但仍保留着相当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可以独自完成排除竞争者、取大英帝国而代之的历史霸权更替。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具备可以独自完成辅佐大英帝国击退挑战,进而完成霸权禅让的能力。不过,只要联盟得当,前述两个任务都有可能完成。则左袒还是右袒(编注:见于《史记·吕后纪》,左右袒,即裸露出左右臂。露左臂表示支持某一方,露右臂表示支持另一方)将决定与谁联盟,与谁结盟又将直接影响胜负结果。

这就意味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二战,其胜负恰恰不是由单纯的军事战略和技战术决定的,而是受国家战略的深刻影响。既然日本从甲午到一战,始终保持了国家战略的成功运作,按理说,其在二战中的表现应当不至于太过糟糕。可是,实际上恰恰形成了“明治的辉煌”与“昭和的迷乱”的巨大反差。究其因,其实早在明治的辉煌中,就已经埋下了昭和迷乱的因子。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明治天皇

“国务”与“统帅”的对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编制和兵力规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决定。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统帅权独立”传统,等于是将军事体系和文治政府列为平行关系。同时,作为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明治宪法又将天皇进行了“虚君”化的处理,使得天皇并不直接治理国政,其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只表态,并不直接进行前台运作。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了文治政府的决策范围。

即便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全球性战国时代,也不应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教诲:战争永远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脱离了目的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克里蒙梭又说:“战争是如此重要,决不能任由军人决定。”日本的认知错误就在于,过于强调了军事斗争的内在逻辑,忽视了驾驭军事斗争的政治逻辑,从而造成了军略凌驾于政略之上的态势,进而埋下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伏笔。

在明治时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在这些人身上,还看不到文武对立的严重痕迹,但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陆军总参谋部全力推动战争前进,事先不仅未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甚至没有与海军进行协商。大本营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后只有依靠其与天皇的特殊关系破格列席大本营会议,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缘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伊藤博文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要员大多有军方背景,且威望足以与军方要员匹敌,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统御文武两大系统,从而进一步掩饰了日本制度设计的缺陷。进入后明治时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且深远的变化。大正天皇长期为病痛所折磨,昭和天皇则性格柔弱,都无法再像其明治先祖那样积极有效地统御军政体系。同时,从社会构成的角度上看,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化,传统的一套“四民(士农工商)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在新时代,不仅人人可以有姓,而且人人可以自由择业,无须再受限于血统出身。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造成文武人员之间的壁垒越来越森严,有威望的文治领袖则越来越少。不仅如此,日本长期奉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现役军官制度,只要二者中有一个辞职,而其所属军种拒不提供后继人选,内阁就要垮台。不知不觉间,内阁逐渐沦落成军队的行政、财政事务办公室,日本俨然形成军队拥有国家的态势。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以俄、法、美三国为假想敌,制定《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前者决定日本的假想敌和所需兵力,后者则规定具体的作战内容。其制定过程非常值得注意。最初由陆海军的最高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协商制定初稿,继而分别与各自的最高军政长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协商,待军令、军政机构及陆海军之间达成一致后,将修订稿上奏天皇御览,天皇再转交内阁总理大臣,由后者向天皇面陈行政、财政上的问题。然后,天皇再将计划书和意见书一起交给元帅府(由陆海军中的元老组成的直属天皇的军事顾问团)阅览。最后,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在元帅府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在这个流程中,内阁对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明治时代,全赖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的两面努力,但此后则人亡政息。相反,军队则高调介入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形成了霞关外交(霞关为日本外务省所在地)与军人外交相对立的格局。一战后,文官系统内部有人提出建议,建立直属内阁的中央级情报局,统一外务省、陆海军、大藏省情报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是,时任首相的原敬却无奈地说:“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方案。”“陆军军阀、海军军阀都非常任性,要统一他们的情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身为总理大臣,也无能为力,很伤脑筋。这个方案中的情报局长不知谁来当,我看也干不了三天。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外务省设立强大的情报部,大力进行情报搜集、交换、公布等活动,这个办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这样办吧!”于是,外务省成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陆军则抢在外务省情报部活动前,又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班子,等于将手又直接伸向舆论操练领域,进一步剥蚀内阁的权限范围。

不过,正是在原敬任期内,原敬及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洞察了此中弊端,出于更好地对外扩张的目的,二人决定联手改变现状,推行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原敬以殖民地改革来投石问路,变宪兵制度为警察制度,并打破只有军人才能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的垄断,逐步扩大政府的权限。其最终目的在于打破统帅权独立,形成国务对军事的统御。这就等于要在天皇与军队之间插入政府,由文治长官代表天皇管理军队。这个举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还是被激进势力所察觉,从而发生了原敬被刺的戏剧性事件。原敬死后,田中义一孤掌难鸣,日本唯一的一次政体改革于是宣告失败。在狐假虎威的统帅权面前,“国务”不得不继续扮演家仆、婢女的身份。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一旦改革失败,反改革势力就会反攻倒算,不仅改革成果被剥夺,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反向波动。

如上所述,原敬内阁让文官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本来是一个打压军部势力的举措。可是,由于其改革在最关键的一点——消除统帅权独立——失败了,从而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海外驻军援引统帅权独立原则,不仅不把文官系统放在眼里,连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视前者如草芥。结果就是,情势变得更加混乱。

受此影响,日本军队内部的一个优点开始迅速转变成缺点。

这个优点就是,日本陆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就实现了军政、军令系统的独立,这一点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助力极大(详见《复盘甲午》一书《军事转型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由于国务统帅地位的丧失和国家战略的缺位,使得政略、军略之间的分裂迅速扩展到军略内部。这种分裂先是体现为陆海军的对立,继而又形成各自内部军政、军令系统间,军政、军令系统内部各部各课间,以及中央部门和海外现地驻军之间的对立日深,终成盘根错节、互相掣肘之局。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甲午战争

和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日本军队也跳不出军种藩篱的通病。如果有正确且强有力的国务领导,这个藩篱可以激发军种间的良性竞争。反之,则往往成为内耗的起点。日本陆海军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注脚。

明治初年,日本效法同为岛国的大英帝国,以“海陆军”为标准军政用语,俨然是想扮演远东英吉利的角色。但很快日本高层就意识到,时代大势已发生剧变。日本虽然与英国一样,都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巨大岛国,但是,在经历数百年的大洋角逐之后,海外殖民地基本上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日本已不可能再机械复制大英帝国的成功道路。相反,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铁路与煤钢复合体经济的结合,宣告了陆权的复兴,而清王朝的战略无能刺激了日本的西进之梦。明治精英终于认清一个事实,如日本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衰落期置帝国根基于东亚大陆之上,则历史留给日本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

于是,自明治5年(1872年)2月28日起,日本就抛弃了学自英国的“海陆军”官方用语,而改用“陆海军”。明治19年(1886年)3月18日,日本又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总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明治22年(1889年)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的明治26年(1893年),日本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军令部两峰并峙的格局。这显然不利于战争中的一元化指挥。弥补的方法是设立战时大本营,由陆军参谋总长出任实际上的战时总参谋长。这个做法在甲午战争中维持了军事行动的一元化领导,却不能确保和平时期维持陆海军协同一致的军令指挥。战后,海军对陆军的指手画脚非常不满,进一步谋求独立性,以至于修改了大本营条令,使得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于平行关系,均直接向天皇负责。这就使得战时的一元化指挥亦付诸阙如。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进入大正、昭和时代后,陆海军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取预算,陆军始终坚持以与俄国进行大规模陆战的标准扩军,海军则始终坚持以与美国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标准扩军。与此相对应,在国家战略上,陆军主张北进,先经略满蒙,再彻底击败苏联的远东势力,建帝国雄基于东亚大陆之上。海军则主张南进,伺机夺取关岛和菲律宾,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实现帝国发展的自给自足。站在日本帝国的立场上,二者可谓各有道理,但国家战略强调次序和资源分配,注重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的统筹。在天皇与内阁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有和稀泥,和稀泥的结果就是既不敢得罪陆军,也不敢得罪海军,而只能含糊其辞地声称,日本的帝国战略在于:“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假想敌设置则同时以美苏为对手,兼防中英,等于是将北进和南下放在并列位置上,四面树敌,多线作战。

而陆海军之间很少沟通不说,还经常互相封锁消息,处处争夺资源,事到临头再进行陆海军高级参谋协商,等于是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至此,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一旦分裂与恶性竞争成为准则,就会像疫病一样蔓延,最终无法控制在军种之间。进入昭和时代后,参谋总部与陆军省,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也开始产生纠纷。再延伸下去,前述四机构内部的各部、课之间,也屡起冲突。在日本陆军内部,围绕是否推行“下克上”的暴力干政行为,产生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化,在机构上则有参谋总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间的大对立,以及各机构内部的小对立。在日本海军内部,围绕华盛顿和伦敦两次国际裁军会议,则有“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分化。前者主张英美协调论,认为应接受国际裁军会议的分配比例,满足于维持对美60%的海军实力。后者则以英美为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头号敌人,力主维持70%的实力,并宣布“条约派”人士为国贼,不惜以暗杀手段进行清除。一时人心惶惶,连山本五十六也面临死亡威胁。米内光政为了保护山本,只好将之外派为联合舰队司令,以躲避东京激进政治的旋涡。

二战史鉴: 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

于是,日本连统一的军种战略也丧失殆尽。

至此,日本不仅国家战略缺位,军事战略又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军种战略取代军事战略,军种战略又分化瓦解的局面。

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陆军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怪人物。这个人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大战略奇才,同时又是全世界战略家中思维最不稳定的一位。他代表着日本二战前国家战略调整的最后机会,他的失败则预示了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结局。这个人,就是备受争议的石原莞尔。(未完待续)

本文经《世界军事》授权转载

作者:王鼎杰 编辑:马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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